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在西安事变结束后，解放后怎样了？

1936年的西安事变，震惊了国内外，当时“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威逼驻扎在陕北的东北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红军开战。

而张学良麾下的东北军，自从九一八事变后，离开了土生土长的东北，都对日寇怀着刻骨仇恨，无时无刻不想着杀回老家，和日本鬼子决一死战。

在这样的情绪下，东北军自然不愿同室操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工具，而蒋介石还专门飞抵西安，逼迫东北军向红军下手。

张学良不愿听从，屡次向蒋介石进谏未果，最终，被逼上梁上的张学良，和同样被蒋介石逼迫剿共的陕西爱国将领杨虎城一起，发动了兵谏，扣押了蒋介石。

而当时一马当先，率部活捉蒋介石的，正是深受张学良信任的东北军青年将领孙铭九，他在活捉蒋介石后，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和际遇，解放后，他最终又身归何处？

孙铭九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代表，他与应德田、苗剑秋一起，被称为东北军“三剑客”，也是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亲信。

孙铭九在清末出生于东北，而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东北，本地军阀、日本人、俄国人和满清贵族等各路势力相继登场，社会动荡不安，鱼龙混杂，也让他从小就有了出人头地的志向。

长大成人后，孙铭九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成回国后，孙铭九原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后来经留日同学、张作霖次子张学铭推荐，于1934年4月来到武昌觐见当时的东北军领袖张学良。

孙铭九在天津市公安局的上司，局长宁向南原是张学良的秘书，他也向张学良推荐了孙铭九，宁向南推荐时说孙铭九：

“一是正派纯洁，二是忠诚勇敢，三是抗日坚决，四是踏实肯干”。

于是，孙铭九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随从参谋。

几个月后，他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管理和调查考评。

孙铭九与应德田、苗剑秋等东北军少壮派，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政治都认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方领袖地位，都有过留学海外的经历，见识过工业化国家的面貌，研究过当时较为先进的政治理论，脑海中混杂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对家乡沦丧痛心疾首，希望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保家救国。

1935年11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率东北军移驻陕西、甘肃围剿红军。

但在交战中，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这使张学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渐生怀疑，开始与中共方面积极接触，并联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军领袖杨虎城共同行动。

张学良同时开始整顿部队、更新人事，放手使用青年干部以振奋士气人心，而孙铭九等人也很快脱颖而出。

1936年7月，张学良仿效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东北军青年军官和部分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为成员，孙铭九担任了行动部长。

孙铭九等少壮派军官共同承担了组织秘密抗日活动、联系中共、考评调配青年军官代替老旧军官等工作。

“抗日同志会”吸引了一大批陕军青年军官的参与，军中“少壮派”的力量渐渐壮大起来，而孙铭九也是其中最得张学良信任的人。

为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张学良通过中共组织招收了大中学生组成了“学兵队”，这支队伍也交给孙铭九管理、训练。

1936年12月12日，当张学良、杨虎城下决心对蒋介石实施“兵谏”时，从未打过仗的孙铭九主动请缨，并亲自带兵“逮捕”了蒋介石，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学良的指令。孙铭九也因此名噪一时。

关于活捉蒋介石的经过，孙铭九曾有过一段详细的描述，据他所说，在1936年12月10日，了解张学良心思的他，主动向张学良提出，要带兵去临潼抓蒋介石。

而张学良见孙铭九主动请缨，不禁大喜过望，这件事关系重大，他本来也不放心交给别人，孙铭九是他心中最靠谱的人员，但蒋介石名义上是国家领袖，又有着嫡系军队和大批特务手下，带队去捉蒋介石的人很有可能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

张学良正不知道如何向孙铭九开口，想不到猜中他心思的孙铭九主动站了出来，张学良也勉励孙铭九，承诺他成功后重重有赏。

12月12日凌晨，孙铭九带领卫士，逼近了临潼华清池。

华清池据传是唐朝杨贵妃洗过澡的地方，也是西安周边的著名景点，蒋介石这次来西安也下榻在此。

这次行动异常凶险，一但被蒋介石逃脱，没有筹码在手的东北军可能就要面临蒋介石军队的围剿，因此孙铭九也异常紧张，顾不上细看华清池的景色，连声催促手下的士兵赶紧进攻。

蒋介石住在华清池中的一间仿古建筑五间厅中，他的随身侍从和卫兵们，发现有人摸黑进攻，也连忙开枪反击。

蒋介石的贴身卫兵们，所用的武器都是精挑细选，配备有轻机枪，还随身携带者20响连发的手枪，火力远比孙铭九带的士兵们占优势，子弹不停的喷射而出，压得孙铭九他们抬不起头来。

