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周总理组建“内阁”，结果令人惊叹，党外人占了几乎半壁江山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上任总理后，面临的第一件头疼的大事，就是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也就是“内阁”，当时名字叫政务院，其实就是现在的国务院。

国家就像一台机器，要想运转流畅，各个零件必须完美配合，相互合作，最终才能让社会运转起来。所以，如何选人头，是个很关键，也很头疼的事情。关键自不必说，头疼可能有几方面因素，其中比较难的，是如何权衡党内与党外的“人头”分配问题。

中国历来不缺人才，党内有人才，党外也有人才，敢不敢用党外人士，敢不敢将党外人士放在重要甚至核心位置上，是当时许多人关注的事情。

最终，周恩来交出了一份完美的、出人意料的答卷。

周恩来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突变，人民解放军气势如虹，胜局几乎确定无疑。一旦取得最终胜利，接下来的事情便是治理。俗话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上马打仗的能力已经被共产党人证明了，但下马治国的能力如何，还是是国内许多人，甚至国际上都十分关注的问题。

1949年3月，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为了掌握中国革命最新动态，专门派了亲信米高扬到中国来，去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办公所在地，和毛泽东周恩来畅谈。其中便谈到了未来新政府的组建问题。

要组建新政府，首要是确定领头羊。有人曾说，一头狮子即便带着一群绵羊，也能战胜由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这个民间谚语，主要强调的就是领导人的作用。

关于新政府的治理班子，最关键的就是谁来管家，也就是当家的。对此，朱德曾有过自己的人选。1948年夏，当身边人与他谈起应当有人来管经济问题时，他毫不在意，说周恩来不是回来了吗，他是最适合管家的，由他来管家一定能行。

除了朱德，苏联人也有自己的判断。1949年3月米高扬来到中国，与周恩来进行了深入接触，他对毛主席说，中国未来新政府不缺总理，周恩来就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中国人应该以拥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除了朱德和米高扬，毛主席也有自己的判断。他与周恩来自二十年代便认识，一起经历了大革命，一起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起经历了延安十年和抗战八年，对周恩来的能人和品质，毛主席是最了解的人之一。

毛主席与周恩来

周恩来年少便成名，十几岁在东北读书的时候，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愿；二十几岁到法国留学，就担任了旅欧共产党支部的负责人；回国后，又先后参与了北伐、领导了南昌起义，还有着丰富的上海地下党工作经验。

红军长征时，他半路患痢疾，上吐下泻，瘦得不行，依然坚持跟着队伍前进，最后大难不死，逃过一劫，为毛主席走上最高领导位置立下了汗马功劳；抗战期间，他挑起外事的担子，代表毛主席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建立起团结统一战线；抗战结束后，与毛主席一起出走重庆谈判，与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唇枪舌战。

毛主席、周恩来、朱德

几十年下来，周恩来的组织才能有目共睹。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善于团结合作。解放战争期间，因为工作原因，周恩来与国民党内左派和社会民主人士联系密切，对他们的为人处事有了自己的判断，这也为后来的点兵点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说毛主席是举重若轻，着大眼而不拘小节，是天然的统治者和战略决策者，那么周总理就是举轻若重，重执行而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是最佳的组织者和战略践行者。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新中国的第一拍档。

所以，在米高扬访问中国一个月后，1949年3月毛主席召开党内会议，谈到未来新政府“内阁”的人选问题，他单刀直入，直接表示：周恩来是总理的不二人选。原话是：对于新政府的领导人员配备，现在还不能确定，需要与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事实证明，毛主席的眼光没有错，朱德、米高扬的判断也没有错，周恩来从1949年10月1日上任内阁总理，到最后组建好自己的领导班子，只花了21天时间，并且结果是令人皆大欢喜。

周恩来确认担任政务院总理后，接下去的问题就是点兵点将，财政部长、公安部长、法院院长，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位置，应该找谁来当。

因为是第一届领导班子，尚且没有可参考的现实案例，也没有很成熟的选拔人才的系统，所以谁来当财政部长，谁来当公安部长，谁来当法院院长，等等，基本都是靠群众的眼睛，靠自己的经验，靠有威望人士的推荐。

其中，一个最引人瞩目的关键点，是如何平衡党内人才与党外人才的问题。光用党内人士，显然不行，这容易引起公愤，所以毛主席当时就表示，一定要有民主人士。

对于以往有贡献的社会民主人士，应当邀请他们出山，担任政府公职，这既是对他们过去成就的肯定，也是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也符合一个道理，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只有听取四面八方的意见，才不会得出偏颇的结论；只有笼络各个地方的人士，才不会出现有地方掉队的现象。

既然决定了要邀请民主人士，那么具体人选的确定就是接下去最棘手的问题。

其中，周恩来的重点攻克对象之一，是黄炎培。这个人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之所以说他硬，是因为黄炎培这个人历来不喜当官，一身投入在教育行业，教书育人，改造人心和社会。

