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军阀消亡史：红军入黔蒋介石跟进，一个月夺了贵州王军政二权

民国初年形成的贵州军阀，前后共经历了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刘显世为首的兴义系集团，另一个是以周西成为首的桐梓系集团。

刘显世是黔军鼻祖，清末管带出身，先依靠袁世凯做大，后又参加讨袁护国运动。袁世凯死后当上贵州省长，统治贵州八年。

周西成是贵州军阀中最野心勃勃的一个人物。他也参加过护国运动。1920年被擢升为黔军第一混成旅十团二营营长。

第二年因旅长离职，他自任旅长，将亲信毛光翔、王家烈等人安排在自己手下做事，桐梓系军阀集团开始形成。

1926年，周西成坐上贵州省长宝座后，为巩固政权有效推动了贵州经济和实业的发展。三年后，周死于蒋桂斗争之中。

周西成

兴义系和桐梓系两个集团统治贵州的时间一共二十三年，即1912-1935年。

贵州军阀是如何消亡的呢？那就不得不提最后一任“贵州王”——王家烈了。

王27岁开始追随周西成，以其沉稳、直率、善战的性格，逐渐成长为桐梓系军政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

周西成死后，先是毛光翔任省主席三年，然后就是王家烈接任。

巧合的是，王也是任了三年省主席后，就下台了。这桐梓系仿佛中了“三年魔咒”似的，三名军阀都只做了三年贵州土皇帝，这也太巧了吧？

那王家烈是如何垮台的呢？他并不像前几任那样，是单纯的军阀派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垮台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还要从当时的大时代背景说起。

王家烈

1933年10月，蒋介石在号称“当代卧龙”的谋士杨永泰的辅佐下，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由于前几次的失败，蒋介石气得直跺脚，更是近乎偏执地一心想要除掉红军，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他此次调集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就达50万。

而这次蒋介石的运气真的是好。工农红军当时正受到错误思想的指导，竟在苏区外和国民党军打起了阵地战、正规战，导致自身伤亡惨重，不得不向苏区内转移，开始防御战。

最终，中央苏区丧失殆尽，中共中央领导人只有作出决定：放弃苏区，踏上长征之路。于是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

获胜的蒋介石高兴坏了，他知道红军这下肯定是去湘西和贺龙所部会和的。他对手下人胸有成竹地说：

“红军无论走哪一条路，久困之师经不起长途消耗，只要我们追堵及时，将士用命，政治配合得好，消灭共军的时机已到，大家要好好策划。”

此时，毒辣的杨永泰又给主子献上一计，即：将工农红军压入广东和广西，陈济棠和李宗仁等兵力不足，肯定抗拒不了中央军进入。中央军就可借此机会一举除“三害”了。

蒋介石听了直拍大腿叫好，不能再同意了，就这么干！

然而他们把陈济棠和李宗仁也看得太扁了。他杨永泰能想到的，陈、李就想不到吗？他们可不会乖乖就范，照着蒋介石的意思来的。

杨永泰（右）

于是，陈济棠提前与红军约法三章：他会放他们顺着边境西行，但不得进入广东；白崇禧也紧闭通往广西的大门，却给红军让开一条通往湘江的通道。

所以，直到抵达湘边，红军才正面遇上了湖南军阀何键的湘军。何键同样不让他们进入湖南，他受蒋介石之命，调集大量兵力与红军打了一场异常惨烈的湘江战役。

待红军终于拼死渡过湘江之时，他们的兵力已由出发时的8.6万骤降到3万人。

至此，蒋介石和杨永泰的小算盘没有打成——红军并没如他们所愿，被压入两广，因此中央军也没有理由跟进了。

蒋介石一直恨李、白恨得牙痒痒，但就是无从下口，这是他多年的一块心病。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正是因为广西、湖南的阻力太大，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原来进入湘西的计划，打算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

这下王家烈麻烦了！

蒋介石一面去电王家烈，说工农红军有进入贵州的可能，要严加防堵；另一方面对军师陈布雷说：

“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

要知道，王家烈的兵力在当时的西南诸省中是最薄弱的——他只掌握了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15团的兵力。这一点蒋介石早看在了眼里，他一直在找机会吞掉贵州呢，这下好了，机会来了。

而王家烈呢，他既不想被红军打扰，更不想被蒋介石吃掉！于是他急忙求助于桂军，但是蒋介石早已想到了他会有这么一出，命薛岳挡住了援黔的桂军。

向桂求援后的王家烈又马不停蹄地在贵阳召开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将各个部队布防在了乌江南北等关键地点。

