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从乾降与光绪致英国国王书看中西文明在近世的节点

《从乾降与光绪致英国国王书看中西文明在近世的节点》先在“学人”公号上推送，后在纸期刊《文史杂志》发表。集于刘火新书《茶的力量》

公元1793年9月（乾隆五十八年八月），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在出使大清就要结束时，收到乾隆致英国国王的信（但马戛尔尼并没有亲见）。法国人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文译本，三联书店，1993）全文录用了这封清皇致英皇的信。《停滞的帝国》说：“原文是用中文古文写的，里面不断使用高傲的妆近于侮辱人语气”，因此，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的词句”即把“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删去。因此，我们在《停滞的帝国》看到这封信法文转译成中文时，内容和语气都较为轻松。这封信的中文曾载民国八年（1919）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满清十三朝秘史•卷四•外交》里看到：

上敕谕吉利国王：尔远慕声教、向化维殷。……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观……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天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

《满清十三朝秘史》之《清谭》卷四，上海广益书局，年代不详。大桥藏书

这段话在《停滞的帝国》第四十六章里是这样的：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

现在很难考《满清十三朝秘史•卷四•外交》和《停滞的帝国》所录此文（据说此文本现藏大英博物馆）孰真孰赝。无论真赝，乾隆大帝在英国使臣面前，都如泰山视群峦：你个蕞尔小邦，来到天朝，就两件事，一件是观瞻大清国的教化文明，二是沾我大清国的便宜。前者说的是，大清的文明与英国比，英国就是未开化的国家；后者即便贸易往来，也是蕞尔小邦来我大清跟着大清国发财。

一个新兴帝国正在敲老牌帝国的大门；一个老牌帝国的大门却依然紧闭。

事实上，乾隆后期已经外强中衰了。

《清史稿•卷十五•高宗本纪六》记乾隆五十八年，年始就河南五县陕西三州春旱，紧接直隶二十一州大旱。上年即乾隆五十七年，河南二十五县大旱。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旱灾水灾连连，虽然如往地在灾区（如河南、山东、直隶）减免“逋赋”（未交或偷漏的税赋），这与乾隆初下江南（乾隆十六年）时的“康乾盛世”，清王朝与往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此时（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洗礼中，英国的领土从英伦三岛扩展到了北美、澳州、印度等（见《全球通史—1500以后的世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而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正在强势东扩的沙皇俄国签订了中国近世的第一个关于领土的《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将未定的原来可能是清祖上的即外兴安岭及其以北的大片土地确认为俄国所有（我们后来看到，自《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东北的领土割让，就如多米尼骨牌一样）。此时的英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到清“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以期望英/清的“贸易正常”（即非“朝贡”与“加恩”的关系），并“使之扩大”，进而“开辟新的市场”。但马戛尔尼进京却异常艰难，仅仅英使臣的“脱帽”、“跪”、与“半跪”之间，清英就争执许久（最后以半跪形式）。《清史稿》里记载的是：“上御万树园大幄，英吉利正使马戛尔尼副使斯东等入朝觐”。

从乾隆致英王的信上来看，乾隆认定：一、“天朝统驭万国”；二、与他国贸易只是“天朝加惠远人”；三、既便如此，也是天朝“抚育四夷”、“共沾余润”；四、“天朝体制”须“向使臣等到详加开导”。一、二、三、四，一句话，除大清天朝，任一他国，只是未开化的蕞尔小邦。拿法国人佩雷菲特的话讲，乾隆以为大清帝国就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乾隆五十八年后二年来到了嘉庆，嘉庆二十五年后来到道光，道光三十年后来到咸丰，咸丰十一年来到同治，同治十三年后便来到光绪。这一百年间，是清从盛世缓慢到急速走向衰退和败亡的一百年。这一百年，也是外来文化和外来势力从缓慢到急速进入中国的一百年。当然，这一百年也是内乱外患的一百年。内乱，从嘉庆起的白莲教到咸丰元年的洪秀全金田起义。这一内乱直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灭亡至。从同治到光绪，清在面对内乱与西洋进入的双重危机，以一个女性之力开启了所谓的“同光之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当然，也是这个女性的骄横与愚蠢，先是甲午（1894）输光了洋务运动的本钱，接着因“庚子拳乱”，1900年6月21日，清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11国同时宣战。大清惨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与英、美、法、德、意、日、俄等11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签定，可以说大清的气数基本已定。

在这一系列对清打击期间，先是洋务运动失败，后是戊戌变法（1898）流产（仅百日），但历史的吊诡与奇迹在于：并没有因为这两次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变革的失败而埋葬，相反的是，洋务运动积累的经验和留下的资产，戊戌变法留下的新思想，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则开启了东向日本西向英美学习的道路。同样是实际执掌“同光”大权的女性慈禧，决定或者同意了这一系列向西洋学习的决策。

这便有了光绪帝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致英国国王的国书。信全文如下：

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中国与贵国通好有年，交谊益臻亲密。夙闻贵政府文明久著、政治日新，凡所措施，日臻美善。朕，眷恋时局，力图振作，以亲仁善邻之道，为参观互证之资。兹特派署兵部侍郎徐世昌、镇压国公载泽、商部右丞绍英前赴贵国考求政治。该大臣等究心时务，才识明通，久为朕所信任。爰命恭国书代达朕意，惟望大皇帝推诚优待。俾将一切良法美意从容考究，用备采酌施行。实感大皇帝嘉惠友邦之厚谊。大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九。（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本文作者句断）

至清光绪帝，虽然还自称是大皇帝，但通篇言语和语气，就是一位小学生向一位老师请教（治国理政的）学问的言语和语气——极谦恭言语和极谦恭的语气——与他的爷爷的爷爷乾隆相比，用俗语讲，真的就是“风水轮流转、各自三五年”了。

光绪帝致英王信，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何以如此落后了。无论是文明的无形资源还是文明的有形资产，此时的大清都远远落后于领现代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英国。英国最先敲开了中国的大门（1840），终于，被敲开了大门的大清转身去学习。向东学习打败了北洋水师的日本（原来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或小兄弟），向西学习最先敲开了中国的大门的英国。历史如此的残酷和残忍，在此，丝毫没有给老大帝国清帝国留下一丝丝情面。

为什么会这样？

《停滞的帝国》有一段可以说明。这段话是：

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之为集体孤独症。

“集体孤独症”，不仅仅批评了满清的皇帝，同时也批评了这种文化治化下的国民。

从乾隆大皇帝的“远慕声教向化维殷”到光绪大皇帝的“文明久著政治日新”，我们看到了近世的“集体孤独症”带给中华文明的损害和破灭。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个古老文明的衰变更新时的内生机制与外来因素。从晚清民初来看，这一古老文明的更新与再生，更多的源于外来因素。

因此，在这则小文结束之前有必要再讲到另一件事：光绪的这封致英国国王的信，当是中国近代史最著名也最重要的一件事，即五大臣出洋学习（学习是为了“预备立宪”；而出洋时反满的革命党人炸了五大臣乘座的火车，为后来的暴力反清树立了的榜样），但《清史稿•卷二十四•德宗本纪二》却没有记录“五大臣出洋”之事和光绪致英国国王的国书的事。同样，《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等编著，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也没有记录这一事件。此事便有些蹊跷：未必然，撰写《清史稿》的民国史家，不愿去碰这一有伤中国满清皇帝面子的事。那么《剑桥中国晚清史》西洋东洋（其第七章《1901-1911年的政治和制度的改革》是由日本人古宙三撰写的）的外国史家，怎么也会回避“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英国大皇帝”这一国书之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