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住在美国，胡适外出，小偷闯入家中，她大喊一句竟喝退小偷

胡适的夫人江东秀很厉害。民国的时候，胡适曾经到青岛大学讲学。他讲学的水平很好，从山东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开始讲起，娓娓道来，十分动听。参与讲座的学生和老师们都对他十分佩服。这天晚上青大的师生们就在青岛大学摆下宴席，宴请胡适。酒席很丰富。大家纷纷对胡适劝酒。可胡适却摆摆手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喝酒。”说着他从袋里摸出一只金指环，给大家传看，上面刻着“戒酒”两个字，是夫人江东秀送给他的。戒酒戒酒，即使出门在外胡适也不敢忘了夫人的叮嘱。

其实胡适很爱喝酒。有一次胡思参加好友的婚礼，新娘信教，只让每桌酒席上摆上一小壶酒。那天胡适很高兴，和好久不见的朋友对饮，相谈甚欢，可是没喝多久，壶中的酒就告罄了。胡适喊来侍者要求添酒，侍者很为难，他就拿出一枚大洋说：“不关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好友今天高兴，速去添酒。”可见胡适确实是耙耳朵，怕老婆。

但怕老婆并胡适一件坏事，有人拿这件事来取笑他，他毫不在意，反而说：“男人怕老婆，说明男人性情温和了。女人是弱者，男人怕老婆，说明男人的文明程度提高了，懂得尊重女人，尊重弱者了；丈夫与妻子，一般说来男人处在支配地位，女人是被支配的，男人怕老婆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多了一点平等？ 就是说，男人怕老婆了，这个国家人的素质似乎相对要高一些了。”这套“怕老婆理论”，看似有点荒唐，但其中还是透露出了胡适的男女平等、民主自由。

江冬秀长得很一般，相貌平平，但是相反，胡适却是一表人才，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相貌堂堂。而且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在民国年间很有一些地位，尤其还是他白话诗的倡导者，他的第一首白话诗“黄蝴蝶”就很受一些女同学的爱戴。所以对于胡适娶了这么样一个太太，尤其是他还这么怕老婆，当时的人还把这件事引申为民国七大怪事之一。可是在胡适看来，他却并不这样认为。他曾经跟别人开玩笑说我是属兔的，我老婆是属虎的，兔子怕老虎是天经地义的。他的怕老婆，不仅在他的朋友圈里人人皆知，而且还有文章发在报纸上帮他宣传，广而告之，但是他却并不以为意，还自嘲说怕老婆的国度将是更民主的国度。为了表明自己怕老婆怕得非常彻底吧，胡适还号召男人们要像旧时代女子那样，恪守他所谓的“三从四得（德）”— 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可是胡适在怕老婆之余还是一个很风流的人，这除了和他长相俊朗很受女人喜欢以外，还和他深受美国开放教育有关。沈卫威先生在《胡适的婚外恋》一文中曾经记载了一件往事。1923年的秋天，胡适害了病，在杭州疗养，刚好表妹曹诚英也在杭州读书。江冬秀就写了一封信给表妹托她好好照顾胡适。表妹长得很漂亮，温婉可人，而且十分仰慕我胡适的才华一来二去，两人就金凤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两人一起徜徉西湖畔，一起品茗论诗，生活的好不快意，没过多久，曹诚英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实江冬秀对于胡适的这件事情早有耳闻，可是天高皇帝远，只能徒呼奈何，可谁知道这个负心的丈夫胡适却在这年的冬天急匆匆地赶回了北京，向自己提出了离婚。江冬秀一下急了眼，便从厨房拿出菜刀威胁胡适说：“你要离婚也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都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都不要了。”

江冬秀的决绝超出了胡适的想象，他从来没想到一向温柔的江冬秀竟然会如此泼辣的一面，他也没想到平时这个唯唯诺诺的小脚女人竟然还这么有胆气，他一下子就被吓退了。也是从这里之后，江冬秀河东狮吼的形象便逐渐深入人心了，而胡适耙耳朵的形象也逐渐流传开来。