然而这些都于事无补，12月14日，红一军团击溃了驻扎在黎平、平茶一线的周芳仁旅，并占领了黎平县城。

16-29日，红军又渡过清江，攻克了剑河、台拱等地，前进至乌江南岸。侯之担以八个团万人左右的兵力防堵于此，但红军仍然快速突破了侯部，成功强渡乌江。

侯之担见状，吓得往重庆逃去，他手下的兵也四散逃亡了。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

蒋介石眼看黔军新败，也不管王家烈同意与否，立刻令薛岳部八个师长驱直进贵阳，并发表薛岳为驻黔绥靖主任，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

贵阳是贵州的军政中心，王家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窝被撬，只能转而力图遵义。并终于在红军离开，一渡赤水后勉强在遵义站住了脚。

然而窝还没捂热，一个月后，红军二渡赤水，又将王家烈赶出了遵义。

这次受到重创的不止王家烈的黔军，还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因蒋之前调集了吴奇伟部配合黔军一起合攻红军，没想到一起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蒋因此感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而王家烈更惨，他“身边护卫士兵使用殆尽，……宋团长亦负重伤，万团长失踪，连长、连副伤亡过半，士兵已伤亡殆尽”。

蒋介石一面假惺惺地安慰王家烈，说什么“至为轸念”；一面却说“自三月份起，按月津贴黔军饷款十万元”，逼王在军政二权中先交出一权。

军权和政权，对于一切大小军阀来说，都是相依为命的东西。王家烈不到万不得已时自然是不想放弃的。

但严峻的局势又令他不得不做出选择，他去征询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的意见，不料两人早已被蒋收买，都建议他去掉一职。

因此王只好权衡再三，极不情愿地先交出了贵州省政府主席的位置。

李宗仁听说此事后，想联络王家烈共同反蒋，他在白绸布上写了一封信，派专人到贵州面交王家烈。

这封信的大意是：

谁知王家烈看了信后，淡淡地说了句：“算了，抽猴子上得了树，抽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能干。”

也不知这位老兄当时是怎么想的。

李宗仁的猜测果然没错，蒋介石很快就开始卡军饷了。

他一面令王家烈整编部队（其实蒋早设了种种障碍，王根本不可能集中队伍），否则不发饷；一面继续收买何、柏二师长，让他们唆使士兵要王发饷。

黔军

一天，何知重的第三团开到军部驻地，王家烈前往看望，该团士兵当着他的面叫骂道：“军长不发饷，抠他的屁股！”这时候竟没有一个长官出来制止的。

当军长当到这个份上，也太耻辱了，任谁都干不下去了吧！？

王家烈眼见已走到了此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心灰意冷地跑去找蒋介石，辞去了军长职务。蒋于是又假惺惺地给了王一个“军事参议院参议”的虚职当当。

可悲的王家烈，堂堂“贵州王”，竟在一个月内就丢了军政二权，灰溜溜地下台了。

王心有不甘，对蒋的记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又无可奈何。

蒋介石将王家烈的小心思拿捏得死死的，他担心王若久滞贵州会生变。

于是趁张学良的飞机5月3日由贵阳返回武汉之际，跟打发花子似的给了王家烈所谓的旅费五千，让他卷铺盖走人，搭张的飞机离开贵阳，到武汉去了。

至此，贵州整个地落入了南京政府手中，蒋介石的计谋得逞了。

再反观红军呢，早就四渡赤水，将蒋介石搅得晕头转向后，趁滇军东出，云南空虚之际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胜利实现了长征转移。

难怪李宗仁事后会幸灾乐祸地说：“共军西走，未替蒋先生打下广西，却打下了一个贵州。”

那王家烈离开贵阳后，何知重和柏辉章两位师长真如蒋介石之前许诺的那样，捞到好处了吗？

柏辉章

蒋让他们暂时还担任着改编后的黔军师长，不久后就将他们调出贵州，离开本土了；而之前驻守黎平、平茶一线的周芳仁旅则背蒋投桂，被李宗仁等收编；

之前驻守乌江，被红军击溃逃到重庆的侯之担呢，则被蒋介石以“‘剿共’不力”的原因查办，禁闭在了重庆；其他的一些黔军也被蒋遣散的遣散，调离的调离，几乎没有人留在贵州本土了。

至此，“贵人治贵”的局面被蒋介石彻底瓦解。

他在当月的“反省录”中写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二十五军亦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

1935年4月，时任安徽省主席的吴忠信被调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他是民国以来第一位非贵州籍的贵州领导人，这也是蒋介石下的一步棋。

在吴忠信之后，贵州仍一直被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着，直到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垮台为止。

其实从王家烈等贵州军阀统治贵州，再过渡到国民党中央政府接手贵州，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步”。

相反，它只是以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代替贵州地方军阀的封建统治而已，贵州人民仍然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解放后才迎来了新生。

民国时期的桐梓县城

最后说一说王家烈的归宿。

解放后，王家烈被人民政府派专员从老家接到了贵阳。

他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历任贵州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

他的后半生为贵州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其在1966年8月病逝于贵州。

1960年参加政协会议的王家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