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狂屠犹太人，盟军为何无动于衷？那些更为肮脏的原因？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1941年是他们命运的转折点。其实,发生在奥斯威辛和其它集中营里的大屠杀真相,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当时的盟国,可是为什么无论英美盟军还是苏联红军对此全都无动于衷,听任这一幕人间惨剧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是失误,还是有更为肮脏的原因?

整整60年过去,铅封终于开启。

盟军早就洞悉一切

今天,虽然俄罗斯还没有公开斯大林对苏联红军(战争中他们不止一次迫近刽子手却没有采取行动)下达的指令,但英国和美国关于这段历史的档案已经公开。原来,早在悲剧刚刚发生的时候,他们对纳粹集中营里的一切就已经了如指掌。

必须了解的一个事实是:早在大战爆发前,西方世界就已经认识到,希特勒是个极端的排犹主义者。在1925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使用毒气室对付犹太人的毒辣想法已然初露端倪:“假如我们能早一点借毒气之手摆脱掉1.2万～1.5万名下流的犹太佬的话,成千上万名优秀的德国工人就不必在前线忍受痛苦,或许我们就能及早挽救一大批前程远大、勇敢、高尚的青年。”有计划地在社会上排斥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在大庭广众之下羞辱他们,最后发展到“水晶之夜”,全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然而,这一切竟没有激起伦敦和华盛顿政客们的愤怒。英国驻德大使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自己就是一个排犹主义的支持者,经常出入于各高级俱乐部的他,一面精心修饰自己的仪容,一面只是将自己的观察——“德国犹太人在一些行当的就业比例低得不合逻辑”报回国内,提请唐宁街警惕。是为了制止可能发生的暴力行径吗?非也!他是预见到犹太难民潮的威胁,提醒政府及早筑起防御的大堤。

1941年春天,早在汪西湖会议(1942年1月,希姆莱的副手海德里希在柏林郊外风景区汪西湖召开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对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问题——译者注)前一年,纳粹已经确立了清除欧洲大陆所有犹太人的方针,命令简单明了:毫不留情。1941年6月21日午夜,大屠杀伴随着“巴巴罗沙”行动开始了。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的村庄城市一个接一个陷落,野蛮的杀戮随之展开。“特别行动队”焚烧犹太教堂,把犹太人赶进深沟,用枪射杀或者干脆活埋,遇难者人数直线上升。

所有命令都以口头传达的方式从柏林发出,希姆莱通过无线电波逐日了解情况,这是典型的纳粹的方式。他们不直称“灭绝支队”,而代之以“特别行动队”,一次“转移”、“特别行动”或者“撤退”,就意味着一次屠杀。从1941年秋天开始,第一间毒气室投入试验。每天,无线电波传递着最新结果:今天都使用过哪种毒气,效果如何。很快,臭名昭著的“齐克隆B”脱颖而出。纳粹在电报中报告使用“齐克隆”的结果:“齐克隆”D型毒效过低,E型更适合用于木头小屋的消毒,只有B型杀人最为理想——所有这些电报都被逐字逐句破译,不是在柏林,而是在伦敦。

在英国与纳粹德国交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前者在密码破译领域无可争议地保持着优势,这也是战争中英国惟一能占上风的地方。在布莱奇利公园,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密码破译中心开足马力,5000人夜以继日埋头于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英文和德文的密码海洋中,当空军、陆军和海军节节败退之时,大英帝国仍然牢牢地守住了这块阵地。

决不能让敌人有所察觉,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布莱奇利公园保持的沉默,淹没了1941年夏天的暴行。柏林总部向苏联前线发出的每一条指令都没有漏过英国密码专家的眼睛,他们凭着灵敏的嗅觉很快就洞察到这些委婉措辞背后隐藏的杀机。所有分析立即被送到丘吉尔的办公桌上,摘要清晰地写道:“在东方被占领的国土上,纳粹正成百上千地屠杀犹太人。”

1941年7月末,为布拉格盖世太保头子开车的司机逃到伦敦,他透露的情报让人毛骨悚然。趁着这个机会,丘吉尔小心翼翼地向公众敲响了警钟。在8月24日的一次广播讲演中,首相在对苏联红军的英勇无畏大肆夸赞之后,捎带着讲了这样几句:“德国的警察部队冷酷无情地杀戮了上万无辜。自13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洲以来,如此规模、如此残忍的罪行绝无仅有。”

