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护人丨伍佩衔：“写生”中轴线

7月15日，铃铛胡同，伍佩衔，他的身后为钟楼。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伍佩衔，1942年出生于北京，爱北京、画北京的北京建筑风物写生画家。他自幼喜欢画画，将艺术家张平良、杨先让赠与他的“用真善美的心，绘真善美的画”作为作画理念。

自2005年起，退休后的伍佩衔重拾画笔，游走于京城街巷、皇家园林，用签字笔实地实景写生作画。2016年，其部分画作编辑成书，出版《那些人家》《鹊问人踪》《屋语门言》。

在地安门大街的人行道上，施工脚手架搭成一个两米多高的平台，老伍攀了上去，看光影、找角度，就地动笔写生。那一年，老伍已79岁，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为他捏把汗。

“抓紧每天的分分秒秒，抢在脚手架拆除前完成这幅写生作业，才是关键。”这是2021年9月13日，老伍为钟鼓楼写生时记录的心声。当时，为了这偶然又独特的视角，他连日爬上爬下，终于完成作业——画面中钟鼓楼在国槐叶间“犹抱琵琶半遮面”，作为远景呈现，神秘而庄严。

老伍钟情于为中轴线写生，今年初春，他又奔走于京城的大街小巷，永定门、先农坛、天安门、南长街南口的风貌纷纷定格在他的画作中。

写生开始于童年

老伍名为伍佩衔，是一名北京建筑风物写生画家，而这一身份，开始于他退休之后。

1942年，老伍出生于东皇城根一处老宅院内，后来搬入迺兹府如意胡同的一处四合院。上世纪50年代，这条街改名为灯市口西街，这处四合院后来住进一对年轻夫妇，一位叫杨先让，一位叫张平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当时都在附近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后成为中国知名艺术家。老伍一直尊称这二位是他做人、作画的导师。

和许多孩子一样，幼时的老伍喜欢涂涂画画。一天，他拿着粉笔在一个木墩子上画了窗户、车轱辘、车灯当作汽车，又在四合院地砖上画了马路和胡同，推着木墩子当开车玩。张平良见此情景，就问他：“小弟，你喜欢画画吗？”老伍点了点头，张平良就对他说：“那你别在家里画，你弄个画板、搬一板凳去外头对着实物画。这叫写生。”

老伍当时很听话地找了个画画夹子，提着一个小折叠凳，带着铅笔画本来到中山公园。孩童的羞赧使他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笔，转了一大圈，终于在松柏交翠亭前坐下写生。飞檐戗角、绿瓦琉璃，古朴大气，饶是不懂古建筑的他也被吸引。

回家一进四合院，张平良向他亲切地打招呼，看了画，张平良便夸他画得好、鼓励他坚持写生。“我当时特高兴，现在想来，当时那画的啥呀。”

六一儿童节，老伍收到了来自张平良夫妇的礼物——一个速写本，扉页上写着：“用真善美的心，画真善美的画。”老伍把速写本放在枕头底下珍藏，一直舍不得用。

上世纪60年代初，为维持生计，老伍辗转于各个临时工岗位，当泥瓦小工、搬运杂工、在故宫拔草、在工地上挖地基，也做过一些和绘画“沾边”的工作，比如为医院画教学图、在美术馆烧锅炉。

他费劲争取来的烧锅炉机会，使他能作为工作人员在美术馆自由出入。那时，他晚上11点上班，凌晨3点下班，回家睡到早上，起来带着两个烧饼就去美术馆看画，经常席地而坐，盯着一幅画长时间欣赏。这是他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

后来，他在北京一家重型机床厂做装配钳工，1979年起，他在中国照相馆工作了20余年，从事广告摄影、企业形象设计工作，2002年退休。

怎么打发退休后的生活？老伍的回答是写生。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自孩提时代就闪烁在老伍生活的角落，半个多世纪过去，他重拾画笔，积累了50多年对美的敏感和表达欲，与北京独特的建筑风貌相遇，碰撞出艺术的火花，老城风物在画作中留存。写生俨然成为老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一些作品已经汇集成书出版发行，成为传播北京建筑风貌和人文底蕴的载体。

伍佩衔展示他的老相机。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钟情于中轴线

那句“用真善美的心，绘真善美的画”已然成为老伍为人作画的准则。他挖掘北京城的真善美，再呈现在画作中，以这种方式守护京味文化。

在老伍家中的一个柜子里，一摞带着标签的文件夹中，写着“中轴线”的那册厚得格外显眼，里面保存着几十幅写生作品。北京中轴线，是老伍最钟爱、着墨最多的题材。

统摄北京城空间秩序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全长约7.8公里，是由一系列古代皇家建筑、城市管理设施和居中历史道路、现代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共同构成的城市历史建筑群，已有750余年历史。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盛赞这条轴线“伟大”——这条“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规模”。

老伍还记得他小时候第一次登上景山万春亭的心情：“当时感觉北京城的房屋、街道怎么那么规整，看起来都是对称的。而且对称的轴线往南往北看起来都特别直。”那时的他尚不知中轴线的概念，只是映入眼中的规整、对称的建筑风貌让他印象极为深刻。

“我觉得中轴线和上面这些风物特别美，我想留住它们，尽可能把这种美在画作中表现得精准一些。”老伍说，中轴线上的建筑、雕塑是前辈规划设计的杰作和经典，是故乡北京独有的美，自己画下来，也可以给亲友和后人留个念想。

