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苏联大使都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什么留下？

（一）

1949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之时，在上海路一座白色楼房内，一位美国老人在密切注视着时局的进展与变化。

这个人正是美国驻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使司徒雷登。

在4月22日解放军渡江后，南京国民政府已经被迫南迁，当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就连苏联驻南京政府大使罗申，都已随李宗仁政府南下了广州。

共产党方面负责主持南京接管工作的柯庆施，在南京解放后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上不无幽默地说:

“一向支持我们的苏联驻华大使在我军渡江时，随国民党政府搬到广州去了；而一向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了南京……”

留下的不仅仅只是美国大使。在司徒雷登劝说下，英、法、印度等属于不同阵营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大使们也选择留在了南京，此意味深长之举相当耐人寻味，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将实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当时的毛泽东长时间思考的重大问题。

早在1946年马歇尔到延安访问时，毛泽东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并不限于意识形态之争而对美国当局进行排斥，反而对美国推行的在中国实行民主，主要是调停内战、和平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主张，抱有一定的希望。

但鉴于后来蒋介石撕毁和平协议，不顾一切地发动内战之后，美国当局继续援助国民党、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迫使毛泽东与美国划清了界限。

1949年1月，斯大林为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中共中央的政策走向，委托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秘密至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

这次会谈对今后中苏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毛泽东确定了以靠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为基础，同时也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决心废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一个独立、统一之国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的外交政策是:

“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外交人员。”

他在同年3月份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上说:

“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承认的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对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关系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他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毛泽东概括性地比喻说，这是“另起炉灶”、“房子打扫干净再请客”。

其中心思想就是跟过去彻底划清界限，不承认民国时期的所有政策，否认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特权，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然后才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跟世界各国建立起平等互利的关系，中国从此不再屈服于任何人，任何国家。

渡江期间发生的炮打英国“紫石英号”事件，就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决心高度独立自主，不再允许任何外国军舰和势力在中国的内海、内河横行霸道的事情发生。（见本文作者《炮打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标志着列强在中国“枪炮外交”的终结》一文。

而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南京，自然是为了试探中国新政权对于西方的态度，为继续维持美国的在华利益而与中国新的政府建立、维持新的沟通和协商的渠道。

就在司徒雷登苦于寻找沟通契机的时候，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他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开始接触创造了机会……

（二）

司徒雷登的名字在很长时间内，被没有做过深度考研的中国人视作“美帝国主义”的代名词，这对他来讲是很不公平的。

从血统上说，司徒雷登是纯粹的美国人，可是在司徒雷登本人看来，他却是一个中国人，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具有高度人文情怀的司徒雷登，亲历了这个古老民族那段岁月的挣扎与痛楚，他的情感早已融入这个古老的民族之中。

司徒雷登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并不想当美国大使，也不适合从事政治，他只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希望通过教育达到感化人的目的。

他于1876年6月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因此他从小就学会了一口地道的杭州话。虽然是传教士的身份，但从他的过往来看，传教对他来说只是一种义务。他一边传教一边钻研汉语，准备用教育这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忠诚。

他曾经在南京神学院担任希腊文教授，后出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1916年，美、英两国的基督教教会合办了“北京大学”。由于这所大学是由三所教会大学合并而成的，又由不同的教会管理，起初运行得非常混乱。

1919年1月，校方聘请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司徒雷登到任之后，将校名改为“燕京大学”，并且立即进行改革，为其绘制了一幅宏伟的蓝图——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道路。

在这一蓝图的指引下，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任教几年之后，司徒雷登就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新校园，并聘请了国内外最著名的学者任教，在教学思想上，该校不强调基督教教育，实行自由教学。

1927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了中美文化的交流。

群星璀璨的师资和新的教学理念，大大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和学术地位。

在司徒雷登担任校长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已经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大学，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引导作用，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一八”事变之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而被关押，吃尽了苦头，直到1945年才获释。

1946年7月，由于他在中国的资历和声望，在国共关系行将破裂之际，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协助美国前国务卿、现任总统特使的马歇尔将军调停国、共两党的矛盾。

出于对中国深厚的情感，和对中国命运强烈的使命感，司徒雷登积极劝告蒋介石推动和平，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政治上，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又不得不积极为国民党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

1948年底，国民党由于腐败和无能，以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时，司徒雷登终于对蒋介石彻底失望。他暗中支持李宗仁，积极推动“和谈”，希望中国保持“划江而治”的局面。

