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前，斯大林凭啥把失败责任，甩锅给我党？原因在苏联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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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8日在汉口鲍公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除了决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以外，还讨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搬迁问题。

1、中共中央搬迁武昌

中共中央机关于1927年4月中旬正式迁到武汉。

中央秘书厅办公处在汉口四民街61号（今胜利街)。这是一栋临街的三层楼的红砖洋房（左边是唐生智的公馆)。其建筑式样与那个年代武汉的其他公馆建筑格局大致相似。

一般都是楼高三层或是四层，红瓦青砖白墙，罗马立柱，拱券门窗，铁花栏杆小廊台高挑透空，室内水磨石磨花地面，室外汉白玉石台阶蜿蜒向上，进入二层屋内主居住区。

一层为低矮建筑层，有楼梯通向楼上。这种以低倭基础楼层托住主楼层的建筑手法，是为了适应汉口地势潮湿低洼的特点而着意设计的，可以防备武汉每年的洪涝之灾。

这栋公馆建筑如今在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之间也许很不起眼。然而在1927年的春夏期间，它却是中共中央在武汉的首脑机关所在地，是大革命时期赤都武汉的红色心脏，随着当时中国革命瞬息万变的政治脉搏一起跳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许多会议在这里召开，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央政治局的联席会议也时常在此举行；中共中央的许多决议、纲领、规划、规定、草案、决定在这里作出，许多宣言、通告、通电、训令、命令、公开信从这里发出，许多会议记录整理、文件传递保存、日常工作接洽安排等在这里进行。这里面发生的一切，曾经是鲜活的、灵动的、生机勃勃的、充满希望的，当然也有沉闷、消极、痛苦和失望的阴影。

提议将中央机关立即迁移到武昌的是张国焘，他说：

事到如今，我们与国民党要人还有什么接头之余地（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撞着他们反难为情；我们的武力都在武昌方面，现在不如集中我们势力于武昌，整军经武，准备后事；汉口在何健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之下，唐（生智）部重兵皆集于此，武昌却是张发奎、贺龙、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左派军力所在地。

张国焘此议一提，立即得到了谭平山和蔡和森的支持。

蔡和森说他在三天前就向中央提出了这个问题。

三天前，他在同乡加好友毛泽东的家里(武昌都府堤原41号)，听说了唐生智回湖南处理马日事变时公开的反动言行，因为每天都有从湖南老家逃出来的共产党人和农运积极分子到毛泽东家避难。

蔡和森得知情况后曾向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说：

唐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待人家来处置，直无异鱼游釜底！我们提议中央机关移设武昌，同时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

此时在鲍公馆讨论这一问题时，陈独秀有些犹疑不决，认为中央机关若搬到武昌，来往过江以及与国民党接头很不方便。但是，讨论的结果是，其他与会人员都同意搬迁。

于是会议决定，中央机关立即迁到武昌，同时中共湖北省委机关也一同迁到武昌。

会议指定蔡和森立即前往武昌布置新机关、陈独秀和张国焘负责处理中央常委及秘书厅事务、周恩来和张太雷负责处理纠察队及童子团等事务。

蔡和森当天(6月28日)就在武昌把中央机关的新驻地布置好了。

第二天的黄昏，陈独秀、张国焘从汉口来到武昌新机关。没过多久，瞿秋白与一位俄国顾问也到了新机关。

这天(6月29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新机关召开会议。

在会上：

张国焘提出要整军经武，注意军事工作，但是他的提议没有引起陈独秀的重视，会议未与讨论；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在会上宣读了共青团中央作出的一项决议，该决议批评党中央不听共产国际指示，回避土地革命问题等，陈独秀十分恼怒，大发雷霆，将决议“碎之于地”。

2、为何中共中央又迁回汉口？

第二天(6月30日)，可能是为了迁就身体患病的鲍罗廷，中央政治局又回到汉口鲍罗廷的家里开会。

蔡和森回忆说：

是日才知道这两日中因解散纠察队和中央秘书厅未迅速发迁移通告问题，同志间精神大形混乱，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理由是：“我们是领导左派的，左派首领尚在汉口支持革命的局面而向前进行，而我们反离开他们藏到武昌去，成甚么话…”。

