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英中亚百年博弈下的大清西域残局

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帝国主义争夺新的市场经济和世界霸权的斗争更加激烈，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高潮。在这股殖民浪潮中，内陆亚洲，以英属印度与俄罗斯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瓜分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尤以阿富汗、河中地区和中国新疆最为焦灼。沿用著名诗人吉卜林小说《Kim》而流传开来的一个术语，称这场角逐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

依托铁路在欧陆大陆内部的扩散和兴盛，过去被海洋国家围困在冻土地带，资源动员能力贫弱的大国俄罗斯，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去改善其物力、财力状况和武装部队的质量。传统海洋强国在干预大陆事务时经常遭遇的力量损失梯度，在“大博弈”中暴露无遗。英俄在欧陆大陆的权势争夺，围绕着阿富汗、波斯以及中亚诸汗国的归属，进行了近百年的冒险与对抗。最终导致了英国在中亚的力量收缩以及1907年英俄协约的达成。但俄国绝非最终的胜利者——英俄协约达成之后仅仅10年，彼得堡苦心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大陆腹地秩序就随着二月革命的到来而彻底崩溃。尽管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残酷的内战之后再度在中亚站稳了脚跟，但它再也未能恢复在波斯高原的优势。到了1979年，踌躇满志的苏联再度出兵阿富汗，却遭遇了更加悲剧性的命运，整个帝国就此土崩瓦解。

英俄在中亚，尤其是在新疆的角逐，势必将清政府牵涉其中，特别是在阿古柏叛乱、收复伊犁和帕米尔问题中，三方之间的博弈更是当时中亚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868-76年沙俄吞并中亚疆域图

前瞻：大博弈中的焦点--印度

沙皇保罗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断绝同英国的外交关系而制定了远征印度的计划，尽管这个计划最后因种种原因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关于这一事件，成为日后大不列颠帝国对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行动产生了疑惧的起点。

英国人坚信俄军要从陆路入侵印度，威胁他们的南亚财富。在黑海，英国扶植奥斯曼土耳其苏丹抵御俄国的瓜分；在波斯高原，两国竞相争取波斯沙赫的友谊；在阿富汗，英国支持多斯特·穆罕默德的扩张企图，以此对俄国在布哈拉和希瓦的野心加以遏制。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的对抗，开始在里海和波斯湾之间的区域全面展开。

1841年11月，随着3000名英军在阿富汗当地暴民的围攻下，悉数覆没，宣告了英国人扶植一个势力范围足够覆盖阿富汗全境的统一政权，作为南亚次大陆保护伞的计划告一段落。1878年11月，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侵阿战争打响，俄国人迫于俄土战争签订的《柏林条约》，只能做壁上观。最终在英国人长达40年的威逼利诱下，1879年英阿签订《甘达马克条约》，阿富汗建立亲英政权，接受英国保护，成为英国事实上的附属国。这样，英国终于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了一个由英国控制的缓冲国家，为印度帝国的“财富”构筑了一道安全可靠的保护屏障。

画作，1841年11月，英军高级军官亚历山大·布尔内斯（中）和他的弟弟（左）在阿富汗喀布尔遇害

第九次俄土战争后，俄国人决定要以中亚的领土扩张来弥补克里米亚的“损失”。1865年到1875年，短短十年间，，俄国人相继吞并了面积相当于半个美国的领土，在西起高加索、东至固勒扎（今新疆伊宁）的广袤地带建立了一道防御屏障。1881年，纳赛尔丁统治下的波斯也与俄国签署《阿哈尔条约》，宣布永远放弃对土耳其斯坦和阿姆河以东地区的主权。围绕英属印度和阿富汗，俄国人正在建立一个包围圈。

沙皇在吞并中亚三个汗国以后，由于其南下征服受到英国强烈抵制，他把目标对准了中亚的土库曼斯坦和帕米尔高原。

英属印度疆域图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已有部分清人开始关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英俄等对大清朝安全构成日益威胁的西方列强。对俄英中亚之角逐予以最早关注的，应为林则徐、魏源等人，通过令人译介的《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并且从葡萄牙人笔下了解到英国企图通过印度与清朝西部疆界之间的陆路入侵清朝（主要集中在缅甸、西藏和新疆）。在林、魏二人之后，亲历藏地的姚莹在他的《康輶纪行》中对此问题亦有所记载。譬如，姚莹明确提到：

“见林尚书所译西洋人新闻纸，乃知北印度英俄二夷兵之事”，“传闻俄罗斯使臣已自比革尔国都启程赴北京约中国兵由缅甸、西藏夹攻印度，事虽未行，而是时英夷揣甚”。

又如其在《西藏外各国地形图》的论述中讲到：

“近年英、俄二夷，在西北二印度之间兵，盖俄罗斯之垂涎印度，亦犹英吉利之垂涎前、后藏也。今为此图，俾吾中国略知其形势云”。

显示出他不仅对英俄正在中亚进行的这场角逐有所认识，而且更认识到了英国对西藏的威胁所在。故姚莹对于上述俄国欲联合清朝夹攻英属印度未成之事颇感遗憾，表示：

“以兵法言之，诚难得之事会也，而是时中国不知其情，岂非言语不通，疏于侦敌之故哉”