猛烈的枪声中，双方都有一些伤亡，有的士兵中弹，就扑通一声跌倒在华清池的荷花池中。

眼看双方都在僵持中，一时之间谁也无法吃掉对方，孙铭九心急如焚，就带领几名士兵侧身切入五间厅的二门，卧倒在地匍匐前行，避开了蒋介石卫兵们的枪火，从一条小道摸进了五间厅的平台。

占据平台后，孙铭九等人马上取得了优势，他们集中火力向五间厅的侍卫们开火，一时间打的对方死伤惨重。

残余的蒋介石卫兵无力再组织有效的反抗，被压到了下面的一间屋子里，扫清了障碍的孙铭九马上向蒋介石的卧室跑去。

他一脚踢开房门，但却不见房中有人，床上的被子被掀在一边，桌子上还放着蒋介石的假牙，人去不见踪影了。

孙铭九摸了摸床上的杯子，里面还有残留的温度，而且桌子上还留有一条武装带，显然蒋介石刚才床上起来跑出去没多久，连武装带都来不及穿，那么趁卫兵们在外抵抗时逃跑的蒋介石，肯定跑不了多远。

这时，从西安大本营的指挥部，打来了电话，孙铭九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赶紧跑过去接电话。

拿起听筒，他马上听到了张学良和杨虎城正在说话的声音，他连忙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问他蒋介石在哪里，孙铭九只能照实说还没有找到，但被窝还是热的，应该跑不远。

听到这里，张学良大发雷霆，告诉孙铭九假如天亮还没找到的话，就提自己的人头来见他，此时已经跟蒋介石兵戎相见，却让他逃脱的话，东北军就没有谈判的筹码，后果不堪设想。

孙铭九也知道事关重大，赶紧跑出门去寻找蒋介石，这时有一个士兵跑来向他报告，在后面的山墙下发现一只皮鞋，墙头上还有翻越的痕迹。

孙铭九赶紧指挥士兵前去搜查，他只留了一小部分人在华清池打扫战场，以防不测，其他所有人全部上山搜索。

上山前，他也警告所有手下的士兵，天亮前找不到蒋介石，他的人头不保，在场的所有人也都别想活，哪怕蒋介石钻进地缝里，也要把他抠出来。

天快要亮时，孙铭九等人在半山腰阴面山坡上的峭壁下，发现了一名士兵躺在草丛中，就抓住他追问蒋介石的去向。

这名士兵是蒋介石的族侄蒋孝镇，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就是他背着蒋介石翻墙而出，一路逃上山，跑到此处终于力竭了。

正在逼问蒋孝镇，在周围搜查的士兵中有人大喊，发现了蒋介石，只见一个瘦长的身影慢慢从石头中间走出，原来蒋介石躲在石洞中，听到发现蒋孝镇的声音，知道躲不过去了，就主动现身。

孙铭九见状连忙走上前去，让蒋介石跟他去见张学良和杨虎城，而蒋介石去摆起架子来，说自己腰断了，一步也不能走。

孙铭九告诉他山下有汽车，至于下山这段路，他可以背着蒋介石下去，蒋介石无从推脱，只能乖乖跟着下山了。

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这晚的经过时，说孙铭九见到他后就下跪叩头，而孙铭九听到这个说法后，就大呼冤枉，声称自己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怎么也不可能给蒋介石下跪。

无论当时孙铭九和蒋介石是怎么交流的，孙铭九总算将蒋介石活着带了回去，不负张学良的期望。

蒋介石被抓后，也震动了海内外，南京迅速调动中央军进逼陕西，想逼迫东北军和陕军释放蒋介石，双方互相对峙，一触即发，情势十分紧张。

在危急关头，是共产党站了出来化解了紧张的局面，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就向陕北红军求助，而共产党为了避免同室操戈，影响抗日大局，放下了和蒋介石之间的血债，督促双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为此，周恩来专门赶往西安，统一了东北军和陕军的思想，同意释放蒋介石，和国民党和平谈判，促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红军与东北军、陕军也达成默契，三位一体，共同进退，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联合抗日，不给国民党反对派可趁之机。

