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以曾国藩的幕僚起家，开明思想无人能及

近代中国，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在世时，受到时人的诋毁，骂他“汉奸”、“贰臣”。等到去世后才发现，是他的思想太超前，无法被理解。作为洋务派的同时代人，他主张不仅学习军事技术，更要注重政治和经济。涉外事务时，他遵循国际惯例，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早年间以曾国藩幕僚起家，进入京城历经世态炎凉，人到暮年出使英、法，他就是一代传奇郭嵩焘。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是郭嵩焘对自己的评价。细细听来，却有一股凄凉之感，郭嵩焘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呢？一切要从他的人生阅历说起。作为经世致用的湖湘子弟，郭嵩焘从小就深受湘学的影响。在岳麓书院求学时，他遇到了人生中的挚友——曾国藩。与曾国藩的结交，开启了郭嵩焘的幕僚生涯。

当然，对于读书人而言，考取功名才是正途。然而，郭嵩焘在这条路上却走得并不顺利。虽然不到20岁就考中举人，但是接下来的两次会试都名落孙山。倒是好友曾国藩，先自己一步考取进士。考场失意，科举无望的郭嵩焘，来到浙江做起了幕僚。恰逢鸦片战争的烽火逼近，郭嵩焘亲身感受到西方的坚船利炮，他的思想中“华夷观念”开始转变。

中国不再是高高在上，西方也早已今非昔比，中外差距深深地震撼着郭嵩焘，这为他此后处理洋务埋下了伏笔。短暂的浙江之行后，郭嵩焘再次致意科举，虽说在1847年终于考中进士，却因为双亲的相继离世，只得丁忧在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郭嵩焘正式开始了与曾国藩的合作之旅。

随着太平军的势力壮大，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等人在湖南组织地方团练，这就是后来的湘军。作为朋友和帮手的郭嵩焘，自然成为曾国藩的高级智囊。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郭嵩焘帮助湘军募捐筹款，编练军队，尤其是倡议建造湘军水师，让湘军在接下来的对战中，扭转了战局。

正因为郭嵩焘的突出表现，他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编修，也算正是有了官职。此后的三年里，郭嵩焘依然为湘军出谋划策，也会受曾国藩的派遣到富庶的江南筹款。上海之行又一次震撼郭嵩焘，在这里他参观外国人的图书馆和轮船，这为此后的洋务思想打下基础，也为他处理中外冲突、出使西方打开了眼界。

1856年底，郭嵩焘脱离曾国藩的湘军，北上帝都任职翰林院。一来到北京的郭嵩焘，立即受到户部尚书肃顺的赏识。此时的肃顺，是咸丰皇帝身边的红人，虽然他是满清贵胄，却主张重用汉人。曾国藩、郭嵩焘就是最直接的受益者。有了肃顺的引荐，郭嵩焘顺利进入咸丰帝的视野，顺利进入南书房。

深受朝廷重用的郭嵩焘，先是到天津前线帮办防务，接着又赶赴烟台等地整顿税务。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的郭嵩焘，拒绝了当地官员的超规格招待和隐性贿赂，反而是认真查账，不辱使命。然而，水至清则无鱼，当他辛辛苦苦查账的同时，却痛心地发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无不贪腐。

与官场格格不入的郭嵩焘，受到牵连官员的弹劾，心灰意冷的郭嵩焘已经成为南书房的闲人。是自己不懂变通吗？还是这个朝廷已经烂透了？当他一遍遍扪心自问后，得出了“省繁刑而崇实政”的结论。此后，虽然他又在地方担任要职，但最终因为与他人不和，只得弃官而去，回到长沙的城南书院讲学。

潜龙在渊，见龙在田。一时失意的郭嵩焘，1875年再次受到军机大臣文祥的举荐。从人生的低谷走出，郭嵩焘依旧不忘审视时局。当时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严重束缚着这场清王朝的自救运动。郭嵩焘认为，“只学习西方的军事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中国自身的工商业才是出路”。

这样的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中，只能被认为是“异端”。恰在此时，云南发生了英军与当地民众冲突的“马嘉理案”，气势汹汹的英国企图以此扩大侵略，并且提出“要清政府派出公使前往英国道歉。”以往只有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哪有泱泱中华派驻外国，而且还是赔礼道歉的苦差事。历史把这一重担，交付给年近花甲的郭嵩焘。

1876年，郭嵩焘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使英国，这也是中国第一任驻外使节。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开始了与世界外交的接轨。在此之前，郭嵩焘已经是受尽屈辱，国内的顽固派说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明明是近代外交的开始，却被认为是数典忘祖。

来到英国的郭嵩焘，在伦敦成立了使馆，并且开启对英国的游历和学习。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和报社，到处都有郭嵩焘的身影，已经是六十高龄的郭嵩焘，却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科学。他参观英国的工厂，体验最早的电话，处理外交事件，这里的一切见闻都写成了《使西纪程》，并且寄回国内，供总理衙门参考。

然而，郭嵩焘实在是太超前了，他开明的思想、务实的学风，又怎是当时的人们能理解的？他的《使西纪程》 非但没有广受重视，反而成为众矢之的，就连朝廷都说他，“所著书籍，颇滋物议。”出使三年，黯然归国，心灰意冷的郭嵩焘终老乡里。他的思想，成为后来西学东渐和维新变法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