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之变：西方何以支配现代世界近500年？

罗马被洗劫（1527年5月6日）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是完全颠覆现实、震撼世界的大事。罗马是西方基督教的心脏，从文化和宗教上来讲都是欧洲世界的中心。钱财从欧洲大陆各个角落流入教皇的金库。不论是斯堪的纳维亚简易的木制教堂，还是法国高耸的哥特式教堂，其收缴的什一税最终都上交罗马。如今，教皇已经从宝座上跌落，他的财富被出身卑微的士兵瓜分，他的城市也没有了昔日的辉煌，到处都是被随意丢弃的死尸。

其实这次骚乱的高潮背后隐藏着众多极具破坏性的过程。一次次探险航行已经使得那位葡萄牙大使成了一位富有国王的代表，同时新世界的税收也让皇帝查理五世有钱去招募军队。国家能力的提升使得战争更容易发生，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因而破坏性大为增加，而战争本身也因为金钱和火药的迅猛增长而改变。印刷术颠覆了信息世界，也广泛地传播了令许多德意志士兵热血沸腾的路德宗的思想。

在短短的40年里，相对而言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欧洲瞬间被引爆。1490年左右，罗马遭到劫掠的40年前，欧洲还十分闭塞。巴黎、伦敦、巴塞罗那、威尼斯用欧洲的标准来说相当气派，但若有外星人试图寻找当时人类成就的制高点，它们肯定更愿意到伊斯坦布尔或北京去，也可能会选择有独特风貌的特诺奇蒂特兰、德里、开罗或撒马尔罕。

当时的欧洲还只是欧亚大陆边缘的前哨。它地处经济政治的边缘地带，无法与蒸蒸日上、日益扩张的奥斯曼帝国或是早已立国安邦的中国明朝相提并论。稍微有点儿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欧洲日后能成为全球庞大殖民帝国的发源地，更不用说几百年以后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工业化基地了。可是，在20世纪之初，欧洲及其后裔美国竟然以一种此前其他地区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世界命脉。1527年，就在神圣罗马帝国士兵对罗马肆意劫掠的时候，那个未来已开始崭露头角。

大分流

这一人称“大分流 ”的现象把西欧从偏远地区变成了世界秩序的绝对中心。从尼德兰和不列颠，亦即“大分流 ”之前的“小分流 ”发生地开始，欧洲先是缓慢而痛苦地，继而非常突然地在技术成就、政治权力和经济产出上飞速超越它最强劲的对手。欧洲崛起带来的增长和冲击构成了上一个千年后半叶的主要历史进程。如果不认真思考这段进程，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就不完整：在 21 世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贸易模式和经济发展到体育和娱乐，殖民主义和欧洲主导地位的遗留显而易见。

1490 年的人看世界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竟然是这样。且看看当时的欧洲：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是位有经验的水手，他多年来一直为向西驶入大西洋而努力，却始终未能成行。马丁· 路德时年七岁，基督教世界会出现根本性大分裂一事根本无法想象。西欧印刷业在各地崭露头角之际，专业缮写员还在奋笔疾书，制作手抄本。火药的出现重新定义了围城，让几百年来人们最喜爱的薄壁堡垒建筑逐渐过时，不过身穿盔甲、手持武器的战士仍然是战场的主力。从规模上讲，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在1494 年攻打意大利的军队，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百年战争中出现也不会显得突兀。

罗马遭到劫掠之前的 40 年里，战争规模和强度都经历了巨变。仗越打越长，破坏亦越惨烈；1527 年，也就是罗马遭到劫掠那一年，是意大利地区和欧洲其他地方几乎无休无止的战争的第33 个年头。军队规模益发壮大，武器益发精良，花费也益发昂贵。因此，那些雇他们的国家找到了更复杂、更有效的筹集资源的办法。第一次对大西洋进行试探性探险时只有少数小船参与，它们沿着西非海岸寻找金子、象牙和可供奴役的人，最终演变成开往印度洋的庞大舰队和一心要征服新发现的美洲的军队。约翰内斯· 谷登堡在大约 75 年前首创的印刷术终于变得无处不在，不断印刷出大量材料，特别是宗教宣传材料。

到 1527 年，通往“大分流 ”的路径已依稀成形。即便还只是粗略的轮廓，前路依然漫长，未来世界的雏形已逐渐清晰。

为什么是欧洲？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是好几代研究历史、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关注的两个问题。有人认为真正的转变发生在 19 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到来之际；在此之前，中国和欧洲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可谓并驾齐驱。还有人说西欧对煤矿的大量开采和对海外贪婪的掠夺推动欧洲的经济迅速增长，这是牺牲了世界其他地区而成就的增长。

