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守护人丨王恩铭：天坛文物“大管家”

天坛公园文物管理队副队长王恩铭。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王恩铭，天坛公园文物管理队副队长，自2009年开始负责天坛公园文物藏品保护、账册管理等工作，对天坛12560件藏品如数家珍，被称为天坛文物的“大管家”。2015年，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开始，王恩铭对天坛文物藏品进行了整理清点、分类存放，采集文物图像数据，实现了天坛历史上第一次对文物藏品的全面清查和数字化管理。他带领小组在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区域回收各类砖瓦构件，对天坛外坛历史研究和还原坛域原貌起到了积极作用。

天坛是北京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明、清两朝皇帝祭天、祈谷的场所，拥有大量珍贵的祭祀文物。

在天坛公园北神厨展厅内，一件铜鎏金编钟钟口平齐、鼓腹收口，十分精致漂亮。它是演奏中和韶乐的主奏乐器之一，1901年庚子事变时被英军从北京天坛劫走，作为战利品存放在印度的军官俱乐部里。“由于我国国力不断强大，1994年，印度陆军参谋长乔希上将访华时，将编钟送还回来。”王恩铭喜欢讲述这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言语中带着自豪。

他是天坛公园文物管理队副队长，已经守护天坛文物14年，对12560件藏品如数家珍，被称为天坛文物的“大管家”。

养树人“跨界”管文物

2000年，王恩铭来到天坛公园，在绿化队从事绿化养护工作，当时，他接触最多的是天坛里的“活文物”——古树。2008年，天坛公园举行春节文化周活动，进行冬至祭天大典的展演，他被借调到文物科帮忙。当时文物很少拿出来展出，大多收藏在库房中。所以当第一次跟着老师傅进入文物库房时，他就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

王恩铭从小就喜欢到天坛公园玩儿，但这些年代久远、古朴庄重的文物，他以前从没见过。天坛公园文物库房共有三座，被称为“三库”，存放着明、清时期祭祀典礼使用的器物。“我记得，当时库房中的各色祭祀礼器让我眼前一亮，尽管岁月流逝，它们的颜色还是十分鲜艳亮丽，泛着柔和的光泽。”从那一刻起，王恩铭和天坛“可移动文物”的缘分也正式开启。

虽然对文物十分着迷，但爱好者和专业工作者之间毕竟还隔着一道门槛。祭蓝釉刻花瓷簠、祭蓝釉刻花锦纹瓷铏……很多文物的名字十分专业，王恩铭入门的第一课，就是要记住这些器物的读音和用途。由于对文物背后的意义和文化了解较少，他下了一番苦功，时不时就拿着《清会典》《皇朝礼器图》《钦定太常寺则例》《明会典》等典籍阅读。丝织品、书画、玉器、珐琅……天坛文物共有14类材质，保护方式各不相同，他日复一日跟着师傅学习，给文物除尘、除虫、除霉菌……整整三年过后，王恩铭才算入了“文物”的门。

7月10日，天坛公园，王恩铭在调整展品位置。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文物普查摸清藏品家底

2012年至2016年，全国进行了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2015年，天坛公园的文物普查也拉开序幕。

天坛公园文物库房的面积比较小，每个库房约有200平方米，1万多件文物就这样“挤”在600平方米左右的三个库房中，难免会有重叠堆放的情况。“老师傅2010年退休的时候，带着我们做过全面清点，但当时有的文物是混放的，哪儿有地儿就放哪儿，所以可能有疏漏。”针对此次普查，王恩铭编制了详细的普查方案、安保预案、安全普查工作细则、操作手册，带着队员逐个柜子细细清点，并将14类文物进行分类存放。

此次普查还对文物进行了数字化保存。当时正值酷暑，王恩铭和队员在库房的院里搭了个小摄影棚，将1万多件文物逐一从库房中搬出来，小心翼翼地摆到摄影棚中拍照。“每件文物需要拍所有的细节，正面、顶面、底部、款式等，每件文物得拍六张以上的照片。”王恩铭说。

拍照后，他们还要对文物进行测重、量尺寸，记录下详细数据。这些工作都需要在宽敞的地方完成，但室内场地有限，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到室外进行。“当时是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晒得黢黑，跟猴子似的。”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他们中午饭都在工作现场吃，直到晚上库房锁门、上封条后才离开。5个月的时间，他和队员完成了40多个G的文物图像数据采集工作，为文物数字化管理打下了基础。

随着时代发展，文物的认定和定级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王恩铭说，此次普查过程中，一些以前没有列入文物的鼎、铜缸、匏爵等，此次也被统计了进来。对一些年代不详的器具，他们还邀请文物专家帮忙鉴定。经过此次普查，天坛藏品数量从11700余件增加至12560件，交出了一本“明白账”。

7月10日，天坛公园，王恩铭用手持三维扫描仪扫描一件蓝琉璃龙纹滴水。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此次普查让天坛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文物藏品的全面清查和数字化管理，且对天坛文物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王恩铭也因此被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评为“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个人”。