英国人三缄其口

尽管丘吉尔的讲演大大缩小了屠杀的数字,甚至连“犹太人”这三个字都没有提及,英国情报中心的负责人还是冲到了唐宁街。丘吉尔讲这些话到底想干什么?要是德国人更换了密码呢?要是我们就此失去了对他们军事行动的掌握,任其潜艇大摇大摆地袭击我们的舰队,又该怎么办?面对怒不可遏的情报人员,首相也得做出让步。铅匣重新关闭,现在还不是捅破秘密的时候。

就连宣传机构也搀和进来。他们说现在揭露这些恐怖事件只会带来相反的效果,老百姓根本不会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巴黎和伦敦拼命造谣说,长着大胡子的普鲁士人在比利时打断所有小姑娘的胳膊,大家这次难保不会误以为老把戏又登场了。新闻部长的一席话再清楚不过:“我们报道恐怖行为时,必须掌握好分寸。应该把我们的报道限制在对那些确系无辜的受害者所遭遇的暴行上面,而不应扩大到持不同政见者的暴力对抗和犹太人身上。”

这些听起来令人恶心的话被顺理成章地接受下来。

美国人亦不愿两肋插刀

面对如此事实,生活在英国和美国的犹太人又都做了什么?他们试图扭转舆论,每天,犹太文传电讯社都会发布新闻公报,英美报纸偶尔转载上面的消息。但是,涉及大屠杀的消息,从来都被怀疑其真实性的主编排斥在外。罗马尼亚军团在敖德萨屠杀2.5万名犹太人的消息曾以醒目的标题上过《纽约时报》的头版;1942年6月,英国《每日电讯报》也登过纳粹使用移动毒气室杀人的报道;发生在捷克利迪斯村的惨剧亦曾激起盟国百姓的愤怒,可是等到太阳重新升起,所有俱如过眼烟云不再被人提起。相比之下,在太平洋战场上抛洒热血的“好孩子”,才是最能感动美国人的话题。

这些话题既难以在读者中引起共鸣,又因为史无前例而令人难以置信。于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的犹太人发出的呼吁,听起来总像夸大其词。再者说,为犹太人张目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它可能引起自己对手的疯狂报复,其结果必然大大不利于落入轴心国之手的盟军战俘。既然大屠杀已经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那就别再因为谈论它而引起新的不幸吧。

军方意见这时显得特别有分量,它们也不愿有人拿这个话题在耳边喋喋不休,强调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目标上。退一步讲,关于大屠杀的说法简直立不住脚,极度缺乏劳动力的纳粹怎么会舍得花费气力从欧洲各个角落搜罗犹太人,然后集中起来杀掉呢?他们真是愚蠢无比,难道把犹太人赶进工厂,或者让他们修筑要塞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当一切为时已晚

1942年12月,盟军第一次在官方声明里提到发生在欧洲全境的大屠杀。这篇声明的作者是丘吉尔首相的左膀右臂,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当他在下议院宣读完这份声明,议员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BBC也有了回应,呼吁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躲藏起来,同时向柏林投放了15万张印有这份声明的传单。然而,这些努力全都如泥牛入海。伦敦最有势力的犹太人拉迪·雷丁向丘吉尔恳求救一救水深火热中的犹太同胞,后者回答说,他所描述的大屠杀从技术角度讲根本讲不通。看起来,拯救同胞的出路只有一条:打赢战争。为达到这个目的,盟国显然需要在诺曼底海滩有所突破,而不该把目光局限在丘陵密布的波兰原野。

1943年,犹太人终于盼来了希望。9月29日,瑞典探听到8000名丹麦犹太人将被押到集中营,便伸出双臂接纳了他们。这次成功的营救唤醒了沉睡的美国人,同年10月6日,400名犹太教拉比从国会山出发步行到白宫请愿,抗议政府面对大屠杀无动于衷。政府里重量级人物也不再沉默,财政部长亨利·摩根韬(罗斯福总统的亲信、政府里惟一的犹太人部长)开口讲话了。1944年1月22日,总统授权成立的战争难民救助署开始工作,全力拯救处在死亡威胁下的受害者,是难民署的主要职责。2000名法国犹太人在美国的帮助下,取道瑞士和西班牙逃出纳粹魔爪。

但是救赎的力度和方式到此再也不肯前进半步,虽然盟军早就占领了位于意大利境内的福贾空军基地,却从不见有人认真考虑过空袭奥斯威辛的事。每当难民署论证这个问题,结论总是认为这种空袭危险性过大,而收效有限——德军可以轻易修复被破坏的铁路线,所以与其空袭集中营,不如摧毁奥斯威辛附近的炼油厂。不能把制止大屠杀摆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现在不行,将来也不可能。大家在沉默中彼此心照不宣。于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悲剧,仍然在欧洲大陆上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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