另外还有人追溯到 17—18 世纪，认为军事技术以及欧洲各国发动战争的经济能力才是欧洲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有人将之归功于西欧，特别是不列颠与尼德兰独特的体制、政治和技术创新文化。甚至还有人声称，在中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大分流 ”的开端就深藏在无形的欧洲文化特征、原始资本主义萌芽或资源分配方式之中。在这一“深度分流 ”思想流派中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强调了欧洲存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未见的多极国家体系：四分五裂的政治背景导致欧洲内部三天两头纷争不断，就是这持续的竞争大环境促成了这段时期的各项发展。

所有这些解释和论述都有一定的道理。不列颠的生活水平和薪资水平，与印度和中国的相对发达地区相比，直到工业革命初期才真正出现分流。不过话说回来，工业化也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这些发展一定也有其深层根源，而问题就在于其根源需要回溯到历史上的什么时候。

本书对这两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或者说是用一个比较不同的方法来提出和解释它们。我们不再着眼于某一个变量，如某一项创新或某一种资源，而是着眼于大事频发的一个时段：1490—1530 年这 40 年。在这还不到人一生长度的短短几十年间，一系列剧烈转变使得欧洲从相对落后的状态一跃成为超级强权。

导致这些强烈扰动的并非任何单一进程或变量，而是好几个。航海探险、国家扩张、使用火药的战争、印刷业的扩散、贸易与金融的开展以及它们所酝酿的全部结果—宗教剧变、暴力蔓延和全球性扩张—的碰撞，以复杂和不可预见的方式相互影响。因为每一项进展本身都事关重大，聚到一起自然具有爆炸性。在这段短暂而冲突激烈的时间里，它们的组合与冲击戏剧性地改写了世界历史，给与今日情况极其相似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经济制度

这些截然分开的趋势—比如印刷业的传播与雇佣军的使用之间看似毫无关联—之所以同时出现，与某种对待信用、债务、贷款和投资的态度有关。而这些态度又决定了欧洲人如何使用他们的资产，即所谓的资本。我们可以认为它们是“经济制度”。

这里所谈的“制度 ”指的就是最基本的，大家对某一游戏规则的共同认识。更广义地说，制度所包含的还不止规则，也包括促使人们采取某种行为方式的体制、信念、准则和组织。制度使人们遵守规则，延续规则，并不时对规则做出调整，让使用者受益。制度可好可坏，有益或有害，一切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人人有期待，认为政治忠诚能换得特殊照顾—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框架—那么或许就会在建立牢固关系的同时助长贪腐无能。人们在市场内如何表现，做交易时基于什么样的假设，商业和家庭如何互动，这一切都取决于制度。

在这段时期的初始阶段，西欧以广大的欧亚大陆标准来说并不算特别富有。由于黑死病（从14世纪中叶以后就反复暴发的瘟疫）和越来越冷、难以预测的气候，欧洲人口已从14世纪初的峰值减少了一半。同时欧洲又经常遭受长达数十年、破坏性极大的战争的蹂躏，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即其中一例。15世纪后半叶，几乎每一个王国都深受内部纷争之苦。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 100 多年的深度经济萧条。

进入16世纪，情况开始向好，但也只是好一点点。人口—前现代经济的基础—在欧洲全境开始攀升。贸易也呈上升趋势。但这些都远远构不成经济优势，更不要说成为未来主宰全球的风向标了。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欧洲有的就是一整套经济制度，特别适合推动能界定未来时代发展的每一个主要进程—探险、国家财富增长、使用火药作战、印刷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结果。所有这些都是费用高昂的资本密集型进程和技术。起始资金的需求量就极大，后续的需求更不在话下。

若要向大西洋开出一艘船或一支舰队，就需要为舰船、补给和充当船员的劳动力做大量先期投资。这段时期，各国都缺乏从子民那里榨取足够现金遂其所愿的能力，它们必须用未来的收入做抵押，换取贷款和先期资金。贷款的主要目的是支付越来越庞大的火器战争的成本。打仗是生意，一上来就需要大笔资金，初期的资金由私人的军事承包人来承担，他们用自己的信用借钱来招兵买马，筹集粮草。印刷业比起军事征战或到印度探险要便宜，但在能创收前也需要为字模、印刷机、纸张和雇专业的操作人员投入不少资本。

