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黄蕙兰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爱恨纠葛

美国《VOGUE》杂志曾经评选过一位 1920-1940 年代的中国 " 最佳着装 " 女性，却不是宋美龄、宋庆龄、林徽因、胡蝶等大家众所周知的民国女性，而是一个也许你 从未听过的名字——黄蕙兰。此外，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被誉为明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前任夫人。

黄蕙兰出身于印度尼西亚华侨巨富之家，她的父亲黄仲涵是个贸易奇才，被称作“爪哇糖王”。黄家府邸在爪哇最高级的地段占地二百多亩，光花匠就有五十余名，除去私人花圃竟另有私人动物园。黄仲涵这辈子过得洒脱至极，大把赢利，大把浪费，但出格难得的是身在异国却很爱国，捐很多钱撑持辛亥革命，撑持讨袁战争，还热情公益，斥巨资办学。

黄蕙兰从小就是被娇宠着长大的，3岁时收到母亲送她的礼品，是一条80克拉的钻石项链，重到硌破了她的颈项。母亲请专人教她英文、音乐、跳舞等等。黄蕙兰极其聪明，随着母亲游历英、法、美诸国，小小年岁就见地不凡，精通法、英、荷等6国言语。

黄蕙兰出手豪阔，装扮极其时兴，在老外们眼里几乎就是美丽的东方公主，于是很自然成了交际红人，开着母亲的奢华轿车参加各类派对，夜夜笙歌，结识了很多名士。在英国的时候，她们母女甚至和英国王室有来往。黄蕙兰有很多追求者，然则她从不肯在任何一段爱情中停止太长时光，直到她遇到了被称为“民国第一外交家”的顾维钧。

顾维钧是民国著名外交家。电影《我的1919》中，陈道明曾扮演过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为维护山东权益，不惧列强、据理力争、慷慨陈词的片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黄蕙兰见到顾维钧的第一印象着实不美妙。由于他穿戴装扮一点不时兴，还理着老式平头，也不会跳舞、骑马，以至不会开车，不具备白马王子的根本技艺。彼时，顾维钧的第二任太太唐宝玥已经去世，那时的顾维钧更需要一位同样具有外交禀赋的伴侣，而富家千金黄蕙兰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她精通外语，天生富有交际的才能，并且家世丰厚，对顾维钧的政治前途大有裨益。

顾维钧使出各类套路狂追这位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名媛。不只天天派人送花，他更是用法国当局供给大使馆的车，去接黄蕙兰去枫丹白露，不会开车怕什么，人家有专职司机。他带黄蕙兰听歌剧也都是享用包厢。这些都是黄家用钱也买不来的，黄蕙兰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称心。

然而顾维钧真的很爱黄蕙兰吗？他没表达过，或许只是以为这位交际名媛，十分适合做大使夫人。他在极短时光就攻占了黄蕙兰的少女心，然后用

间接

而不浪漫的方法向她求婚：“我的两个孩子需求一名母亲”。

1920 年，黄蕙兰和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公使馆结婚时，除了嫁妆丰厚到令人瞠目结舌，还从伦敦摄政街定制了纯金刀叉，订做的床单、床罩的扣子是以纯金做成的玫瑰花，每颗扣子上还镶嵌着一粒钻石 ……

从新婚那天开端，黄蕙兰就明白顾维钧必定不会是一个宠妻好良人。他们的洞房花烛夜是在赶往日内瓦开会的火车上

渡过

的。她艳服呈现在他眼前时，别说一句称赞，他忙着办公连头都没抬一下。顾维钧是个有才华有志向的人，同心专心为国度效命，能分给枕边人的关怀真实少得不幸。黄蕙兰又敬服他，又恨他对本身的心猿意马。她说本身就像是他一件精美的装饰品。

黄蕙兰是民国时期的 " 街拍偶像 "，她曾在自传《没有不散的

筵席

》中，提到自己引领的 " 光腿穿旗袍 " 风潮：她写到自己当时因为皮肤病不能穿袜子，而光脚去了上海，但并未告诉别人原因。结果第二天，上海的女人们接二连三的在大冷天也把袜子脱掉了，只为追捧这一 " 冷天光腿 " 的新时髦。后来黄蕙兰皮肤病好了，又开始穿上丝袜，大概这群追随者们也蒙了圈，这故事让人啼笑皆非。

当时流行以进口法国衣料做旗袍，图案多以素净雅致的花卉为主。但迷恋华丽贵气的黄蕙兰却不以为然，在她眼里，泛着潋滟光泽的中国丝绸才是制衣的 " 极品 "。2015年，以 " 中国：镜花水月 " 为主题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慈善舞会及展览中，就有一件她 1976 年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非常 " 黄蕙兰 " 风格的旗袍，精致程度叹为观止。

黄蕙兰是顾维钧最得力的助手。黄蕙兰具备外交官夫人的硬软件：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舍得卖力气，活跃于国际政坛，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凭着青春和财富，赢得掌声一片。她认识到外国社交界在很大程度上根据顾维钧和她的表现来确定对中国的看法，因此，以“中国的橱窗”自我定位。她的家，沙龙主人的她皆是橱窗的附件。她斥巨资修葺中国驻巴黎使馆。力求让“橱窗”精致些，使外国人在窗口看中国的月亮和星星。

当别人都对顾维钧的外交业绩大唱赞美诗，宋美龄却将视线投向黄蕙兰：“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外交官袁道丰道：“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太太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顾维钧晚年回忆黄蕙兰：“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招待他们。”

外交场合的黄金搭档，生活里却有不谐调之音，装扮整洁的黄蕙兰期待着顾维钧的赞许，他却往往心不在焉地看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他痛快地花着她的钱，痛快地以鄙视她来“正当防卫”奇异的自尊心。顾每用一回她的钱，对她便多一份排斥。才子的精神洁癖及官宦欲综合征并发的病灶。晚年，黄蕙兰撰写自传《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顾维钧，怨而不懑，评价仍很高：“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1956年，早已貌合神离的顾维钧和黄蕙兰终于离婚，两年后迎娶严幼韵。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外人无从置喙，黄蕙兰不予承认，口气很强硬：我才是顾太太，虽然我们已经分居了;我们家里人也不承认的，我的小孩在新年只给我磕头。

情感的纵横捭阖、大起大落，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