在解放军渡江形势已经日趋明显的时候，他想利用自己即是美国大使，又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双重身份，通过个人努力与共产党接触，以“建立新的关系”来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

1949年3月，他致电美国当局要求留在南京。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授权司徒雷登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但要求他注意保密，以免引起美国右翼势力的反对。

4月22日解放军渡江后，南京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赴司徒雷登住所劝其南下广州，遭到他的婉言谢绝。

当天西方国家的外交使团开会讨论去留问题，鉴于美国大使的态度，其他国家大使也都留在了南京。

（三）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攻入了南京。

就在南京刚刚解放的当日，毛泽东就催促渡江战役总前委“小平、陈毅二同志即刻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望早去南京。”

邓、陈、刘等机关还在路上的时候，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为司徒雷登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开始接触创造了机会。

据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中记载，4月25日晨6点半左右，几个士兵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所，并直接闯入了司徒雷登的卧室。在他大声质问下，几个士兵他们退了出去，其中一两个还带着怒气喃喃自语。

在司徒雷登迅速起身至客厅查看情况时，看到又有十到十二个士兵进来，其中一个看似军官样子的解放军向司徒雷登解释说，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例行巡查。

在确定司徒雷登可以用汉语交流时，这位军官客气地重复了他们的保证，当察觉到司徒雷登对其不是很欢迎的时候，就准备带人离开司徒雷登的住所。

这时，司徒雷登的年轻随员爱德·安德力戈听到声音也起来了，以为遇到了危险，就匆忙跑过来要保护大使，结果被推回了自己的房间。在厨房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仆人吓坏了，战战兢兢地把这群士兵领了出去。

其中一个士兵对他的仆人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他们很快就会全部拿回来。

在司徒雷登看来，这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士兵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外交豁免权，这件事很容易理解。在战争期间没有抢掠和伤人的解放军，已经算得上军机严明了，这个事件可以说微不足道。

但美国当局将此事看得甚为严重，借新闻报道大做文章。并指示司徒雷登“向共产党当局提出有力之抗议”。

司徒雷登在自传中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跟北京没有任何外交上的往来，也根本联系不上共产党的高层。”

但此事件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消息，却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26日，毛泽东措辞严厉地给总前委发出一份电报:

“据美国广播称，我人民解放军曾进入美大使馆实施检查，并宣称该室器具不久将为人民所有云云。不管此事是否属实，你们均立即传令全军，对待各国驻华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他外交机关，早规定一律予以保护。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进行检查，必须经中央局及野战军前委批准。此次事件如属实，应认为违反纪律行为，迅予查究。”

后又给华东局发电:“南京现为各国大使馆、公使馆驻在地区，我卫戍部队必须特别注意，望刘、陈、邓、饶（饶漱石）亲自掌握外交问题的处理，并督促陈士榘（第八兵团司令员）、袁仲贤（第八兵团政委）加强对南京卫戍部队城市政策教育、训练和管理。”

刘、陈、邓到达南京后，马上严格检查违反外交政策的事件。

当时首先进入南京城的，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第35军。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队伍，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和由抗日战争时期家喻户晓的“铁道游击队”基础上组建的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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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军原属王建安的第七兵团建制，在渡江战役中临时归陈士榘的第八兵团指挥。本来只是负责策应主力部队，牵制敌人的第35军，三浦战役（三浦指的是江浦、浦口、浦镇）后，处于最佳位置的第35军意外地成为第一个进入南京的部队。

当时的南京城已经基本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虽然没有激烈的军事冲突，但第一个把红旗插上总统府，使第35军在解放国民党首都这个具有里程碑式重大历史意义时刻，成为解放南京第一军而载入史册。

这个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就出现在没有经过任何城市政策教育和训练的第35军。

然而，经调查在南京刚刚解放的头两天，由于尚未建交，因此还算不上“外交事件”、现在看来纯属“出洋相”的事情，在当时可不仅仅只是一个。

（四）

5月5日，华东局和总前委通报了几起“外交事件”:

第35军某营长、教导员率几名士兵进入美国大使馆，并直入美大使司徒雷登卧室，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和违反了外交政策的突出事件。