同样的机制和假设也适用于别处，不论是某位富有的威尼斯商人投资印刷业，某位英国商贩只付了订金就买到一批羊毛，某位蒂罗尔贵族以自己的土地为抵押来支付给长矛兵雇佣军的合同预付金，某些西班牙贵族与投机者组成联盟资助雄心勃勃的热那亚探险家前往未知的土地探险，还是某位国王从奥格斯堡的银行家那里借来一笔巨款，通过贿赂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贷方出借时就期待这些钱有朝一日会回来，不是带来投资回报就是连本带息归还，具体情况视交易类别而定。

这表面上看来天经地义，实际上却需要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假设成立，比如人们对金钱和贷款的性质的看法，对交易各方和保证履行交易条款的更广泛框架的巨大信心。债权人与债务人或投资人之间存在信赖，各当事方与正式的当局或非正式的权威之间，对于履行正式合同或履行非正式协议的能力也存在信赖，这种对结果可靠性的信赖使得欧洲人能够向这些昂贵的进程不断注入资金。这与相信某项投资一定会赚钱不同，贷款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它隐含风险，而对新技术和风险项目的投机性投资常常会打水漂。但在当时，有足够多的人相信这些共有的假设，认为它们没有问题，所以资金流才源源不断。

这段时间里，起中心作用的经济制度与我们今日所了解的并不相同。信贷基本上还是个人性质的，主要考虑的是个人的信誉，而不是铁面无私的、对某人可信程度的数学计算结果。血缘、婚姻、族群和老乡关系等都能决定某人能不能拿到信贷。正规的执法机构和公共的执法途径都牵扯着更讲究亲疏与私交的义务关系，而钱财只不过是义务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这是对某一个人、某一家企业甚至某一个群体的道德判断。反过来说，金钱上的偿付能力也可以证明你的道德和社会价值。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在 15 世纪末，这些东西并不全是欧洲的创新发明；其实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如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数百年来在信贷和投资领域所应用的先进理念恰恰就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欧洲人也并非世界上唯一知道可以汇集资本，利用复杂的组织形式经商或出于各种目的而放贷的民族。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已久，数千年来已多次出现，消失，再出现。从古罗马到中国，从公元前 1 世纪到中世纪晚期，人们找到过不少行之有效的经商方式和直接投资的方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15 世纪欧洲人的做法谈不上绝无仅有。

不过，有几点确实不同寻常。首先，这些经济制度几乎遍布西欧各地。西欧已因行之已久的通信、人口流动和贸易联系而捆绑成了一个整体。商品、人及思想—包括使信贷成为可能并得到应用的经济体制—都能够并且已然通过这些广泛的网络流通。

我们很难说这些制度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慢慢传播开来的，还是由于大家情况类似才为同样的问题不约而同地发明了类似的解决办法。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区域所用的术语与细则，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有的地方流通的低值货币比其他地方的多，说明一般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太需要信贷。这些差异也反映在社会层面：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组织其公司的方式，就与波罗的海的汉萨贸易商或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的投资商人很不一样，其资本的组织运作方式自然也不同；热那亚的一小撮金融家让卡斯蒂利亚女王用王冠上的珠宝做担保，同意借钱给她，这自然与某位德意志贵族靠信贷招募一群长矛兵的运作规模不同。

但他们所有人都了解提供贷款和投资牵涉的原则，从买麦芽酒和面包的卑微农民到承保国家财政的银行家都是如此。他们对担保、抵押、风险和回报的基本假设均相同。整个西欧的制度框架的运作方式十分相似，因为它早已沿着各种路径散布到整个区域和社会各阶层之中，在人们还未察觉之时就已运行了好几百年。

其次，这些制度能在欧洲各地传播开来（或分别被创造出来）也有合理的原因。在 16 世纪初爆炸性发展之前的14世纪末到15世纪可谓关键时期，此时出现了钱币短缺。铸币厂关闭了，货币兑换商被迫关门大吉，货物就因为钱币短缺而卖不出去。

“贵金属大短缺 ”是15世纪中叶发生的严重现象，而且短缺还为期不短，持续了好几十年。欧洲商界多半用银子交易，但因为银矿开采殆尽，欧洲又与东方有大量的贸易逆差而更加短缺。欧洲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布料，其价值远低于进口的商品。购买香料、丝绸和欧洲精英所需的其他奢侈品只能用黄金和白银。短期而言，钱币的短缺大大压缩了信贷的获得，特别是更高级经济活动中的信贷。没有了钱币，谁也无法确保自己的投资会有结果，或保证借出去的钱能收回来。结果导致 15 世纪中期出现严重的经济萧条。

