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的监狱：民国援疆干部的监狱历险记

我的狱友是少数民族

我面上露出的同情，满不在乎的样子，先向他们问一声“好吗？”他们都颔首作答。他们问我吃了早饭没有，一个人把剩余的粥送给我吃。这时候正热，我忙把上衣脱去，悬挂在墙壁上。

我知道，监狱当局是用的隔绝方法。这个号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是汉族人，这样做是避免我和同号子的难友多谈话。其实并没有效用，虽然他们不精通汉语，可是经过几天以后，我和他们已经谈得很融洽，互相明白对方所说的话了。

善骑精射的哈族男子，1947年

他们六个人，一个是塔塔尔族人，塔城的富商，被诬陷与苏联和通商贸易被捕。另外两个塔塔尔族的青年，曾在阿山（即阿勒泰地区）苏联矿产公司做过工，回塔城后被捕。另外一个哈萨克族的穷少年，骑马由苏联逃回新疆被捕。另外一个老哈萨克人，因为秘密以牛羊向苏联交换货物被捕。还有一个塔塔儿中年人，无原因被捕。

我向他们说明了我的身份，我被捕的原因，以及新疆今日的局势和未来新疆应有的改善，和平快乐的远景后，他们都向我表示友善，很相信我的话。

狱中精神空虚、内心焦急

每一个犯人入狱后，只可和家中通讯一次，而通信的内容，只允许开列出你所要的被褥、衣服、日用品、零用钱。书籍也可以，但须经过严密的检查。我也不能例外，除去在入狱的第一天，开条子索取被褥衣服外，从此就与外面隔绝了一切消息。表面上规定以后仍然可以开条子向外面索取东西，外面也可以把东西送给警务处转交本人。事实上，毫无音讯，外面送来的东西，本人很难收到，本人写条子向外面索取东西，往往一两个月没有下文。

新疆监狱最刻毒最痛苦的一点，就是一个犯人处在物质上方面无较好的享受外，精神上感受最大的压迫。

一个犯人永远不准接见亲友，不准和外面通讯，不准看报纸刊物，不准带日历、手表、笔。一天、一月、一年的过下去，看着窗外的春天、夏天、秋天和漫长的飘着雪花的冬天轮换下去，你不能用一天或一月来计算你在监狱的时间，你必须用“年”来计算。

你什么时候可以释放？你不必问，也没有人能告诉你。

我最初入狱，心情由镇定而转入焦急，因为我得不到丝毫的消息。我盼望由于时局的变化，在廿天或一个月内可以蒙受释放，事实上，一天一天过下去，没有一点消息。同号子的难友都劝我不要焦急，他们说在新疆监狱中很少被释放的犯人，如果住两三年会被释放，那简直是奇闻。我听了这些话，心中格外焦急。

我住的号子是“新狱X院X号”。大约每20个号子，就有4个看守负责，其中一个是头脑。后来我才知道，新狱南院北院都各成一个山字型，一个山字形有100多个房间，每个房间平均住7个人。除南院北院外，还有“里院”（住更重要的犯人），

全狱犯人至少有3000人。

和狱警斗智斗勇

我们一天的生活如下：早晚听从看守的招呼，各“放封”一次，放封就是排队到厕所去大小便，顺便把号子里的小便桶抬出去，倒在厕所里。放封每次约10分钟，“散步”每两天一次，每次约10分钟。除此之外，再不会出房门一步。放封、散步的秩序，由看守按照号子次数轮流招呼，绝不允许看到临号子的犯人或与临号的人讲话，通讯都是绝对禁止。

每天吃饭上下午各一次。上午约在9时许，每人发一点咸菜，两个馒头或一个大饼，另外半桶开水，大家合饮；下午一个人外加半碗菜汤。晚间天黑即睡，不许点灯。

犯人在号子里，不许高声谈笑，要保持静肃，可以吸烟，不许喝酒，可以索水洗衣服、洗澡、借针补衣服。狱中有一个所谓合作社的机构，搜集犯人的存款，代犯人贩售日用物品，每一个有存款的犯人可以开一个户头。合作社贩卖的物品，有羊奶、火柴、大蒜、肥皂、毛巾等，每半个月发售一次。

一个犯人终年和同号子的人在一起，当然什么话都谈完了，而且不会得到一点新消息。不得不犯禁令，冒险与临号的人秘密通讯。

通讯的方法至少有三种：一是敲墙，站在窗口和临号的人谈话；二是敲墙，俯伏在炕底下和临号的人谈话；三是把写好的条子藏在厕所里，叫临号的人“放封”时取阅。如果要托“工犯”代传消息，那只有胆子大的工犯才敢答应。还有一种最冒险的事，就是把墙壁顶上的砖瓦网打开，弄活动了，可以传递信函和书、报。上面这些行动，如果被看守发觉，轻则被辱骂，重则被打，或戴脚镣以及其他各样的处罚。