独秀也认为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等接头，于是又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正式决定7月1日开中央扩大会议。

从中央机关这样在汉口与武昌之间搬来搬去，可见当时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应付时局，既缺乏可行之方略，又缺乏应有之沉着和定力。

这时，没有莫斯科的允许，中共中共政治局没有人敢提出与国民党决裂的要求；既然还要与国民党合作推进国民革命，那么就要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既然要拉住汪、唐，那么鲍罗廷与中共中央就只有继续退让一条路了。

因此，为了“推迟”武汉国民党的叛变，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由陈独秀委托瞿秋白负责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

该决议案一共11条，可谓是一个“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对国民党全面退却的纲领。

内容如下：

(1)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盟是孙中山的政策，这一政策为国民党各次代表大会所承认。如果现在由于军事力量的原因有人企图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开除出去，那么，这将会大大损害国民党的力量和革命性，这只能暴露它的弱点。我们不希望国民党遭到这种不幸。(2)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国民党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革命，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共产党人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这一斗争。(3)共产党人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国民党。但是，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它的地区采取措施，制止对共产党的一切迫害。(4)国民党是一个反帝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的政党。这种反帝斗争必须是国民政府的宗旨。(5)共产党参加政府（中央和地方)不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而是以国民党的名义。两党联席会议只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但是，它不是执行机关。这两件事（参加政府和共同协商)并不含有联合政权、分割政权的意义。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6)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他们的要求必须符合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政府的法令。同时，国民党必须根据它的决议保证这些组织自由和工人、农民的利益。(7)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武汉现有的纠察队，为了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可以减少或者编入军队。(8)没有政府和国民党的允许，工会和纠察队不得行使行政权，如逮捕、审判、巡逻。(9)店员工会必须由国民党和总工会进行改组。他们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越店主的经济能力。工会不得干涉店员的雇佣和解雇，不得干预店铺的管理。工会不得惩罚店主。(10)禁止童子团行使警察职权，如逮捕、干涉行人等等。(11)兵工厂、水电厂以及政府机关的工人的工会不得干预管理事务。如果他们有什么要求或者不满，必须通过总工会向国民政府提出，以便解决问题。

但是，共产党如此退却，仍然于事无补。这个十足右倾的退却纲领，既无法拖住汪精卫集团急剧右转的车轮；又使中共中央成为风浪中一艘迷途的航船。

其实，此时岂止国共合作难以为继，实际上中国国民革命完全在悬崖边，鲍罗廷在悬崖边，中国共产党在悬崖边。

3、迷茫的陈独秀

1927年的陈独秀48岁，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他是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又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更是第五次连任党的总书记。

但是，在他人生极辉煌的这个时刻，充满他内心的却是烦乱、痛苦和迷茫，还有对汪精卫集团的妥协与退让。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在被迫执行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时，总是不断地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但是，正因为他是中共的总书记，他又必须听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通过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虽然与联共（布)同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实际上中共又必须接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领导。

虽然，陈独秀曾同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争论过很多问题并提出过许多正确的意见，但是，没有被莫斯科所接受。莫斯科实际上主导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政策和行动。

进入1927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莫斯科的顾问、代表一大群，聚集在他的周围，驻华代表之间，意见莫衷一是，陈独秀更是到了不知道听谁为好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面临比任何人都更多的困难。

他从上海来到武汉后，对于上海、广州、北京、湖南、江西、河南、陕西等地的大批同志包括他儿子陈延年的惨遭杀害，十分痛心；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一身；莫斯科对他也逐渐失去信心。

他对于对他的所有指责，如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脾气火爆，禀性倔强等等，都没有心情置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妥善的挽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最终没有从天而降。