其实经过有心人考证，胡适除了原配妻子江冬秀外，至少还有韦莲司、陈衡哲、曹诚英、徐芳、洛维茨、陆小曼等六个婚外情人。我们暂且不管这则考证是否有“戏说”成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胡适的确有过对自己婚姻的不满，确实有过移情别恋的非分之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暗恋女同学陈衡哲，在康奈尔大学与韦莲司有过灵与肉的交往，要是没发生“菜刀威胁事件”，还差点跟曹诚英喜结良缘。但胡适为什么始终没有和江冬秀离婚，对于这样一位河东狮吼的妻子为什么还能够相伴40载一直到白头呢？我想这其中除了怕的部分更多的还是有敬和爱。

江家和胡家本是远亲。一次江冬秀的母亲到胡适家串门子的时候，一眼就看中了器宇不凡的胡适，她就委托本家叔叔去找胡适的母亲提亲。这一年，江冬秀14岁胡适13岁。胡适的母亲对于这门婚事其实不大同意的。因为一来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二来江冬秀属虎，母老虎是很厉害的，三来江家是名门大族，而胡家已经没落了，门不当户不对。可是架不住江母对胡适的喜爱托了媒人来一再乱磨硬泡，胡适母亲也只能点头答应。于是订婚的流程顺利进行，两个未曾谋面的孩子便被各自的母亲定下了终身。订婚后，胡适还要继续学习，就先去了上海念书，后来又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一走就是十几年。

对于胡适的才华，江冬秀也早有耳闻。少女怀春，对于自己的未婚夫心里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慕艾。她见到胡母一个人在家孤零零的，就时常到胡家陪胡母说说话。有时候江冬秀还帮忙着一起打扫打扫院子。后来她还听说胡适向往新思想，新自由，不喜欢封建礼教这些东西，于是自己就把裹了的脚给放开了，从小脚变成了中脚，更加勤快地伺候在胡母的身边。胡母对于这样勤快温婉的儿媳妇，自然是喜欢的不行。她发了一份又一份的电报给远在美国的儿子催促他赶快回国完婚。母命难违，胡适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在美国的情人回到了家乡。

1917年冬，大喜之日，张灯结彩。

红色的对联上，胡适亲笔写着“十三年，环游七万里”和“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

胡适亲自为这场婚礼涂上了西方色彩，没有拜天地，没有交杯酒，没有向长辈叩头，只有结婚证上的印章和两个人交换戒指。她，身着缎面碎花裙袄，他，头戴礼帽，身着黑色西装。从此他成了她的夫，她成了他的妻。两人携手相伴一起走过了40年的岁月。

外面的人听说胡适这位新文化领袖却娶了一位小脚太太，就对他议论纷纷，指手画脚。胡适却丝毫不在意，新婚当夜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十三年没有见面的相思，于今完结，把一桩桩的伤心旧事，从头细说，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对不住你——且牢牢记取这十二月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完婚后，胡适就继续急急忙忙回到北京大学教书，而江冬秀就留在家里照顾婆婆，一年后，求孙心切的婆婆催促着江冬秀赶快到北京与夫君团聚，而两人也不负所望共同生育了两儿一女。

但胡适刚开始与江冬秀的结合，其实根本说不上什么爱情，甚至在那个提倡没有爱情的婚姻就是坟墓的年代，胡适娶了这样一位妻子是被其他人质疑带头封建的。而且夫妻二人基本上没什么共同话题，尤其是在胡适的教导下，夫人虽然放了脚，识了字，但还是不肯再长进，长期沉迷于打牌，跟一生获得了35个博士学位的胡适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对此他也对自己的婚姻表示过深深的不满。民国九年，胡适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 —赠冬秀》：