然而，长期而言，商业还在继续。欧洲人对金钱和信贷的想法也因为这次钱币短缺而产生了变化。人们想出了尽可能少用钱币的办法，这个办法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用了好几百年，如今更习惯了。等到 15 世纪稍晚，钱币又多起来的时候，那些制度并未消失，反而将充裕的金银的效用翻了好几番，创造出更多信贷在西欧经济中流通。

最后，时间点也很重要。并不是这些制度要比印度古吉拉特的商人筹集资本的方式或中国福建的农民对土地的估值办法更优越，而是它们特别适用于当时。它们有效地将资金注入各式各样的需要资本集中投入的进程中。每一段进程都已存在多时，不过如今资本的注入量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提升了好几个数量级。当投资者觉得有利可图时，钱就会越投越多。当放款人发现对国家财政进行投资是笔好买卖时，统治者就可以多借钱，迫使其他统治者也起而效仿。眼见西非之行带回了黄金和可奴役的人口，其他金融家也觉得有机可乘，纷纷往更具野心的风险项目中投钱。当印刷业发现了致富之路，给这个行业投资的钱就更多。

《欧洲之变——震撼西方并塑造现代世界的四十年，1490—1530》

著者：[美] 帕特里克·怀曼

译者：朱敬文

书号：978-7-5217-5428-5

定价：68.00元

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 2023.07

内容简介

西方何以支配现代世界近500年？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这至关重要的40年。从1490年到1530年，这40年是欧洲和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这40年间，有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壮举，也有马丁·路德开启的新教改革运动。欧洲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印刷媒体形塑了人文主义新知识观,大规模的宗教冲突一触即发,高度集权军事-财政国家初现,火药带来军事技术变革和大规模战争,西方开始对世界进行野蛮征服……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以金融为纽带的独特经济体制，进而奠定了未来四个世纪里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即所谓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分流”。

本书选取了九个人物为叙事线索，将当时的欧洲与世界连接起来，讲述了欧洲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金融、贸易等方面的革命性巨变，并分析究竟是什么关键因素奠定西方的主宰地位，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本书首先讲述了三位著名的人物:探险家哥伦布、西班牙伊莎贝拉女王和金融家雅各布·富格尔。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贸易和国家都需要金融的支持。金融的兴起奠定了欧洲内部的交换网络，为后续军事-财政结合的国家形态打下了基础。接下来，作者将视线转向三位并不那么显赫的普通人：雇佣兵葛兹·冯·贝利欣根、出版商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和羊毛商约翰·赫里蒂奇。

通过他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区的商业交流打破了地理疆域的限制，金融向社会各层面的渗透促进了信用工具的出现，欧洲内部商业网络得以形成；印刷技术及印刷商业的发展，为思想和知识大范围传播提供了可能；火药带来的军事技术变革，使得欧洲国家内部竞争激烈。战争和印刷不仅是技术密集型也是资本密集型的，金融-技术-战争这三者相互促进。最后三个代表人物是生活在这个时代后期的宗教改革发起者马丁·路德、奥斯曼的苏莱曼大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金融、印刷、火药的加持下，马丁·路德毫不起眼的一篇文章最终化成欧洲政治颠覆性的力量，也是这些力量，使查理五世在欧洲建立统一大帝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苏莱曼治下的奥斯曼帝国虽然成为当世第一强权，但这巅峰便是衰落的开始，因为世界的规则已经改变。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怀曼（Patrick Wyman），历史作家、历史类播客节目制作人及播主，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历史上的贸易与交流。他主持的播客节目《罗马的陨落》和《历史的浪潮》下载量超过3200万次。在他的播客中，怀曼致力于将前沿历史研究带给普罗大众，以其引人入胜的叙事风格和深邃明晰的历史洞见相结合的特色，在国际范围内赢得了无数的听众。《欧洲之变》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既吸引希望通过阅读历史理解世界演变的读者，也吸引渴望通过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的文字感受热血与激情的读者。

目 录

有关金钱和流通货币的说明

引 言

第一章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与探险

第二章 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与国家的兴起

第三章 雅各布·富格尔与银行业

第四章 葛兹·冯·贝利欣根与军事革命

第五章 阿尔杜斯·马努蒂乌斯与印刷业

第六章 约翰·赫里蒂奇与日常资本主义

第七章 马丁·路德、印刷业与教会的分裂

第八章 苏莱曼大帝与奥斯曼超级大国

第九章 查理五世与大一统

结 论

致 谢

参考文献

尾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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