我军在奥国大使馆门口的卫兵不准人进出，有两个奥国人驾驶汽车出门时，在不听卫兵阻止，欲强行其外出时，该卫兵连放两枪，令两个奥国人受惊返回。

我军在法国大使馆的卫兵遇到法国大使由私宅到馆内办公，被阻止不准进去，进去又不准出来。

第35军政治部秘书率一个管理科员到某国使馆去打房子（为战士临时借住），引起争吵和群众围观，后经军政委何克希路过阻止，方才作罢。

还有，第35军一些同志，到某国大使馆门口大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等等。

通报中指出:“无原因地私自出入外侨住宅任何时候均属错误，因语言不通，容易导致误会，即便是本国人住宅也是不对的。外国领事馆驻地，以国际外交公法是不接受检查的，更不能私自闯入。”

“我军对各大使馆、领事馆加派岗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不是去妨碍其出入的。除我军指定范围，一般不能妨碍其行动自由。”

这些事件，是第35军缺乏城市接管和处理外交事物的经验所致。但公正地评判，第35军进入南京后，纪律是相当好的。

第八兵团在《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中记载:

“第35军进入南京后，在保护工厂、看管物资方面真正做到了原封不动。该部队某机炮连在小北门看管仓库，战士宁可抽自己的旱烟，对仓库里可以看得见的香烟、罐头和其他食物丝毫未动……”

总前委在30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第35军因非主力部队，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是比较好的。

其他主力部队如不培训，不会比第35军的情况更好。”

4月29日，粟裕命令王必成的第24军前往南京接防，第35军调往杭州归还第七兵团建制。

第24军进入南京前，专门进行了三天的城市政策教育。兵团首长亲自做报告，从营以上干部到连、排干部战士，从各方面的纪律注意事项进行教育并制订措施。

虽然有一些小插曲，但司徒雷登亲身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南京带来的新气象。他在自传中表示，解放军严明的纪律使他深受感动，相比之下，使他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共产党与国民党事实上在各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完全没有个人贪污，官兵平等，简朴而勤劳，并且有严格的纪律训练。……对民众完全没有不适当的举动，对向老百姓借的东西，能做到十之八九完全归还或赔偿。……所有我们对于这一切看到了看得见的证据，和许多听得见的赞扬……”

“所以，我希望能与共产党进行接触，而后建立关系。”

4月下旬，黄华从北平调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他原本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解放战争初期曾在北平军调处工作，与司徒雷登有过接触。

他的任务是接管南京外交部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但离开北平时，周恩来特意交代黄华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进行接触。

听说黄华到任南京，司徒雷登很是高兴，立即派秘书傅泾波前来联系。

（五）

5月7日，黄华会见了傅泾波。

傅泾波转达了司徒雷登盼望与黄华见面的意思，为表示诚意，请黄华告知中共中央，美国已经停止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次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就是希望同中国共产党接触，而且已经征得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

司徒雷登的意愿，是在此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时期，如果能在燕京老校长手中完成这一重大转变，比换其他任何一任美国大使更具有意义。

不难看出，司徒雷登一方面出于美国的在华利益；另一方面，他的中国情节，促使他愿意用最大努力促成美国政府与中国新政权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迫切愿望。

黄华表示，会见的事情考虑和向中共中央请示后才能决定。但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空言于事无补，需要美国政府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黄华就上述情况报告中央，5月10日，毛泽东复电做了七条指示:

首先，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了解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其次，见面时多听少说。在表达己方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4月3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身份的李涛将军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在中国内河炮轰解放军之暴行的声明，由毛泽东起草）

第三，就关于你们说“空言无补，需要美国多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之说法不妥，这样的说法似乎给造成希望美国援助的意思，或者照此文字来说，似乎美国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些。故不妥当。

重点应放在强调任何外国永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方面。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与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割裂与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撤离一切外国驻华军事力量。

第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声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第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第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应采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第七，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与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态度。

毛泽东当时具有前瞻性大局观的指示，切中要害并详尽明确，在美国不再干涉中国内政、具有平等原则基础上，表现出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的诚意。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所进行会晤。

就解放军进入他住宅的事件，司徒雷登反应平静。黄华也并没有道歉的意思，只是向他做了解释:

“在还没有与新中国建交以前，外国使节并不享有外交豁免权。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局面住宅检查，但作为外侨，解放军也将保护其安全。”

司徒雷登表明了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吸收民主人士参加。

黄华也明确提出了美国政府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平等原则基础上的两国建交条件，为表示诚意，美国应立即撤走驻中国青岛等地的军舰和陆战队。

