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为何最初反对国共合作？孙中山“联共”的底线是什么？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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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和苏联越来越接近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和孙中山国民党越来越接近。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是不准备与国内其他政党发生关系的。

1、我党为何最初反对国共合作？

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中，“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一项是这样表述的：

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中共一大后，指导中共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见到孙中山，又到广州与国民党要人进行接触后，回到上海即向陈独秀提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结果被陈独秀一口回绝。

陈独秀为此还写信给维经斯基，提出不能同国民党合作的六点理由，希望在共产国际讨论该问题时，维经斯基能够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

这六点理由是：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六条意见为荷。

不过，自从1922年1月中共派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以后，列宁关于国共合作的要求以及远东大会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政党，要同国内的其他革命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决议，都促使党内在同国民党联合的问题上开始有所松动。

2、由反对到赞同国共合作的过程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主张》根据远东大会的精神，提出中国现存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所以，中共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在正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之后，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最高纲领延续了中共一大的提法，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确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

“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最低纲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

根据最低纲领的要求，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系统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状况的认识，鲜明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实施计划：

(一)在中国目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情况下，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而只能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无产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二)实现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是：(1)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2)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成民主主义左派联盟。(3)在全国各城市集合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员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

这个决议案是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战略作出的，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照抄照搬，而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实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即：

建立与国民党等进步政党、团体以及倾向于进步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上层统一战线，同时建立与工农商学妇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下层统一战线。

这一策略思想既体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导精神，又不违背中国的实际需要，从而迈出了党在探讨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策略方针问题上的第一步。

3、国共合作方式的确立过程

很明显，中共二大设想的与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只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方式，即“党外合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选择的合作方式。

从中共一大拒绝与其他党派合作，到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中共二大刚刚结束，马林即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他认为中共二大提出的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左’倾幼稚的表现”，他要求中共中央另行开会讨论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在马林的建议下，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杭州会议虽然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形成任何成文的决议，但当事人的回忆都谈到，会议上有争论，特别是张国焘与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

但“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

就这样，国共合作以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确定下来。

恰在此时，广州发生了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

为了表示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陈独秀在得知陈炯明公开叛乱的消息后，亲自与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进行会谈，明确表示：

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关系的陈炯明已背叛革命，中共立即与其断绝关系并公开对其进行声讨。

陈独秀还将刚刊印成册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送给张继，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组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致函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支持孙中山。

孙中山平叛失败来到上海后，李大钊、陈独秀与他进行了长谈。很快，他们就由张继监誓，率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4、国共合作的达成

1923年1月，也就是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的当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

《决议》提出：

“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因此，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

但是，这种合作：

“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在这一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原有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

《决议》的第七条这样写道：

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可以看出，《决议》既说明了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的必要性，又强调了共产党的独立性。

为了表示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将机关从上海迁到广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上，在是否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从事工人运动的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在陈独秀和马林的共同努力下，会议最终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

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至此，中共方面完成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决策过程。

5、为何共产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早在1921年年底会见马林时，就曾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流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认为这些青年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而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

他曾问马林的翻译张太雷：

“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思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吗？”

抛开孙中山对信仰问题的不同见解不谈，即使从国民党的历史而言，要他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也是不易的。

在国共合作之前，两党的实际情况还是相当悬殊的。

从建党的历史来看，国民党经历了兴中会（1894年)——同盟会(1905年)——国民党(1912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中国国民党(1919年)，这样一个嬗变过程。

至1924年1月国共正式合作时，国民党已经是一个有着近20年奋斗历史的政党，而共产党成立还不到4年。从党员人数来看，国民党是一个号称拥有30万党员的大党，虽然这个数字还有待考证，共产党则只有500名左右的党员。

再从两党在全国的影响来看。

国民党历经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讨袁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是一个在人民群众中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政党。

共产党却只能从事秘密活动，活动范围主要局限在北京、上海、广州、汉口、长沙、郑州、济南等地，工作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从事工人运动。

与国民党相比，处于秘密状态的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非常有限。

正是因为两党的状况非常悬殊，当国共合作提上议事日程后，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一种合作方式：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在他兴师北伐的时候是如此，在他遭到陈炯明背叛而失意的时候也是如此，在他得到苏联人力财力和武器支持的时候仍是如此。

国共两党，以我为大；两党合作，以国容共。这是孙中山坚持不变的立场。

孙中山是被现实推动着一步步认识到联共必要性的。

他最终决定采取这一策略，是在1922年9月。这时，他接纳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为国民党党员，并指定陈独秀作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

6、孙中山“联共”动因

不可否认，孙中山主张联共，是因为他看到了国民党的衰败，迫切希望吸收新生力量，包括容纳共产党人，以便增强国民党的战斗力。

不过，这些并非孙中山联共动因的全部，甚至可以说不是主要的动因。

孙中山联共的主要动因是联俄。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他对俄国革命取得的成功十分钦佩和敬慕，所以他积极与列宁、契切林等进行联络，这是他政治上的需要。