4、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终于使莫斯科认识到：

将共产党和国民党继续绑在一起已毫无意义。

为了不给反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托洛茨基以口实，莫斯科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办法：

让共产党人示威性地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以宣布与汪精卫集团决裂；但共产党人不退出国民党，仍保留国共合作的框架。

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国问题。

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发出如下指示（当然要经过斯大林同意后发出）：

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上层却掩盖这一切，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营垒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形式上仍留在政府里，不解脱党的责任，这样一来，谭不仅不能揭露正在进行的反革命势力，而且还掩护了它们。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并要发表声明，说明国民政府对待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上述态度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同时要为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如工人运动绝对自由、严厉惩办镇压工农组织的一切罪犯、支持土地革命、满足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武装工农，等等。

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拥护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

为了应付面临的危机，指示信要求中共中央采取两项措施：

一是秘密地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二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将在武汉地区的党组织及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地下。

指示信还提出，为了让鲍罗廷“不被驱逐”，要他以合适的方式和理由离开武汉，离开中国。

此时正在索契疗养的斯大林收到中央政治局给他的已经草拟成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上述指示信后，给莫洛托夫写信说：

在拍发我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我手头也没有关于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材料)。显然，如果有这些材料，您就有根据作出新的指示。只要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受到军队中飞黄腾达的人的迫害，这说明完成这项任务是有基础的。因此如果有可能，就应该做到：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联系起来。

写完信，斯大林深刻地感受到了孤独。军情如火，而他却不能及时掌握来自最前线的消息。

第二天，也就是7月9日，心里还不是很舒服的斯大林，又致信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将他不能及时掌握中国情况的责任推到这两个人身上。

信中说：

你们两个人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的)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在新指示草案中提到唐生智和解除工人武装（“真正解除”，唐生智“实际上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工具”，等等)，可是，第一，那里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事实，第二，任何报刊、（当时我手头有的)任何密电都没有谈到存在这样的事实。不仅你们使我感到有点难堪，而且可能我的冗长而相当严厉的回电也使你们感到难堪。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但是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此。主要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体面地摆脱这个新的时期（地下工作、逮捕、屠杀、枪决、自己队伍中的变节、挑拨离间等等)，成为坚强的、经受过锻炼的党，而没有分化瓦解，变成一个或几个小宗派。

5、斯大林的“甩锅推责”

除了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没有别的路可走。这实际上是斯大林承认自己全部对华政策的失败。可是面对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强势攻击，斯大林又决不能轻言失败。于是他设法推卸责任。

为此，他首先极力证明，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是正确的，其次，寻找替罪羊。

因此，斯大林在7月9日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这封信中，前一部分内容承认除了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接着又在信的后半部分，极力鄙薄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认为已经存在了6年之久的中共，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共中央没有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斯大林在这封信中，不仅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中共中央的头上，连鲍罗廷和罗易的责任都被“摘”了出来，而且还为医治“中国共产党这个大杂烩”开了一个具体的“处方”。

这个处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建立“党务顾问制度”。

为了证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毫无错误，斯大林在信中又认为，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莫斯科对华政策的莫斯科代表如鲍罗廷、罗易等也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是妨碍了中国工作并应该被清除出中国的“反对派分子”。

为此，莫斯科（斯大林)在决定召回鲍罗廷的同时，又给中国派来了另一个“保姆”——“党务顾问”罗明纳兹。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

7月11日，斯大林在从索契休养地返回莫斯科之前，再次致信莫洛托夫说：

我看了政治局关于退出国民政府的指示。我想，很快就得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为什么一一等回来后再讲。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

自己正确，那么错的肯定是别人。

可以看出，斯大林已经开始为自己的对华政策辩护了。

既然他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那么失败的责任肯定就不在制定政策的莫斯科人身上，而只能是在执行政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否定性评价和对莫斯科指导中国革命政策的完全肯定，为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及中共内部追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定下了调子，这就把陈独秀及其领导的中共中央推上了被告席。

斯大林发话了，中共和陈独秀完全没有退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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