他干涉我病里读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恼他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我们常常这样吵嘴 —每回吵过也就好了。今天是我们的双生日，我们订约今天不许吵了！我可忍不住要做一首生日诗，他喊到哼哼又做什么诗了？要不是我抢得快，这首诗早被他撕了。

可是在胡适的这首诗里边，我们除了能读出胡适对于夫人不能理解他的不满以及缺乏默契之外，在这之余我们也能体会到江冬秀对于胡适那一份深深的爱与照顾，所以对于胡适来说，这份爱到底是愁呢还是乐呢？

夏志清在《胡适的婚姻与情爱》一文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临死前两天，胡老先生为了太太打牌，嘱咐王秘书（王志维）‘帮我买一所房子’：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

胡适对于江冬秀的爱是隐秘的，是深沉的，他的爱隐藏在对夫人的无奈，对夫人缺乏默契的无奈之中。他虽然怕夫人，可是这一份怕，何尝又不是他对妻子的一份爱呢？而同时江冬秀对于丈夫的爱也是同样的令人感动。

江冬秀曾经多次和胡适说，自己不想要做官太太。而且还多次劝说胡适不要从政，好好做自己的学术。可是抗战爆发的时候，蒋介石曾经两次发电报给胡适，要他做美国大使。他心里其实是不大愿意的，而且他知道妻子也会很不开心。所以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妻子，好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并表示了自己的歉意。胡适写信给冬秀说：

“我在这(此时在欧美讲学)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即指蒋要他出任美国大使的事），我知道你听了一定很不高兴，我心里也觉得对不住你”。胡适被任命为美国大使本该是件喜事，他却对太太说“对不住”，可见江冬秀的态度明确，她不赞成丈夫涉足政界。

后来，胡适又写信给冬秀说：

“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

胡适确实不适合做官，他是学者出身，做人耿直，常常说话不经过大脑，说错话。也果然如此，在做了驻美国大使之后，胡适在一些外交场合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就恰好给国内一些本来就对胡适不满的人以口实，于是国内的舆情纷纷对胡适表示谴责，说他落了中国人的面子。很快江冬秀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她马上给胡适发了一封电报，让他立即辞职，同时发电要求政府当局允许胡适辞职。这场风波中看上去江冬秀俨然就是一个女汉子的形象，敢作敢当，不留情面，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知道胡适的本性并不适合从政，而这次出现了这样的祸端，正是激流勇退的时候。她处处为胡适考虑，看似一根筋，但这表面里其实包含了对丈夫太多太多的理解和关爱。她是很理解胡适的，也是无比宽容的，为了胡适，她死心塌地地相夫教子，为他服务，为他生存，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中都竭力做到了妻子的责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体贴着自己的丈夫，经营着自己的家庭。

寓居纽约的时候，江冬秀听不懂英文，但是为了让胡适能够安心在家里研究学问，她就常常自己上街买菜，为胡适做家乡的徽州锅、豆腐渣，还常常请在美国的老乡到家里来吃豆腐宴，整天都忙个不停。有一次胡适外出，江冬秀一个人在家正在做饭，一个小偷突然破窗而入，江冬秀受到惊吓，但是并没有大喊大叫，而是指着那个小偷，大叫一声GO！那个小偷看着这位矮矮胖胖手缚鸡之力的外国老太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却被她的气势吓了一跳，在原地愣了一会儿，还真就顺着她的指示，一溜烟的“GO”了，事后回想起来江冬秀还是后怕不已。

江冬秀能够让胡适对她又敬又怕，却又须臾离自己不得，除了胡适对她的爱以外，更多的还是因为江冬秀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有主见的女人，让他打心底了十分敬佩。她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女人已经迥然，十分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做出一些胡适意想不到的事情。北大教授梁宗岱出名以后，爱上女作家沉樱，为了能顺利离婚，他甚至将发妻告上法庭。梁妻为人忠厚怯懦，自己无力抗拒，只能肚子伤心，每天以泪洗面。江冬秀听说后，挺身而出，为她打抱不平。她把粱妻接到自己家里，劝慰并安抚她。