很多的犯人被捕入狱后时候，都不知道被捕的原因，只是自己日夜不停的思索，但是终究想不出自己犯什么罪，因此患失眠症、恐惧症、神经失常症的很多。

我初入监狱的时候，连夜梦见远在江南沦陷区的母亲和死去的父亲。日间和他们谈谈各样事情，讲讲故事，唱唱歌，说说笑话，到后来渐渐感到无话可说了。

塔塔尔族男子掷标枪

同号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名叫“沙利克江”，塔塔尔族的20岁青年，生得又结实又高大，面型很漂亮，他会说俄语，略通汉语，而且粗浅的时事也明白。他有青年的心理，似乎和我的心理正相通。特别是他有一副响亮的歌喉，塔塔尔的民歌原本就很好听，他唱起来更美丽动听，他还会唱不少的苏联歌曲，我让他学会了好些塔塔儿歌和苏联歌。

他又胆大，性好冒险，号子里每逢对外有通讯的工作，都由他办理。有一次，临号借给我一本书，用绳子扣着传来，结果掉在窗外，

我们恐怕被看守发现，夜间他冒险用力把铁窗里面的布窗打开，伸手去摸索，结果没有找到，吓得我一夜做了六七个梦

。第二天清晨才用别的方法把书拾来。

监狱中的看守，对于犯人的通讯，无论监视的如何严密，犯人间的通讯依然可以达到目的。监狱外面的消息，由狱中职工从外面带回来，偶尔在工犯前面说出来，工犯们再把这些消息在送饭时，在窗外走过时，不露声色的告诉犯人，犯人再一传十、十传百。当然，这些消息错误的也有、扩大的也有，不过总比毫无消息好些，聊以安慰犯人们焦急的心肠而已。

工犯大多是维吾尔族人，他的汉语水平低，更不容易了解汉族的政府组织和人名，往往传来外界一些消息都是简略的，有时叫人不明白。我在1943年清晨入狱时，只带了一点关于政局的消息到狱中来，然而也大可告慰许多难友了。什么消息呢？一两天以前，外面流传朱绍良将军又来迪化，中央决心改组新疆省政府，主席有易邵力子之说。

民国新疆时局的转变

在国际关系上说，

盛世才倾向中央以后，迫使全省官民表现种种仇视苏联的行为，

影响中苏邦交匪浅，这也是促使中央更换盛世才的一个理由。当然以我的推测，即使没有“八一一事变”，中央也会很快改组新疆政府。

赵丹（1915—1980），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影明星

1939年间，上海有些电影戏剧界的人，带着好奇心理，组织 “实验剧团”来到新疆，曾经上演了许多名剧。不多时，许多演员先后被盛世才加以罪名捕入狱中，其中为首的是

赵丹

，这时已入狱5年，新华公司演员王为一已入狱3年，还有舞台工作者徐韬、朱令明，也在狱中，还有音乐家易烈，未出狱就得急死病了。

我到迪化以后，知道他们都在狱中，但是无从打听他们的消息。原来王为一就是我的近邻，没有过两天，我们开始秘密谈话，他把许多新消息告诉他，他很受到安慰。那时候还不知道赵丹囚在何处，后来知道和我们就囚在一起，也是我们的近邻。等到我们都出狱后，一同干了许多文化工作。

我入狱后的几天，可以作为我推测时局的凭借的，就是从窗口聆听大飞机的声音窥视大飞机。因为大型客机是装载军政要人从内地来，或向内地去，由此可以证明新疆与中央的关系并没有断绝。

在8月中下旬，朱绍良将军两次由重庆来迪化，维吾尔族的工犯，只能告诉我们内地来了大人物，叫不出名字。直到9月3日报纸上公布了盛世才下台的消息以后，这个消息在狱中终究封锁不住，传到我们耳中来了，我们都欢喜若狂，日夜盼望能够早日蒙受释放。同号子的几个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每天薄暮都跪在炕上，合手祈祷，口诵《可兰经》，那种诚恳哀求，肃穆感恩的表情，常常令我这个旁观者非常感动。

盛世才终究下台了

盛世才直到9月11日左右，才离开迪化飞往兰州。

这件事情反映到监狱里，便是大批的犯人允许和家属见面和管理的松弛。同时，我也得到了不少可怕的消息，

因为和我同时被捕的很多人，都受到盛世才残酷的刑罚。

那些消息，最初都令人不能置信，直到目睹受伤者，我才不得不相信。

中央政府所派的工作人员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有几个人都在被捕后的两个星期以内，遭受拷打、倒吊等各样的难以忍受的刑罚。

即使中央所派要员黄如今、林继庸等，均不能免。盛世才指使特工人员要他们亲笔报供自己是共产党，盛世才准备拿这些口供来送交重庆，作为拘捕中央派遣人员的理由。后来我们推测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还没有提审我，然而我已经饱受虚惊，心有余悸了。

明知道盛世才包藏野心，企图反叛中央，所以他才把中央派新人员拘押入狱。可是，中央还是要承认盛世才合法的地位与合法的举动，再来一个依法解决。

吴忠信（1884—1959）曾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

盛世才下台后，由朱绍良暂代主席，双十节，吴忠信才到迪化就主席职。10月中旬，“军事委员会特派清理新疆积案审讯团”在一个将军法官的领导之下，飞到迪化，再经过一次官样的文章的审讯，还要交保。

我在11月x日释放。出狱时，遍地白雪，已是严冬的季节了。

本文发表于1946 年《月刊》，作者韦微

本文由“瀚海淘沙”独家整理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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