此外，孙中山当时所处的环境十分不利，他迫切希望通过得到外援来摆脱困境。在寻求英、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无望后，他便将希望寄托在苏俄的援助上，这是他经济上的需要。

正如廖仲恺所指出的：

“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败走上海之后，他对获取苏俄支援的要求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于是，在不放弃国民党的“正统”的前提下，联共就成为孙中山唯一的选择。这样一方面可以得到苏联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以壮大国民党的势力，同时又不会失去国民党的主导地位。

7、“联共”的底线

但是，孙中山的联共是有底线的。这就是，共产党既然加入国民党，就应该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和要求。什么时候共产党的言行超出了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他就可以将共产党赶出国民党。

孙中山的这一态度，具体指导国共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早就意识到了。

马林曾设想，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之后，一方面要帮助国民党发展革命势力，一方面也要批评孙中山国民党只注重武力不注重民众的错误倾向，以便使国民党成为能够凝聚革命力量的坚强的政党。

根据马林的意见，中共在西湖会议确定同国民党合作之后，就动员了一些政论水平比较高的人，利用《向导》周报等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针对孙中山国民党的错误缺点发表议论，给予指正，提出改正的路径，力图推动孙中山国民党不断进步。

但是，共产党人写的批评文章，语言温和的较少，多是语言犀利、用词尖刻、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1923年5月2日，蔡和森在《向导》第23期撰文，专门批评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他指出：

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常有许多谬误观念：第一，他们认不清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所以，他们把中国的革命专门做成为一种解决“内政”的运动，他们以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无须倡言反抗，只要内政肃清，强邻自然改颜相向。第二，他们误认为革命为纯粹的中国事业，与国际没甚关系，他们以为只须用一种政策阻止外国的干涉，中国革命便可成功，只须声明“承认（或不侵犯)一切条约”，外国妨害革命的举动即可免避。第三，他们常常梦想所谓“友邦”的帮助，换过说即一派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虽然事实上常常证明这种梦想得不到什么益处，但是他们心中总还保留这种想头。

1923年6月13日，张太雷发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一文，专门批评国民党不联系群众的错误。

他写道：

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无怪乎国民不愿认国民党为他们的党，实际上国民党没有做他对于国民应做的事情，没有和国民接近，没有尽一点鼓起国民精神的责任。

陈独秀同李大钊等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指出国民党要成为中国新的势力，既不同沿用军阀的方式，也不能寻求列强的支持。

陈独秀等人以为既然国共已经合作，既然国民党想成为执政党，那么只有披肝沥胆地对孙中山进言，才能使国民党改正自己的缺点，加快前进的步伐，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大胆尖锐的批评，不仅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引起孙中山的反感。

8、国共合作的杂音

一次，孙中山为共产党人在报刊上批评国民党一事大发脾气。

他当着马林的面说：

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这种态度令马林大失所望。

在给越飞等人的信中，马林不得不承认，孙中山并“不乐意同我们接近，现在，我对他毫无办法”。

他警告越飞：

“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以前拿钱对待国民党是不负责任的，那些钱都白白扔掉了。事实是，只要孙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只要他不请共产党人去工作，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国民党会现代化，不可能指望他们进行反帝宣传”。

本来，马林和中共中央是计划在广州安营扎寨，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

鉴于孙中山对共产党人的态度，特别是孙中山仍醉心于军事行动而对改组国民党毫无兴趣，马林和陈独秀都认为，继续待在广州已经毫无意义。

1923年7月，中共三大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再次迁回上海。马林也怀着极度的失望离开了广州。

在离开广州之前，马林给廖仲恺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马林回顾了初次接触国民党人时产生的良好印象，并承认这是促使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原因之一，不过现在他看清了：

虽然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是革命的，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日益封建主义化了；虽然国民党党纲规定党应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动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参加国民运动，然而实际上国民党只依靠那些和他们在华北的敌人毫无区别的军阀。

马林告诫廖仲恺，不能一味地对孙中山采取妥协和服从的态度：

真正的革命者决不做违背革命信念的事情，必须清除服从个人和朋友义气的旧观点。友谊决不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友谊只应是平等相待的。如果明明看到事态正朝错误方向发展并常有违背党义之事发生，却还去盲目追随，则肯定也是错误的。我认为现在是为那些识时务的党员寻找第三种可能性的时候了。这就是拒绝履行那些党义的义务，担负起改组党的任务，进入政治宣传的领域。时机已经成熟，长期等待决非上策。

在信的结尾，马林断言：

关于党的策略，只要领导人相信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采取与他们在北方的武人相同的封建方式），就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那么，党的前途就肯定是暗淡的。新中国，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化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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