伍佩衔家中的画册。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他曾为钟鼓楼写生三次、为万宁桥及镇水兽写生三次、为景山写生两次，故宫太和殿顶部脊兽、天桥附近的北京八大怪雕塑等，也都曾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画笔下，中轴线的美是具体而生动的，通过一支笔，中轴线上的建筑、文物的修缮和修整也以艺术的形式得到了记录。

位于地安门外大街的万宁桥，南北跨越于玉河之上，是北京中轴线与大运河玉河段的交会点，已有738岁“高龄”，且仍承担着城市干路的繁重任务。

2000年，北京市对万宁桥进行了整治修缮，毁坏的桥栏杆按旧样做了修整，桥洞下和河岸边的水兽被原地保留，并疏通了河道。2006年，老伍画下了整治后的万宁桥，“原来有一段时间，万宁桥下没有通水，桥周围被建筑材料之类的占了‘座’，我觉得疏通清理后的万宁桥变化挺大，必须写生一幅。”

2016年，老伍再次以万宁桥为主体作画，远景是中轴线末端的钟鼓楼，中景是万宁桥西北边的火神庙。火神庙的历史也很悠久，始建于唐代。2008年，经过腾退、修复，才重新开放迎客。

伍佩衔有关中轴线的画，画中出现了鼓楼。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用画作讲京城故事

老伍是个很有想法的画家。对曾经画过的风物，他总能别出心裁地找到新的视角。

十多年前，老伍就画过一次钟鼓楼，那次的写生视角也是俯瞰。当时钟鼓楼附近没有高楼，但鼓楼东南侧路对面，刚开工建设的北京时间博物馆工地内有一个高约10米的大土堆，老伍就在那上面作画。

2013年，一家地铁公司要出马年地铁生肖纪念票，老伍奔走京城多处景点，想找一个“活着的”古建构件琉璃瑞兽天马、海马，但没见到合意的。恰好当时故宫太和殿大修，经朋友介绍，年过古稀的老伍借维修工程脚手架攀上了殿顶，零距离细观并画下了殿脊构件琉璃十瑞兽。

伍佩衔为地铁纪念卡画的画，以及相关地铁纪念卡。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这幅画很长，从左往右看去，立在屋脊上的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狎鱼等10个瑞兽由近及远昂扬挺立，细节逼真。瑞兽后的殿顶上，正在爬梯子和弯腰工作的4名工作人员也一览无余。

2021年9月22日，老伍开始了对万宁桥的第三次写生，不同于往时以远景、中景描绘，这次他选择近距离为静伏于万宁桥西的镇水兽做一次特写。经过六次现场写生，他于国庆节收笔，算是一份向祖国庆生的礼物。画面中镇水兽雄奇美丽、具体生动，每一片鳞都纹理清晰。

“顺着这尊石雕镇水兽的眼神指引，我们可以发现在石岸侧立面与水相交处，镌刻着一颗水位标球。这件古老的镇水瑞兽石刻，用极简明清晰且生动的形体造型语言告诉我们，现在什刹海水位是高、是低，应开闸放水还是该关闸蓄水。”翻看老伍的画作，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写生作品旁都有配文，主要是基于资料对作画对象的理解。其实，每次写生前，除了去现场踩点观察，老伍都会找相关书籍了解古迹的背景资料，力求所有细节都还原历史。可以说，老伍的作品都是“可读”的，一幅写生就是一个北京城的故事。

今年7月，老伍忙于创作一幅历史画《1950，国门，新语》，试图还原共和国第一个国庆佳节来临前，天安门张灯结彩、焕然一新的场景。为了还原历史，老伍查阅了很多史料，一次又一次翻阅那本他看了很多遍的《天安门编年史》。“据史料记述，1949年开国大典后，周恩来总理指示钟灵先生：（一）天安门城墙两侧大标语保留，（二）东侧的‘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这也是受到了朋友的点拨，我画了那么多家门家风，必须好好画画我们的国门、国风。”老伍说。

经过四稿改进，老伍终于完成了这幅作品。画面视角自东向西，东侧“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标语醒目，工人正在粉刷标语的背景；天安门城楼二层屋檐下，两名工人正在挂放国徽；施工现场的杉篙脚手架正在拆除……为这脚手架，老伍也折腾了不少时日。一开始，他没找到当年的照片，文字记载工人是通过搭脚手架把国徽挂到天安门城楼的二层檐下，于是老伍按照自己的逻辑画了脚手架。但后来，他看到《天安门编年史》中被他遗漏的那张脚手架搭建的照片，才发现这脚手架也很有讲究，当时用的是传统的杉篙脚手架，于是推翻原来的作品，重来一次。

7月15日，伍佩衔在钟鼓楼文化广场。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徐悲鸿曾言，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认真查阅天安门史料、向新中国国门的史实请教学习，是用画笔讲好国门故事的前提。”老伍说。

对于老伍而言，写生就是要到现实生活中去，用心观察，用心体悟，是发现、提炼、记录真善美的艺术实践。“还是我的两位导师概括得好：用真善美的心，绘真善美的画。”他说，“老伍，就是个普通的北京人，因为爱，画了几年北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关注北京，珍爱北京。”

新京报记者 叶红梅

编辑 白爽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