。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是时大清多对西域边情不甚了解，故面对英俄的行动及采取何种应对之策，难免茫茫木然束手无策，自然也影响了清朝在西域的防卫。

姚莹及所书

不过，仍有清末部分人士的认识更进一步。尤精数理的黄懋材就是其中之一。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印度“测绘舆图”的黄懋材基于对英、俄两国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直观而论：“

夫英人之力不足以灭阿富汗，特留之以为屏蔽耳。盖葱岭迤西回部，如霍罕、布哈尔、基法等尽为俄罗斯所踞，与印度仅隔兴都哥士一山，其山在巴达克珊国境内。......俄人觊觎印度之富，常怀攘夺之谋，遣人学习印度言语，煽惑民心，联络波斯、阿富汗诸国，密约诡计，英人力为提防，重兵驻守隘口，不敢稍懈。......两雄并峙，势若秦楚，龙争虎斗，日寻干戈。俄攻土鲁基（即土耳其），则英扼之；英征阿富汗，则俄尼之。外虽借好和亲，而内实相猜忌也。

”黄懋材对英俄之角逐的认识可谓入木三分。而且黄懋材明确提出应在新疆修筑铁路、铺设电线，早防外侵。这是近代中国人最早提出在新疆修筑铁路铺设电线的建议。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醒清廷“南洋必当予谋也”的远见。只可惜，当时的清廷，内恐人民参予政治，外惧列强武力胁迫，黄懋材的忠言直谏，哪能听得进去。所以，只落个“图说等件暂行留中”，而人却被抛撇到远离京城万里的云南。

阿古柏之乱，清廷对收复伊犁的认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爆发回民起义，其影响逐渐波及新疆。1864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借中国新疆民乱之际窜入喀什，窃踞南疆，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后改称“洪福汗国”），自立为王。被俄军击败的浩罕国兵马亦有部分前来投靠，一时气焰颇盛。短时间几乎占领了整个新疆。此时，受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王朝的关注焦点在东南沿海地区，暂时无暇顾及西北，遂使新疆的这种局势为外来侵略势力所利用。俄国见缝插针，于1871年以“安定边疆秩序”为名出兵伊犁，占据该地区达10年之久，至1881年才由清朝依据《伊犁条约》收回，但仍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新疆陷入了自乾隆中期以来最深刻的危机之中。而对“洪福汗国”，英俄两国皆有渗透拉拢，俄国于1872年与阿古柏签署条约五款，承认该政权的合法性，换取贸易权和2.5%的优惠关税率。而阿古柏因对沙俄怀有疑惧，也希望得到英国的庇护。1874年2月2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国茀赛斯使团同阿古柏签订正式条约，英国在阿古柏统治区通商、驻使并取得诸多特权。

阿古柏

如果说清人对于此前英俄的博弈尚属“坐山观虎斗”，毕竟其尚未直接涉及清朝领土，但当阿古柏占据新疆，而英俄又对阿古柏展开疯狂的拉拢争夺时，情况就出现了本质的变化。它直接威胁到了清朝在新疆的利益和疆土安全，清廷自然不会对阿古柏在新疆的“为祸”坐视不管。一旦大清皇帝做出平定阿古柏之决策，那么，对于英俄在新疆的“角逐”也就不可能袖手旁观了。

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些清朝官员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其中存在极大的分歧，故而出现了著名的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的争论。在李鸿章看来，彼时大清正面临着“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尤其是“

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尘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

”，故

“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

，主张防御重点应在东南沿海。而对于同样面临巨大危机的西北，李鸿章则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李认为西北“

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垺，且犹有中外界限

”，认为新疆与我族非属同类，早有界限之分。

第二，新疆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清朝对其统治，实属“不值”，“

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

第三，新疆之地紧邻外国，“

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且阿古柏“

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犁久踞己也。揆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

”。阿古柏有英俄的支持，清朝之力量恐不及专顾西域，又虑别生他变。即使收复，“

亦三面临敌，将成孤注

”。

所以李鸿章对于西北的防备，主张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新疆各部回民，准许他们部落自制，如云贵粤蜀的苗瑶土司、越南朝鲜那样的略奉正朔即可，如此“

两存之，则两利

”。“

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办之者”

