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如何“塑造一个新自我”

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赵慕宇

戊戌变法后的赴日避难，既是梁启超一生中的惊魂时刻，也是他“拥抱”新世界的契机。梁启超传记的第二册《梁启超：亡命（1898-1903）》，也是从此处起笔。在作者许知远看来，“它（流亡）助你抛弃习惯的窠臼，拥抱新思想与新感受，塑造一个新自我。”这个论断，无疑表露出梁启超的震颤、失落与改变。

《梁启超：亡命（1898-1903）》 许知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五千两之头颅

康、梁变法，寄希望于光绪帝，然而，随着宫廷政变发生，慈禧太后重掌权柄，以六君子为代表的革新人士，遭遇毁灭性打击。康、梁等人只得寻求政治庇护，流亡海外。当梁启超找到日本大使林权助时，彼时的前首相伊藤博文，明确表示支持梁启超东渡，并称赞道“这个年轻人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奢侈的灵魂。”

相反，清廷对维新派的追杀不遗余力。康有为辗转多艘船只，最终逃出生天；而梁启超顺利得多，不久便登陆日本，开启流亡生涯。其后，清廷为捉拿二人开出赏金，分别是一万两与五千两，且无论是死是活。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日本方面愿意帮助梁启超？他在日本安全吗？

近代时期的日本，无疑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这一点无可洗白。明治维新后，日本已明确表露出对中国的战略企图。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路线”之争，亦即所谓的“军事占据”和“和平演变”。

实际上，日本在官方扩张的背景下，存在“亚洲主义”的政治流派，以东亚会、同文会为代表的团体，试图鼓动清朝在野的革新力量，改变乃至推翻清廷，使中国摆脱危机，维持东亚局面，最终利于日本进行下一步的侵略和统治。因此，在近代革命史中，不乏以日本人、日本国为线索的革命援助活动，梁启超的政治避难，也便与此有关。

甲午战争后，清廷对日本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是自己居于“老大帝国”的高位，不愿接受和承认对“蕞尔小邦”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迫切引入“东洋经验”，加速强大，以抵抗欧、美列强。比如伊藤博文访华时，便有动议欲聘其为导师，指导中国革新。显然，痛恨与艳羡，同时发生于晚清，清廷希望迅速学习，更渴望反败为胜。

梁启超对日本的看法，与此类似，不过其学习成分远大于仇恨。梁启超其后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并发刊100期，在日诸人提供了比较宽裕的环境。同时，他也开始学习外语，通过日本译介，了解、学习和研究了更多的西方学说，这对于梁氏思想的成熟，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许知远评价道“在学习东学、效仿明治和结交日本等方面，梁启超都堪称近代中国人的代表。”是十分恰切的。

当然，以梁启超的思维能力，他在后来也认识到日本的“狼子野心”，他说道：“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倭人也。”

在日期间，梁启超创办了影响极大的《清议报》，作为当年《时务报》的延续，也是维新事业的阵地。他开始使用笔名“饮冰室主人”，此名取自庄子“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意在不放弃革新的事业。与此同时，他与诸位革命同仁，意气相合，多有实践，这也引出梁启超这段时期的另一种面目——为保皇会与革新事业，奔走呼喊的演讲者和募款人。

《清议报》

悲欣交集海外游

许知远在梁启超传记的前两册中，展露出他的写作特色，或者说是一种“野心”——通过梁启超，我们不仅认知到一个伟大灵魂的悲喜起落，更能用叙述的碎片，去再现一百年前的时代，让我们了解当时的环境，更易理解时势对人物的影响。以此言之，这部传记也不止于生平思想，更有对历史文献的筛汰和时代语境的还原。

自1898年逃亡始，梁启超五年间的足迹，遍布日本、夏威夷、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梁启超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宣传革命思想，募集革命资金。客观上，他极大丰富了眼界，尤其是对于海外华人群体的观察和思考，促进了思想的变革，也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闻。