而孙铭九因为活捉蒋介石的大功，也被张学良迅速提拔到了更重要的位置，担任了东北军总部特务团团长，并兼任新成立的抗日先锋总队总队长。

但没想到的是，东北军、陕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也间接葬送在孙铭九等人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手中。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出于对蒋介石的信任，也因为他跟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良好关系，觉得事件已经结束了，就亲自护送蒋介石前往南京，而当时周恩来已经意识到危险，专门赶往机场想阻止张学良去南京，但还是迟了一步。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扣押下来，1937年1月4日，他在南京法庭被判决10年有期徒刑，从此就进入了被蒋介石软禁的漫长岁月。

南京不但扣押了张学良，还要求东北军、陕军让出西安，调往外地，接到消息后，留守西安的东北军也陷入了混乱之中。

张学良留下了留守西安的东北军老派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东北军元老主张和平解决，要求南京方面先确定张学良此后的职务和名义，再就派驻外地的方案进行商讨。

而孙铭九等东北军少壮派，则坚决提出，只要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并表示对东北军高级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主张十分不满。

双方意见不一，冲突越来越多，结果在1937年的2月2日凌晨，孙铭九等人刺杀了王以哲等东北军元老将领，整个西安城也一下子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中。

在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陕军都不愿意再挑起争端，孙铭九等人的过激行动并不得军心，反而引起了人心动荡，还在西安的杨虎城也下令通缉孙铭九等人，以稳定军心，但西北军分崩离析的局面已经不可挽回了。

此时，孙铭九也知道闯下大祸，悔之不及，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向红军求助，他见到周恩来后，一下子跪了下去，向周恩来请罪。

周恩来扶他起来，和蔼地跟他说：不要这样子，认识了错误就好。

然后告诉他营救张学良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东北军上下团结一致，共产党也会始终支持东北军的正当行动。

为了避免让孙铭九被东北军元老派所报复，周恩来派当时在东北军的党代表刘鼎，护送孙铭九等人秘密前往陕北红军驻地暂避，保证了他的安全。

在陕北躲避两个多月后，孙铭九被秘密送往北平，之后，他前往天津隐居。

经历了这番波折，孙铭九的心态十分消极，只想先隐居偷生一段时间，避免被蒋介石报复杀害。

之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形成，共产党也呼吁全民共同抗日，但在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高潮中，孙铭九不但没有参加抗日军队，反而做了令人不齿的汉奸，令人讶异不已。

出生在东北的孙铭九，和占领东北的日寇，有着家仇国恨，本来是坚定的抗日分子，但从西安逃到天津后，他又前往上海居住，失去了经济来源的他生活窘迫，身无分文。

而此时他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心思又开始活络起来，他曾留学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一些日本军界的关系，汪精卫又正好在日本人的扶植下成立了汪伪政府，鼓吹曲线救国。

孙铭九在原先日本关系的牵线搭桥下，又被汪精卫那套曲线救国的理论迷昏了头，在1943年，出任了汪伪政府参赞武官。

重新出山后，孙铭九希望能够自己带兵，他曾前往开封组织抚安办事处，试图拉起一支队伍来。

就这样，当年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孙铭九，就沦为汪伪政旗帜下的一名汉奸，后来还出任过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铭九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又被派往东北，和我军站在了敌对的立场上，但他在1947年又从东北跑到了香港，在大陆解放后又留在了上海。

解放后，孙铭九在西安事变后的种种经历，也成了政治审查的重点内容。

这几年间，他曾加入汪伪政府当汉奸，又在东北战场上和我军敌对，当时也有意见要对他宣判处刑。

但经过核实，孙铭九虽然在汪伪政府担任高级官员，但并没有参与屠杀过抗日军民，手上也没有血债。

至于他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经历，按孙铭九自己的说法，抗战胜利后，他去东北找到中共党组织，接受李兆麟将军派遣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后来又奉派去活动东北军元老，1947 年，又经天津南下香港，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始工作。

这么说来，孙铭九还是我党地下战线的工作者，但因为没有可靠人证实，解放后并未采信他的说法，而孙铭九一直坚持这个说法，在1981年还写了一篇《孙铭九找党》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争议。