。

醇亲王奕譞在承认“严备俄夷尤为不刊之论”的同时，称赞“李鸿章之请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河南巡抚钱鼎铭还在李鸿章支持下撤回了原在左宗棠西征军中的宋庆部。当时支持者可谓众多，很多人都反对出兵新疆，这其中也透露出了对当时英俄角逐中亚的一种担心，担心清朝一旦用兵回疆，可能会遭致英俄的武装干涉。

李鸿章

对此，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与湖南巡抚王文韶提出了异议。左宗棠认为，不出兵收复新疆，恐后患无穷。对于英、俄、阿古柏三者之间的关系，左宗棠认为，应该注意到英俄两国（主要是俄国）和阿古柏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英俄两国本身在扩张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俄国人索思诺夫斯基在经过调查后，认为阿古柏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俄国方面开始倒向清朝，转而支持清朝的军事行动。而左宗棠在与索会谈以后，了解到英、俄“

彼此忌嫉

”，矛盾很深，英国人担心俄国的扩张会威胁到英属印度的安全，而俄国人与土耳其争夺利益的战争中，又遭到英国的阻挠，两国根本不可能一同对付清朝。“

英忌俄之与我和，俄亦忌英之与我和

”。所以左宗棠主张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来解决阿古柏的问题，恢复清朝对新疆的统治。

最终，清军出关收复新疆统一了认识，左宗棠成为西征统帅，清朝收复了包括俄国占领的伊犁在内的新疆地区。

左宗棠收复新疆图

收复新疆后的帕米尔问题

在阿古柏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帕米尔地区成为英、俄在中亚争夺的又一个焦点。

帕米尔位于新疆西南部，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领土，中国古代称之为不周山，汉时始谓葱岭，唐朝时有了新名字叫帕米尔。东起塔什库尔干，西到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南抵兴都库什山，北达阿赖岭。对俄国来说，拥有帕米尔既可以南通印度，对英属北印度构成威胁，又可以俯瞰喀什噶尔平原，觊觎西藏。因此俄国很早就想将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于英国来说，帕米尔地区是印度的北门户，一旦占有帕米尔地区 ，不仅可以巩固印度的西北边防，还可以有效遏制俄国势力南下渗透印度洋。

然而在英俄两国的角逐中，双方逐渐将帕米尔当成了自己争夺的主要场所。清廷在平定阿古柏叛乱以后，逐渐加强了对帕米尔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于是，在帕米尔高原便形成了清、英、俄三国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帕米尔问题也由此而生。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让清政府对待帕米尔的态度发生了一定变化。新疆驻防的精锐部队入卫京师，使得在新疆的防御力量和对帕米尔的关注大为削弱。帕米尔问题随之成为英俄两国一唱一和的主角游戏。出于对日本在远东地区扩张的共同担心，英俄两国关系开始有所缓解，并进而促成了双方在包括帕米尔问题在内的许多问题上的武装对抗走向协商。

1895年3月英俄双方达成协议，共同瓜分了帕米尔。对于英俄瓜分帕米尔，清政府虽然也让驻俄公使许景澄、驻英公使薛福成与两国政府执约力辨，但也明白已是无力回天，只能暂搁争议，以待日后重启谈判。

清人对英俄竞争的实质缺乏正确深入的认识，尤其是认为英国之意“不在分地”，只是为了防御俄国南下威胁印度；英国也希望联合清朝共同抗俄等。他们显然忽略了英俄争夺帕米尔的决心与英俄关系也存在缓和的可能。其实在当时英国人的著述中，早已隐隐谈到英俄两国之间为政治利益而转变的微妙关系。英国记者包罗杰在他的著作《阿古柏伯克传》中就指出，当英国人认识到清朝将出兵征服阿古柏政权，英国在考虑中亚事物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时，那么“

我们就开始容忍俄国人侵入那个国家（中国）了

”。清人的认知误导必然影响清廷的决策，加上清廷在新疆防御力量的削弱和国力的窘困，最终使得英俄两国瓜分了帕米尔，而且他们在新疆回域的争夺也愈演愈烈，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种争夺才步入尾声。

帕米尔疆界图

结语

清人对英俄中亚大角逐的关注是不够的，一方面是因为由于时势之影响，多数人缺乏必要的了解渠道；另一方面，尽管在鸦片战争后，清朝国门被打开，但多数人仍桎梏于传统之间，缺乏向前看的视野，更多是以个人爱好注重于文献考据，即便是在讲求经世致用的19世纪，也不太注重成果的实用性。与同时期的西方人对“大博弈”的关注相比，清人不如前者。

而客观言之，收复新疆，也成为大清在中亚残局中“去枝留干”的仅存硕果。倘无左宗棠不惜代价的西征之役，“洪福汗国”难免也如浩罕、布哈拉和希瓦一般，逐步为近在咫尺的俄国所蚕食和控制。而在阿古柏败亡之后，俄国依旧收容其子伯克·胡里与残部白彦虎等2000余人，用心昭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