清朝垃圾奏折背后的玄机 高语境文化与语言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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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等。

于是乎，许多网友发挥了他们卓越的“共情能力”，遥想当年大清皇帝批阅这么多毫无信息量的“垃圾奏折”，内心会是多么的崩溃。

然而，存在即合理，所以事实果真如此吗？

高语境文化

大家之所以会以为这些都是“垃圾奏折”，清朝君臣都是一群戏精，是因为我们身处高语境文化之中没有发现。

高语境文化（high-context culture）与低语境文化（low-context culture）由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976 年在《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

根据霍尔的观点，在高语境中，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于交际者个人，很少出现在编码清晰的信息里；在低语境中，情况正好相反，大量信息都要靠编码清晰的信息来传递。

我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言语本身编码展现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必须依靠更多的背景信息，才能破解其中的真正含义。

汉语也在中国文化之中，但随着时间流逝，对于古代所记载的话语，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语境，终归是难解其意的。

清朝的君臣都不傻。只是他们一定做梦也想不到，君臣曾经的那些互玄机暗藏的奏折，会成为后人集体嘲笑的对象。

情景语境和语域

我们知道，人类的所有语言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发生的。清朝官员向皇帝递交的奏折概莫能外。

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在对南太平洋新几内亚特罗兰布德群岛实地调察时发现，一旦脱离了语言活动的具体环境，要理解或翻译当地人所使用的语言根本是无稽之谈。

于是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指与语言活动直接相关的具体环境。

后来，他发现情景语境不足以解释语言活动的全部内容，又于1935年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的概念，指语言活动的整个文化背景。

上述两者影响深远。在功能语言学中，语境被划分为两个层面——语域（register）和语类（genre），它们就分别对应了这里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

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M. A. K.）和哈桑（Hasan,R.）最早对语域作了如下定义：“语域是一个语义概念，可定义为若干意义的组合。这些意义与语场（field）、语式（mode）和语旨（tenor）等情景因素的组合有着特别的联系。”

语场——指实际发生的事情、语言发生的环境，包括谈话话题、讲话者及其他参与者所参加的整个活动；

语旨——指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包括参与者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角色关系；

语式——指语言交际的渠道或媒介，如说还是写、是即兴的还是有准备的，包括修辞方式。

具体到这些奏折，我们就以直隶巡抚向皇上祝寿为例：

在该奏折的语域中，直隶巡抚接二连三想为皇上祝寿，而康熙让他不要来，这是它的语场。

奏折中的康熙和直隶巡抚是君臣关系，从社会地位上看，前者是后者的绝对上级，两者的语言要符合各自的身份。

因此，在奏折中两次提到为皇上祝寿，除了简简单单地希望蹭个热闹，也是借此机会向皇帝表明忠心，时刻不敢忘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从而增加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从语式角度看，奏折语言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康熙时期的奏折，起初只要求密告情报而不讲求形式，也不算正式文书，更像是皇帝的亲信与皇帝之间私人往来的信件。

直隶巡抚上奏希望向皇上祝寿本身就像微信消息一样，而皇上的回复也是以非常亲近的语气直接回复。可以看出，在这层语境中，直隶巡抚身处帝京，和皇上关系来往密切。

由此可见，“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两份奏折中祝寿还在其次，联络上下感情才是它们真正的用意。

文化语境和语类

语类是与语境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功能语言学家马丁（J.R.Martin）将语类定义为一种“有步骤的、有目标指向的社会过程”（a staged goal-oriented social process），是“用语言手段实现的、构成文化相当一部分内容的社会活动类型”。

语类与语域不同：语域是情景语境的产物，语类是文化语境的产物，语类层要高于语域层。它们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任何一个语篇都有自己的语域，而这个语域必然从属于某一个语类。

奏折语言属于单独一个语类范畴，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所支撑的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而这些决定了每一份奏折的表现形式。

关于奏折本身，它是清朝独创的一种官员给皇帝的机密报告，始于康熙中期，最初仅限于皇帝指定的少数亲信官员。雍正即位后，进一步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乾隆停止使用奏本后，奏折成为政府正式公文并制度化。

奏折所涉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奏事折、请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上面提到过的“刷屏狂魔”孙文成，他所不停发的就是请安折。

清代封疆大吏频繁地上请安折是制度需要。或许你会觉得雍正隔三差五就要回复他“朕安”是一件很烦人的事，但这在当时其实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清代地方大吏与皇帝交流，主要靠大吏上奏折，而后皇帝可以加以指示，和现在的钉钉，微信类似。地方事务繁杂，所以差不多每个月都需要上奏。既然谈正事，就要给皇帝请一下安。因此形成的习惯是“凡上奏折一匣，必附请安折一封，……请安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已”。

要知道，最初的奏折主要就是用作请安致贺的。之后奏折虽然逐渐用作奏事，但在正式言事前还是会先向皇帝问安。再后来，请安和奏事独立开来，每封奏折内就会另备一份请安折。

也就是说，这个杭州织造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请安折，不为别的，而是他有很多事要禀告，请安是附属于这些事的。这样看来，“刷屏狂魔”其实是个异常勤勉的人啊。

其他的“垃圾奏折”也一样，它们同属于当时文化语境下的一个语类，都是当时奏折制度的产物。虽然看起来有些搞笑和无厘头，实际是为统治者强化君权的目的服务的。有了这些奏折，皇帝能够在扩大知情范围的同时，也能通过朱批控制和鼓励官员。

而对于底下的大臣们来说，奏折是联系他们和皇帝的最为直接工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因而可以在里面汇报各种大小事件，并用极尽顺从谦卑的语言，显示自己对君王的忠诚之情。

在清朝帝国封建专制下，无论是在情景语境还是在文化语境中，这些“垃圾奏折”也在情理之中。

由此可见，网上流传的清朝“垃圾奏折”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垃圾。它们在当下或许可以博君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也就忘了吧。我们觉得有意思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当时的语境，而不是清朝君臣全是不正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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