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一路长安》：不想刻意接地气，坚持不去做“故事”

8月31日，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提案大会现场提案路演在北京国际饭店8号厅举办。本届入围的20部纪录片提案主创现场路演，由终审评委评选出“十佳提案”，未来将获得生产制作、项目包装、资金支持等服务。

其中，被评选为“十佳提案”的纪录片《一路长安》是全国首部以普通⼀线交警为题材的系列纪录片，历时两年拍摄，走遍了西安大大小小的街巷。这部纪录片通过对交警群体日常工作、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与呈现，随民警的视角进入第一现场深临其境感受紧张、温暖的执法瞬间，以真实的镜头将每一位“执法者”还原至最普通的人。工作中，她是街头飒爽英姿的警花，生活中，她是热爱机车与瑜伽的辣妈；工作中，他是热血阳光的年轻交警，生活中，为了疏解远离家乡的孤独感，他养了一只柯基，喜欢去酒吧唱歌；还有为病人打开生命之路“铁骑”交警，时刻与纠纷斡旋的事故科交警……他们恪尽职守、执法严明，同样真诚热情，有浓郁的人情味儿。

《一路长安》制片人包晓更（左一）代表提案人完成启动仪式。

为何要拍摄一部交警题材纪录片？拍摄过程中发生过怎样有趣的故事？新京报记者独家对话《一路长安》制片人包晓更、程泓九，导演沈东。

新京报：拍摄交警题材的纪录片有什么设想？

沈东：前期导演和摄制团队，在获准进入拍摄之后，进行了海量的拍摄，其中既包括人物的数量，也包括场景的数量。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很多场景是无法预设的，这就增加了难度。面对海量的素材，我们始终强调几个原则：第一，观众看《一路长安》绝不能有任何看法制节目的感觉——我们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案件，而是人物，是日常生活。第二，我们不希望刻意拔高，不想喊口号，拍成宣传片；也不想刻意接地气，这些年大家对于纪录片里所谓的“接地气”也逐渐变得麻木和套路了。我们希望选择有故事的人物，让他们在镜头中完全放松地表达。

包晓更：首先我们拍的是西安。西北城市历史悠久，跟中国的命运联系更紧密。这里很容易呈现当代中国发展的基本样貌。我们在跟拍西安一线交警的时候也几乎保留了西安方言，接地气，很鲜活，同时又有古道热肠的特质。

但最重要的还是“交警”这个切入点。我们聚焦的是一线普通交警，不是“劳模”或者被新闻塑造过的人。他们刚被拍摄的时候，用了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也是为何我们的镜头是鲜活的，因为他们所有的表达都十分坦诚。

新京报：这部纪录片会和过往的警务题材纪录片有何不同？

沈东：这部片子可以让你站在交警的角度去反观我们，我们又通过镜头去反观他们，这个过程会让你产生一些人生感慨：这些交警他们也是普通人，有日常生活，会面对生老病死；我们的焦虑、快乐、烦心，在他们身上也都存在。在这部纪录片中，交警和被执法对象就像互为一面镜子。

包晓更：以往的法制节目可能相对客观，像是一个第三方视角，那我们更像是一部电影，试图模拟了交警的主观视角。观众可以从看到他眼中的被执法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同时我们呈现事件的角度也不同，可能更多不是探讨被执法者为什么会违规？具体触犯了哪个法条？而是，他为什么会开车这么着急？他们超载是为什么？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原来，交警执法也是需要智慧和经验的长期积累，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分析……

《一路长安》海报。

新京报：在拍摄这部片子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程泓九：过去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交警，大多是因为发生了某一事件，你才跟他产生了关联互动。但这部片子会让你看到“交警”身份背后他们的鲜活，他（她）是母亲、父亲，也是儿子。通过这个片子你可以看到一线交警工作之外，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区别的生活状态。片子叫《一路长安》也是因为，当我们在西安街头，交警站在马路中央指挥，其实我们和他们都在这条道路上行驶着、工作着、生存着、生活着的普通人。不刻意跟踪他们的生活，而是通过对他们工作状态的记录，在他们反复的话里，热情里，无奈里，我们已经能看到他们脱去警服时候鲜活的样子。

包晓更：我对片中一位年轻交警印象深刻。很帅，酷酷的，是个车迷，有一天晚上他去抓酒驾，抓到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了几岁的年轻人，后来发现是个误会，这个年轻人只是把酒不小心洒到了方向盘上，但当时看着两张年轻帅气的脸面对面站着，一个很严肃，一个很紧张，你就会觉得这一刻他们是交警和被执法者，但生活当中，他们其实就是个性、生活方式都很相同的年轻人，他们看世界的角度可能都是极其相似的。这样的例子在片子里比比皆是——当交警脱了警服回到人群里，你很难分辨出谁是警察，谁是群众，他们都是普通的生活着的人。

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很多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其实是很柔性的，并不是我们以往想象中很严肃或者有距离感。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很有技巧，但这个技巧不是说“手段”，而是有温度，具有同理心。

这个片子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围观群众，这里不仅有普通人，还有动物，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真实生活的鲜活感。可能以往被别人剪掉的内容生活琐碎，到我们这里却成为了亮点。

新京报：你们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需要具备哪些元素？

程泓九：我们更愿意关注大时代下的“小人物”。所谓小人物，是指鲜活的，努力生活的每个普通人。我们可以让他们回归到“人”的本位，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工作，在我们的片子里都把他们回归到最本真的状态。就像《一路长安》，我们没有特意去拍他们脱掉警服的样子，但这个片子你会感受到，他们就是一个个普通人。正如《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那些师傅们一样，你会突然一恍惚，他虽然是故宫里的师傅，但他不也是我隔壁的大爷？这是我看来好的纪录片应该拥有的状态。

另外，从创作手段上来讲，我们还是更坚持不去做“故事”。我们只是观察者，借由生活去表达的人。可以通过后期剪辑让故事讲得更生动，但我们不会在拍摄过程当中去设计他人的生活，我们更多是克制冷静观察再记录。

我曾和一位纪录片导演讨论，当我们举起摄影机的时候应该是谦卑的，当你拿着它对着任何一个人，内心都应该感到抱歉，因为我们在借用别人的人生完成我们的作品，可能这是我认为好的创作者应该拥有的态度。而这些对于创作出好的纪实内容来说是一个好的基础吧。

包晓更：我的标准有三。一个是“真相”。我们不会接命题作文，首先你允许我记录的一定是真相。第二“真实”。表达的手段可以戏剧化，但目的应该是还原真实。第三“真诚”，我们要真诚地站在人的角度，跟观众去共情。

新京报：现在的观众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纪录片？

程泓九：如果能谦卑地还原真实，我认为这样出来的作品应该都不会太差，应该不会让观众感到距离太远。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观众好像特别喜欢有烟火气的纪录片，特别喜欢真实的影像的原因。

沈东：实话实说，我不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纪录片。观众的口味变化特别快，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出来之后，一下出了一大批类似的纪录片，但反响都一般。创作还是要跳出前面的圈。但如果说，纪录片在哪些创作上是需要和观众偏好搭上边的，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心理或社会氛围。为什么《我在故宫修文物》会深受观众喜爱，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工作压力很大，一直在被动“内卷”，但当你发现竟然还有这样的匠人们，慢节奏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正好契合一种社会气氛或心理诉求。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佟娜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