司徒雷登答应将此条件转呈有关方面。后来的事实证明，司徒雷登确实努力让美国政府有了实际行动。

5月20日，总前委在上海战役开始前电告粟裕、张震:“司徒雷登已向我南京外事处黄华同志做出个人的负责表示，吴淞口内已无美舰。”

这个电报打消了第三野战军攻城部队的顾虑，以猛烈的炮火封锁了黄浦江……

（六）

上海解放后，司徒雷登申请去上海处理美国侨民的事物。

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南京市委予以比准，并提供保护，并让黄华向司徒雷登提出我方已不承认国民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各外国不应再与此逃亡政府发生关系。

6月6日，黄华约见司徒雷登，谈了赴沪手续的有关事宜后，双方谈到了相互承认的重点问题。

司徒雷登当下显然对共产党不承认他的外交身份和特权耿耿于怀，也表示了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敌视和观望态度。

他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上表示:“在中国新政府在愿意、而且有能力依照国际标准与其他国家保持外交关系时，大家再讨论此项问题。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局外人，也只能够坐等观望。”

但司徒雷登促成美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是强烈而热切的。

6月8日，傅泾波来见黄华，转达了司徒雷登的口信，意思为美国官方现在对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问题很难做出正式表示，需要司徒雷登个人回到美国后努力协调促成。

但努力的前提是，他需要了解中共中央高层的意思，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司徒雷登希望表示愿意去北平会见周恩来，希望得到同意。

黄华报告中央后，周恩来考虑双方还尚未建立关系，通过非官方形式接触比较合适。于是，由现任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出面，以邀请司徒雷登访问燕京大学的理由，促成其北平之行。

司徒雷登得知后非常高兴，将此事报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等候批准成行。

然而，在此即将创造历史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关上了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大门。

国民党政府垮台后，美国国会里掀起了一股反共、反华浪潮。右翼势力追究美国政府的责任，美国政府中原来对中国共产党态度友好的官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指责与迫害。

在此情况下，艾奇逊不敢批准司徒雷登赴北平的要求，而是在7月2日来电要司徒雷登尽快回国。这无疑给司徒雷登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使他极为失望。

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等登上专机，从南京转道日本东京回国。途中，一个更加严重的消息让司徒雷登如雷击顶: 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

在这份长长的报告中，叙述了自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时的中美关系。

白皮书中公布了大量的机密文件，来证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也证实了美国政府美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和千方百计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最后遭到失败的经过。

司徒雷登在夏威夷看到白皮书后大为震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白皮书昭告世界，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在内战中已经彻底失败，一方面不肯承认美国政府有任何错误，一方面又尽力把过错归咎于中国国民政府。并且指出美国政府不为这个失败结局负任何责任，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为国民政府的生存所作的各种努力，均将结束。”

白皮书中大量扶蒋反共、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既然已经公布，也自然不可能与中国的新兴政权建立关系。

司徒雷登与中共中央接触的失败，和美国政府白皮书的发布，使他自己陷入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一下子成了中、美双方攻击的目标。

掀起轩然大波的白皮书，也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它详实地告诉了中国人民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幕后都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阐明了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批判了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决裂。

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中说到:“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豪迈自信的宣言，曾经鼓舞了几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毛泽东具有前瞻性的预言不久以后就被证实。一年后的1950年10月，美国政府不顾信义，命令第七舰队悍然进入了台湾海峡，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在不久之后的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要把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最强军事联盟“联合国军”，打得痛入骨髓。

这一场立国之战，使中国百年以来陷入低谷的民族自尊拔地而起，也揭开了中、美两个大国宿命般的对抗历程。

司徒雷登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中国，但“别不了”的中国情节已经深深地植入他的灵魂深处。

回到美国后，他受到了美国右翼势力的大力攻击。在双重打击下，他心力交瘁，四个月后突发中风，从此瘫痪在床。

他从美国政界从此消失，也很快被美国人所遗忘。

但中国人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司徒雷登校长为中国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也没有忘记他为中、美两国建立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司徒雷登在1962年病逝于华盛顿。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但他将中国视为第一故乡，临终遗愿是将他的骨灰葬于燕京大学校园内。

2008年11月，司徒雷登的骨灰被迎回中国，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西子湖畔，他魂归“故里”的遗愿也算是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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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参考文献: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

黄华:《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载《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第9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

《毛泽东文集》第四、五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兵团渡江以来关于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总结》。

钱辛波:《我认识的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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