根据东北解放军的记载，孙铭是参加了伪满军改编的国民党先遣大队，在东北战场上被李兆麟所部俘虏。

也有人回忆称，称孙铭九在东北的任务是发展特务机构、炸毁中共军火仓库、组织刺杀中共领导人等，但也没有提供可靠证据。

无论孙铭九在东北接到的是什么命令，他在东北战场上毫无作为，并未对我党我军造成实质性的损失。

新中国政府经过严格审查后，又考虑到他在西安事变中有着功劳，最终还是恢复了他的自由，上海市政府还聘任他担任了参事。

孙铭九自此就在上海定居，过着平淡稳定的生活，还当选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

从解放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孙铭九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他所撰写的“西安事变”捉蒋过程的回忆文章。

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彩色宽银幕电影《西安事变》，也按他的说法还原了这一历史进程，让他“捉蒋第一人”的形象得到广泛传播。

但后来，关于孙铭九在“临潼捉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提出，当时活捉蒋介石的是卫队一营，而孙铭九只是共同行动的卫队第二营营长。

1981年12月31日，全国政协文史办副主任兼《西安事变史》编辑组组长张魁堂，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关于华清池捉蒋和二·二事件真相辩论核实会”。

与会诸多当事人认定最先进攻华清池的是卫队一营的加强连，即打响“西安事变”第一枪的是时任“西北剿匪总部”卫队一营营长的王玉瓒。

但到底是谁亲手抓住蒋介石，依然众说纷纭，而关于这段公案，西安事变的亲历者，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倒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西安事变那年，杨拯民已经15岁，多次跟随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城中进出，亲眼见证过很多历史事件。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问及，到底是谁在骊山亲手抓住蒋介石的，他十分笃定地说：当年抓住蒋介石，是立了大功劳的，张学良当时马上拿出一大堆银钱赏给孙铭九。

假如人不是孙铭九抓的，那张学良为什么要赏给他不赏给别人，现在自称捉住蒋介石的人，当时怎么一声不吭，不出来领赏？

这是杨拯民的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当时孙铭九在活捉蒋介石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自从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与孙铭九就没有见面的机会，而张学良始终挂念着当年那个忠心追随他的青年军官。

1990年，有人曾问过张学良，如果重访大陆想见什么人，张学良第一个提到的也是孙铭九。

1991年8月，沉默多年的张学良在台北一家饭店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导演长井晓的专访，首次向外界回忆了当年那一段段历史往事。

此后不久，长井晓来到了上海，他专程找了孙铭九，为他播放了采访张学良的录影带，告诉他张学良将军一直挂念着他，孙铭九看着屏幕上几十年未见的张学良少帅，也留下了激动的泪水。

2000年4月8日凌晨，92岁高龄的孙铭九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安详辞世，他至死也未能再见上张学良一面。

对于孙铭九，始终存有争议，但尘土落下，一切都还是未解之谜。

而孙铭九心中又是如何评价自己过往的对错，也无从得知。

在其死后，他选择对自己的丧事从简处理，不铺张不悼念，并且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以供医学研究。

生死最后一刻，孙铭九用自己的“大义”来表达了自己想要“洁白、淡然”离去的决心，之留下一地的纷争，给后辈们。

而张学良是否得知孙铭九也无从考证，因为二人先后离世时间大约一年半左右，孙铭九于2000年的4月离世，次年10月，张学良与世长辞。

但孙铭九离世之时，张学良的身体日渐虚弱，而对于这个最想见的昔日部下的哀讯，张家人是否会告知，也有其各自的考量之处。

倘若知晓，想来张学良必然痛苦不堪，孙铭九是他作为东北军首领的一个节点，而他的死去，也是当下张学良另一个节点的预兆，垂垂老矣，生命几何？

倘若不知晓，也是张家人处于对张学良身体的考虑，不愿刺激这位孱弱的老人。

只是最后，这对昔日部下，在相隔一年之后，都离开了人世间，徒留下亲人们的哀伤与痛楚。

再忆1936年的西安事变，太多的故事萦绕在心头，当时的孙铭九，又何曾想到自己的人生走向会偏航至此。

解放后的孙铭九，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待，安享了晚年，可解放前的孙铭九，有过西安事变抓捕蒋介石的贡献，也有过汉奸的欺辱历经。

时代的动荡之下，一个人的人生走向，注定无法一言道尽。

但从孙铭九的经历，更加能够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光大伟岸，也更加凸显了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汪精卫为首的伪政府的可耻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