在法庭上，江冬秀亲自替梁妻辩护，她昂首挺胸，面对法官不卑不亢，滔滔不绝地脱稿讲了半个小时，最后的结果是，梁妻胜诉，梁宗岱败诉。目不识丁的江冬秀，舌战北大教授，还赢了官司，这让江冬秀一炮走红，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红人，人们纷纷为她竖起大拇指。

1941年江冬秀回娘家江村探亲。她发现从上庄到江村的古道上有一段路，久经风吹雨打，路面坑坑洼洼的，道路非常难走，很多年也没人修护。于是她自发捐款，修复了杨桃岭附近的三处路面，还专门请了监工检查验收。乡亲们久久感念，常常说起她的好。

抗战期间，胡适去了美国，江冬秀带着孩子在上海避居。她了解了游击区的革命情况后，很同情革命人民。1945年春天，她回到绩溪上庄。那时的上庄，国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有驻军，安徽省保四团驻扎在镇上，经常到上庄去抓人，游击队员汪木海同志向江冬秀求援，她不惧风险，经常拿自己的名片去保人。

还有一次，王必英同志家住革命老区王家庄，国军烧了他的房子，还下令捉拿他的母亲。老人家无依无靠，没有地方安身，幸运地逃到江冬秀的家里躲避抓捕，江冬秀没有拒绝，反而热心地安顿照顾老人家，为她提供庇护。

江冬秀实在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子。她知道什么时候该避让，什么时候该更进一步，她在婚姻关系中深深的把握住了主权，这份主权并不是他抢来的或者夺来的，而是用自己的行动从胡适那里赢取过来的。

很多人认为胡适怕老婆，是因为对老婆的一种宽容和责任，以此来反映出江冬秀河东狮的形象，这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其实江冬秀对胡适的爱同样包含着宽容和责任，甚至饱含着一种无法知晓的痛楚和隐忍。胡适经常出没南京杭州上海，江冬秀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她识字少没有文化，只要胡适不同她离婚，她就能忍受下来了。她对胡适一味的宽容和理解，除了对胡适的爱以外，更多的是一个女人对婚姻的坚守，以及在河东狮形象下的那份孤独与痛楚，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简单和执着才令胡适这样一个浪子回头，她令他怕，才得到了他的尊重与爱，离不开她。

所以到最后，胡适对于江冬秀，除了怕与爱之外，更多的是一份尊敬。胡适曾经交往过好多个女朋友，最后却还是乖乖地回到了江冬秀的身边。清末民初，凡是喝过洋墨水或者富贵显达的人，纷纷以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作为新时尚新潮流，但是胡适却是个例外，他说我不能伤几个人的心，我深深懂得旧社会婚姻中女性的地位。而这份理解之中又未尝没有江冬秀的影响呢？

梁实秋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深沉地表达了这种敬佩之情：

“幸福的婚姻，条件很多，而且有时候不是外人所能充分理解的。没有人的婚姻是没有瑕疵的，夫妻合，相与容忍，这婚姻便可维持于长久。五四以来，社会上有很多的知名人士，视糟糠如敝屣，而胡先生没有走上这条路。我们敬佩他的为人，至于许许多多琐碎的捕风捉影之谈，我们不敢轻信。”

如果说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有秘诀，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字：尊重。胡适在晚年曾说过：“久而敬之这句话，也可以做夫妇相处的格言。所谓敬，就是尊重 …… 要能做到尊重对方的人格，才有永久的幸福。”

而我认为，胡适与江冬秀能够这样同舟共济、相敬如宾地度过四十余年，还有两个字：怕和爱。怕中有爱，爱中有怕。这看似矛盾，但恰好是这样的矛盾，平衡着彼此的关系，维系着婚姻的稳定。对于胡适来讲，有时怕，有时不怕，有所怕，有所不怕，这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其中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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