梁启超广泛游历，身体力行输出革命，海外华人是给予其支撑的重要群体，而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正如书中所叙述的情形：“他们（保皇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生，而是由蒸汽船、铁路、电报、报纸驱动的全球化浪潮的冲浪人，将散落在横滨、槟城、墨尔本、旧金山与温哥华的裁缝、橡胶园种植工、矿工、洗衣匠与餐馆老板、地下帮派联结起来，织成一张人、金钱、信息的世界网络。”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华人虽已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能力，但也很难摆脱被区别对待的命运。于是“这也催生了政治意识的觉醒。一些敏感的头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的身份，思索着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尊严。对于一些华侨来说，梁启超正代表这种希望。”

梁启超每去一处，往往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妥善的招待，可募款进度却不如人意，比如在澳大利亚，他计划募款5万镑，实际所得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革命，身处海外的梁启超，只有两个手段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一是办报写作影响舆论，二是募款支持革命行动，对于后一点，梁启超时常自责不已。

当然，募款不利的要素很多，我们也不宜对海外华人有过高期待，他们的处境自有苦衷。比如梁启超在美国便发现华人“是一帮离群索居者……由于几乎不能跨越的种族、肤色、语言和思想的鸿沟，他们不被白人所喜欢”。甚至“他们把自己的病人赶出去死在街上，他们的麻风病人挤满了我们的监狱，他们操纵了本城的劳动力市场”。这种被歧视排斥的境遇，梁启超也曾切身经历——当他第一次想经由夏威夷前往美国时，正好赶上鼠疫流行，美国便禁止黄种人入境，仅凭肤色便遭到了“次等人”的待遇，这一事件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梁启超所去之地，多为英属殖民地，这也让他意识到，19世纪初，中国在它的周边海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可百年之间，世界的形势面目全非。由此，他提出“过渡时代”的概念，在他看来，过去的二百年，欧洲处于变化迅速、不断膨胀的过渡时代，相反，清朝则进入停顿时代。过渡时代有一些鲜明的特征，比如政治上，人民不满专制之政；思想上，开辟新学界替代旧学说；风俗上，研究新道德替代繁文缛节。不难发现，此时梁启超的革命思想，实则与其后的诸多纲领，已有异曲同工之处。

历史由人书写

辗转海外的经历，令梁启超意识到，只有转益多师、勇于突破，方能开创新的局面。于是，他一方面畅想未来，一方面回顾历史。

关于前者，他创作了一篇未曾完结的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有限，但对考察梁氏思想很有帮助，他设想，中国遵循革新规则走向富强，协同日、菲等黄种人，对抗欧美所代表的白种人，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也许，这也是他对海外生涯的另一种回应。

关于后者，梁启超在《清议报》之后创办的《新民丛报》中，连载《新史学》，展开批判性思考。他认为中国虽有记录历史的传统，但过去的历史，是二十四姓的家谱，书写者是一朝一代的书记奴隶，他主张记录变化与进步，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历史的价值。

梁启超的史观，在乎群体的意义，但也特别重视英雄人物，毋宁说，他希望群体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体，而英雄人物是召唤群体觉醒的关键。尤其在变革期，英雄人物更为重要。

由此，梁启超开展对人物和历史的写作。他率先写作《南海康先生传》，盛赞老师为“现今之原动力也，将来之导师也。”认为康氏是前所未有的自信家、冒险家、理想家。众所周知，康有为对梁启超既有师资之尊，又是其革新思想的领路人，不过，后期二人虽然仍称师生，但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

对于李鸿章，梁启超也贡献了真知灼见，他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他对这位维新派重臣，抱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对他敢于革新建设，忍辱负重，有着极高的评价，而不是仅以一句“卖国贼”概之。梁启超说：“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联系到梁启超其后又为王安石作传，不难发现，梁氏对“实干”“变革”有着非同寻常的侧目。

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梁启超写作了著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指出，理想的学术应当保持交换与融合，由此，他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思想学术，展开了分期、讨论和批判，他最推崇战国末期的思想，称赞其为“全盛中之全盛”，这一时期学术所表现出的内分、外布、出入、旁罗，正是梁氏心中的理想状态。

1898年到1903年，是梁启超的流亡时期，也是其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学习期，更是其思想转变的积蓄期——他在读万卷书后，终于也实现了行万里路。下一步，他将去向何方呢？他所关心的国家又将有何变化呢？我们有理由期待许知远继续书写的梁启超传记第三册问世。（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