“摸清家底后，我们才能对文物进行更好的文化利用和修复。从那以后，天坛的大型文物展览也陆续开展起来，还走出过天坛，进行了外展。”在江苏省常熟市《敬天尊祖 礼备乐和——天坛文物展》、首都博物馆《园说——北京古典名园文物展》、《古坛孕新生 名园惠万民——天坛公园开放百年》等外展中，王恩铭全程参与布展、撤展方案的设计与实施工作。“看观众围着天坛文物欣赏，我觉得很自豪。”他说。

文物“搬家”助力库房升级

文物材质不同，所需的保存环境也不一样，其中丝织品和书画对环境要求尤为苛刻，湿度不能高于60%。天坛馆藏文物存于旧式古建筑库房内，由于是老墙，室内温湿度变化大，不利于文物保护。因此，为“宝贝”们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迫在眉睫，文物库改造提升项目于2017年正式提上日程。

文物库改造提升，需要将文物逐一搬出来，再安全地放回去，王恩铭担下了文物“搬家”这一重任。

为了早日改善文物收存条件，文物库改造提升项目施工工期紧张。王恩铭按照操作规范、岗位职责等编写了《文物库文物搬迁工作方案》。每个库一经打开，就需要两个人值守，中间还得留足搬运人手，文物暂时存放在南神厨大殿……他细致地考虑到了所有问题，其中古建筑的门槛、台阶较多，增加了搬运风险。“尽管是从这个院儿搬到100多米外的院子，然而光门槛就有八个，出门抬一次，入门再抬一次，多次抬放有可能磕碰到文物。”为此，他和队员对古建筑所有门槛都做了进门和出门坡道。由于路面坑坑洼洼，文物车驶过可能会对文物造成震动，他们也特意对路面进行了平整铺装。在队员们的细心呵护下，文物运输、码放、清点交接有条不紊地进行，1万余件可移动文物、30余件大型文物柜和百余件石、木构件的搬运顺利完成。

7月10日，天坛公园，王恩铭正在检查展品、调整展品位置。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自去年起，天坛万余件藏品完好无损地回到了升级后的文物库，这里有现代化的柜架，隔板为樟木，可以更好地起到防虫作用。今年上半年，王恩铭将所有文物的“身份证”悬挂在相应的囊匣或器物上，“身份证”上包括文物的编号、名称和位置。

“未来，我们争取为每一件文物配一个囊匣，同时找相关部门对存在损伤的文物进行修复。”他说，目前队员们还在做文物的三维数字化扫描工作。

总结游客刻画规律，施策保护老坛墙

随着天坛文化影响力加强，天坛公园接待的游客量逐年上升，与此同时，一些破坏古建文物的不文明现象也出现了。谈及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王恩铭感觉很痛心，他说，有一堵坛墙是明嘉靖时期的，每块砖都带有款识，“老城砖被刻字后无法修复，刻一个毁一个，对建筑产生永久的破坏。”

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建文物，把天坛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完好地交到下一代的手中，2018年，天坛公园开展了文物专项研究与保护工作。王恩铭带领小组成员，用了一个半月，把全园所有古建和大大小小的角落全走了一遍，对刻画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并逐一拍照。

他们总结规律发现，刻画痕迹主要是在2米以下、1米以上的位置。另外，刻画行为多发生在人员较少的偏僻地段或者游客游览等候区域。“游客等候无聊时，就容易下意识地拿出钥匙或捡个石子儿等尖锐的物品，在墙上划拉、刻字。也有人想刻个‘到此一游’、名字，或者恋爱祝福什么的，以此留念。”

调查分析出易刻画区域后，公园在墙体外制作了围栏、安装了监控，同时根据总结的规律，在重点时段、点位增加了人员巡视力度。“天坛所有墙都划分给不同的管理部门，其中外坛墙归我们文物科管，就算没轮到我值守，我也坚持每天都去走一圈儿。”综合举措实施后，刻画现象得到了控制，目前已经基本杜绝。

7月10日，天坛公园，王恩铭用手机拍摄展厅布展情况。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捡拾坛墙老城砖，助力天坛外坛历史研究

2016年，为恢复北京市中轴线历史风貌，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南坛墙修缮等项目相继启动，为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王恩铭带领调查回收小组对园内、料场、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区域进行全面调查、清点回收。

腾退区域内遗留了好多坛墙老城砖，队员们去调查时，看到居民沿着坛墙，用这些城砖搭起了一片小煤房，用于冬天放煤。当时煤房已经被搬迁公司推倒，王恩铭带着队员天天推着小车在附近调查，最累的一天走了4万多步，从高高低低的废墟里把老城砖一块块刨了出来。每一块城砖都重达三十多斤，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走。

“一些居民以为我们拿了他们的东西，上来阻止我们，有居民的狗还追着我们跑。我们耐心地和大伙儿说，我们收集老城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们。”最终，队员们回收了1126件各类砖瓦构件，通过对所有回收件进行逐一测量，建立了详细的历史遗留物档案。这对天坛外坛历史研究、还原坛域原貌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有300多块老城砖在修斋宫御河时被再次利用起来，在御河修旧如旧效果的实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陈静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