北洋政府两度请黄炎培担任教育总长，他不肯；蒋介石也非常看重黄炎培的能力和威望，力邀其出任政府教育总长，他依然不肯接受。

不过虽然没有接受这些高官俸禄，但黄炎培脚下却没闲着。抗战期间，他先后六次下南洋，游说华侨，为国家抗战募捐；此外，他还与张澜等人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为抗战奔走呼号。

正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的表现，黄炎培在社会上赢得了两个清名：一不敛财，二不当官。

黄炎培

虽然黄炎培不愿当官，但对于这样的大才，周总理依然不愿放过，求贤若渴的他上任总理后，重点攻克对象就放在了时年72岁的黄炎培身上。

1949年10月11日晚上，周总理亲自到黄炎培家里，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出任政府公职。

对此，黄炎培早就有所表态，他来到北平不想当官。不想当官的原因，其实不辩自明。

1945年黄炎培与毛主席在延安窑洞畅谈历史周期律，他当时提出的惊人之问就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几户都呈现了兴衰更替的周期率，对此该如何破解。毛主席回答，应该用人民民主的制度去破解，只有让人民去监督政府，才不会出现懈怠等现象。这也是后来著名的“窑洞对”。

正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观点，1949年抵达北平后，毛主席问他过去北洋政府两次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为何没有答应，黄炎培回答得也很干脆：“看不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目服从的。”这个答案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不过即便如此，大智大勇的周恩来总理，后来还是成功说服了黄炎培，化解了他不愿做官的“心结”。

当时，黄炎培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的回答是：“这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斟酌制定了《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有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周总理太能干了，他精准把握到了黄炎培的心理。黄炎培才华横溢，有抱负，有胆量，却不愿出任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的高官，原因不是他不愿当官，而是他不愿当旧政府的官。

以前，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官员与商人沆瀣一气，贪污腐败，苛捐杂税，草菅人命，这样的现象屡禁不止，那时的官员虽饱私囊却穷了名声，官场风气不正。所以，看透了本质的黄炎培不愿当官，甘心自己搞自己的教育事业和工商业，另辟蹊径，力微而任重。

对此，周总理敏锐地感知到了，并且有的放矢，给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他劝黄炎培，过去当官，是给旧政府当官，现在不一样，现在是给人民当官，这不是当官，而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

黄炎培

从当官到做事，看似是换了个名字，其实是彻底换了内涵。周恩来用这样一个名称的转变，一下子打开了黄炎培的心结。智慧加上诚心，周恩来最终赢得了黄炎培的信服。

事后，当黄炎培的子女问他，为何以往年轻的时候都不愿当官，现在年纪大了反而当起了官？黄炎培解释称，“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周总理成功邀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不仅证明了周总理的能力，也为新中国赢得了一个大才，同时也为后续奠定了基础。

傅作义

当时除了黄炎培，周恩来还力主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一是因为傅作义曾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当予以肯定和荣耀，二是因为傅作义以前在旧政府当官时，曾在黄河治理工程上取得过瞩目成就。

傅作义一有威望，二有实力，周恩来毫不犹豫推荐了他担任水利部长，并且放言：只要是傅作义推荐的人选，都予以任用。后来，傅作义推荐了两个人，一位是张含英，一位是刘瑶章，都是典型的实干家，后来也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傅作义上任水利部长后，为长江黄河治理殚精竭虑，常年奔走全国各地，为新中国水利建设立得了不小功劳。

除了黄炎培和傅作义，还有许多民主人士都是由周恩来亲自邀请，比如农业部长李书城，等等，这些人许多都是仰慕周恩来毛主席的为人与才华，最终决定出任新政府公职。

整个组建“内阁”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人员筛选和资源整合的过程，这个人选既要有大才，也需要服众，这个过程需要周总理付出极大的体力和脑力。

好在，最后的结果是皆大欢喜，党内满意，党外也满意，并且好评如潮。

新中国首届内阁名单中，四名副总理，党内2个（董必武、陈云），党外2个（黄炎培、郭沫若）；21名政务委员，党内10个，党外11个；93名部门负责人，党内51个，党外42个。总共算下来，除去重复的情况，政务院正副职一共有109人，党内60人，党外49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了百分之四十多，几乎是新中国的半壁江山。

对此结果，有党外人士就感叹：共产党人确实了不起，自己打下了江山，却不光用自己人，这样的任人唯贤是非常了不起的；赞周恩来不愧是姓周，确实周到、完备。

在这样皆大欢喜的结果下，周总理率领第一届政务院，迅速走上正轨，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

到1952年底，在对内完成解放战争、对外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全国的财政收入已经完全平衡，物价已经完全稳定，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部恢复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其中，粮食总产量三年共增长45%，比历史最高水平高9%；棉花总产量三年增长2.4倍，比历史最高年产量高一半以上；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比1949年增长1.45倍。这些都为后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