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当年从美国回来，到底有多艰难？

作为清华大学第七届庚子赔款20名留美公学生之一，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获得航空硕士后，又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与其同时，他成了科学大家冯·卡门最为器重的学生。

1939年，在钱学森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的时候，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了。

这一年，钱学森仅仅28岁。

但更牛叉的经历还在后头。

34岁时，钱学森作为美国上校赶赴德国提审纳粹科学家普朗特和“火箭之王”冯·布劳恩，二战时期冯·布劳恩曾有个杰作——让英国人闻风丧胆的德国V1、V2火箭。

35岁时，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终身教授，一般情况下获得这一教职往往需要20年时间。

1950年前，因为卓越的学术成就和科研能力，钱学森在美国曾长期拥有最高级别的安全通行证，并参与绝密的军事项目研究，享有在五角大楼自由出入的权力——

但再好的科研环境也难抵来自祖国的召唤！

对异国游子而言，1949年的深秋是极其特殊的。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和五天后的中秋团圆月交相辉映，对新中国的憧憬与强烈的思乡交织在一起，在异国学成游子的内心深处，那是渴望回家的时刻。

钱学森艰难归国，严格意义上讲从那个时候在内心就已经开始了。

1950年的一天，钱学森找到当时加州理工的院长杜布里奇并他说：“你知道我在中国有年迈的父亲。我很久没有见到他了。当然，打仗时我是不能回去的，但我现在也许可以回去了。我只请一段时间的假。”

杜布里奇同意了。

然而，当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得知此事后，当即表示了反对：“哦，不行，我们不应该让他去中国。”

海军次长的意见一发出，美国当局随即开始指控钱学森为共产党人，意在阻止他顺利回国。

1950年6月6日，钱学森还在洛杉矶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里工作，两个陌生人突然而至，他们出示的证件为联邦调查局。

来人宣称，有足够证据表明，早在1939年钱学森就已成为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第122教授小组的成员。据查这个小组中有一个化名“约翰·M·德克尔（John M. Decker）”的党员，联邦调查局确认“John M. Decker”就是钱学森。

就在联邦调查局派员盘问钱学森的当天，加州理工收到美国第六军团本部的秘密信件，军方要求校方从此严禁钱学森从事任何与美国军事机密相关的研究工作，同时吊销钱学森的安全许可证。

据说，为此海军次长特意致电美国司法部，并在电话中说了那么名言——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由此一来，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

结果，灾难性的一天很快就来了。

1950年9月7日晚，钱学森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

随后，钱学森被关进洛杉矶以南圣佩德罗湾一个叫特米诺岛的联邦调查局拘留所。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四周是海，与外界隔绝。

钱学森被捕后，立即获得了郭沫若、李四光、钱三强等近两百名科学家的抗议声援，但即便如此，钱学森还是遭受了15天的牢狱之灾。

在这15天里，钱学森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为了让钱学森无法睡觉，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如此痛苦经历让钱学森在15天里暴瘦了30磅。

所幸，在导师冯·卡门募交15000美元保释金后，钱学森最终被保释回家。

然而让钱学森没想到的是，从监狱中出来，一场更加漫长的噩梦正在等着他。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移民局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钱学森必须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市界，必须申报。

还有更让人难以承受的。钱学森一家几乎二十四小时处在特工的监视中，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就连上街，后面也会时刻有特工尾随。

其实，这就是密不透风并且漫长的软禁。

美国人此举十分阴险，除开高压监视对人精神意志造成的摧残，更致命的是长期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钱学森这样一个搞尖端科技的极有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废人。

因为他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领域，而他又是被完全封闭的。

但在这漫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学森却足以称得上最可敬的中国人，最可爱的中国人。

为了尽量避开美国当局的监视，钱学森不断地搬家。每次租住到一个地方，租房合同他往往只签一年，到期之后立刻搬家。

那几年，钱学森的家里一直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剩下的就是三只随时随地可以拎回国的手提箱。

在学术上，为了在软禁期间不被时代抛下，成为将来的废人，钱学森把磨难暂且搁在一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程控制论这一新领域中。三年后，三十万字的《工程控制论》就这样写成了。

1955年，转机终于出现了。

5月的一天，偶然间，钱学森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报道，更关键的是他在那则报道中发现了一个老熟人——那是一则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报道，观礼名单上有一个钱学森熟悉的名字，陈叔通。

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不仅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还是钱学森老父亲的至交好友。

对钱学森而言，看到这个熟悉的名字就像突然推开了一扇门。此前，他想和祖国说出自己的心声，但一直苦于无门无路。现在好了，只要能给陈叔通写一封信，自己的心声，祖国自然就能听到了。

更重要的，此时的钱学森太需要祖国的帮助。

然而，在全天候的严密监控下，让祖国顺利收到自己的一封信，谈何容易。

与惊心动魄的谍战情节比，钱学森接下来的写信、寄信故事丝毫不逊色。为了让祖国听到自己的心声，为了获得祖国的帮助，钱学森就像一个高智商的谍战人员，步步精密计算，处处留意细节。

那封信就像一颗经过精密计算并且成功发射的导弹。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用一手繁体字端端正正地在一块烟纸上写下了那封至关重要的致陈叔通先生的信。

信的全文如下：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 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信写好后，直接寄当然不可能，加之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先生的通讯地址，因此这封信只能想法先让自己的老父亲顺利收到，然后再请老父亲代转。

为了让老父亲顺利收到这封信，钱学森巧妙地用了一个障眼法。

他让夫人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笔迹，给侨居比利时的妹妹蒋华写了一封信，给陈叔通先生的那封信正藏在这封信里。

因为信封上是儿童笔迹，加之收信地址又是比利时，这种信中信自然能麻痹美方的信件拆检。

但如果明目张胆地投寄这封信，被拆检截留的可能依然很大。

因此，躲过监控视线，悄悄地将此信投进邮筒就成了最后一个关键环节。

为此，钱学森特意选择了一家商场咖啡馆旁的一个邮筒。打定这个主意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就去逛商场了。然而到了商场门口，钱学森却佯装没有进去逛的兴致，于是蒋英只好一个人进去逛。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分兵，监视的眼线被等在门口的钱学森牢牢地吸引住了。蒋英进入商场后，抓住四周无人注意的空挡，敏捷地将信投进了邮筒里。

最终，这封每一环节都经过精确计算的信件顺利寄送到了比利时。

陈叔通接到这封信后当即转交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深知这封信的重要，令外交部火速将信转给正在日内瓦进行中美大使级谈判的中方代表王炳南时，周总理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8月2日，王炳南大使当着美国代表约翰逊的面，念了钱学森的信，当念到“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时，美方所谓“中国学生愿回国者皆已放回”的谎言不攻自破，约翰逊哑口无言。

最终，失去借口的美国当局只要坐下来谈，不得不同意让钱学森回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与夫人蒋英以及两个幼儿终于乘上美国“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离开了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