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清朝为何在中法战争还是不败而败？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近代中国多次遭受战争的洗礼，但几乎是每战必败，而爆发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却显得有所不同。众所周知，一场扬眉吐气的镇南关大捷一扫前期清军在战场上的衰颓之势，可大捷的后续却不是乘胜追击，而是签约、停战，最终《中法新约》于1885年6月9日出炉。打赢了却还要签订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称呼的由来。那么在这不败而败的背后，又有何原因呢？

《中法新约》

01、清军自身实力不足

实际上战争爆发后，清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处境是相当不乐观的。从山西、北宁的失陷，到1885年2月谅山的陷落，法军显然已经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

在镇南关大捷的前两天，负责两广前线军事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正向朝廷报告这令人堪忧的军情，“近日密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可以说处在劣势中的清军，此时对战争已经不抱什么太大的期望了，而两天后虽然有了镇南关大捷，使得越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转机，但这不代表清军就从被动的一方转向了主动，绝对优势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在中国这边。

1885年4月13日，张之洞向朝廷报告，“顷接冯廿四电，探报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复攻谅山。”喜未上眉梢，又要为即将到来的硬仗捏把汗。

此外，西线的清军虽取得了临洮一役的胜利，可云贵总督岑毓英仍表现得忧心忡忡，原来刘永福退扎连山总部后，军心受到大震动，士兵们“陆续逃遁，所存不满五百余名。”黄守忠是刘永福手下的一名部将，其下管的士兵更是跑得全无影踪。岑毓英在信中说：“迄今将及一月，多方招集，不足千人，战守两难，进退失据。”因此一两次大捷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战局，清军在越南战场上所面临的形势，仍然是紧急且严峻的。

02、李鸿章的和戎观

李中堂向来主和，但主和与懦弱不是一码事，事实证明没有金刚钻却硬要揽瓷器活，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法战争初显端倪时，李鸿章为避免战争的爆发，曾说过“息事宁人终久长远之计”，可是搞事情的法国并不这么想。从占领南圻到侵犯北圻，从第二次《西贡条约》到《顺化条约》，法军的野心一步步膨胀，胃口也越来越大。

反观清廷内部，主战派的官员也比比皆是。那些昏聩颟顸的顽固派官僚就不说了，即使是在洋务派里，除了左宗棠、张之洞以外，彭玉麟、张树声、刘铭传等人也是支持开战的。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1883年底中法关于越南交涉的失败，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开战后，李鸿章虽然不把息事宁人一词摆在桌面上，但其内在思想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改变，求和仍然是核心。

1884年他对越南战场做了一番细致分析，在比较中法两军相互的优劣势后，得出两个“不可恃”。其一，“法人长于水战”，而“华兵仅赖营垒炮台”；其二，“法兵操练熟悉”，而“滇桂各营操练素未讲求”。在海防上，李鸿章又评价清军说“兵单饷匮”、“水师未成”。不得不说李的评价是中肯的，但他所说的这些都是表象，李鸿章真正想说的其实只有一句话，什么呢？“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说到底，和才是根本。

马尾海战

因此，在日趋严峻的战场形势下，在越南战场陷入胶着状态，而台湾已然进了法军虎口的威胁下，“弃越保台”应运而生，“和”字方针最终被确立，1885年中法停战。

03、国际环境影响

谅山大捷后，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一般认为茹费理内阁的倒台标志着对华政策的转变，因此说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内放弃战争转而与法求和是屈辱的。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

反对派议员李播在强烈要求更换内阁的发言中提到，“这不是说要放弃我们兵士用鲜血胜利取得的东京阵地。放弃这些阵地，不但是一种国家所不能宽恕的懦弱畏葸，抑且使我们在交趾支那殖民地的荣誉与安全不能保持。”因此，内阁的倒台不意味着战争会告一段落，卷土重来才是法军的下一步计划。

而从其他国家来看，英美大致是一个阵营的。他们既不希望战争会进一步扩大，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也不希望中国是胜利的一方，因为中国一旦胜利，那么影响到的就是全部列强的在华利益了。所以对于英美来说，调停是最可取的方案，让中国做出一些让步，然后中法握手言和，这样皆大欢喜。

德国却与英美不同，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更加热心。中法战争一爆发，法国先受到牵制，那么这样一来祸水东引，在法国无暇顾及的欧洲大陆，德国就可以随心所欲的进行扩张。其次，战争钱是最好赚的，趁着中法两国打起来，德国可以做一笔军火生意大发横财，何乐而不为呢？不过，英美德三国的立场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场战争的走势，真正起大作用的是俄日两国。

1884年8月24日，军机处给曾纪泽发了一道命令：“法船现已在福州开战，打坏马尾炮台、船局。倘俄暗许助虐，不但法势更张，而朝鲜、东三省各处添防，我力亦分。阁下即就近密探法，俄有无合谋中国之事。”9月13日，李鸿章又电告译署：“俄新闻馆言，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日前俄有兵船一帮，在烟台装粮煤，洋钱甚多，不知何往，以后尚有水师兵队北来。”这些动态尽管虚实未定，但却足以使早成惊弓之鸟的清政府坐立不安。

再看日本，1882年“壬午兵变”后，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激化。“甲申政变”虽然是失败了，但因此造成的紧张局势更使清政府震惊。法国侵越之心不死，而国际局势又偏向法国，且台湾也已成为法军虎口下的一块肉，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政府即使有心护越也无力硬抗了。

中法战争不败而败，既有其必然性，同时也是令人扼腕不已的。败，是败在了实力上，而不是那一纸条约。相反，权衡众多因素，《中法新约》的诞生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不战而和自然要付出代价，但战败求和岂不是要付出的更多？

参考资料：

①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试析》，《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06期

②张梅：《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而收”原因新探》，《学术界》1990年第4期

③关威：《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④杨全顺：《李鸿章和局思想与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