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打捞敦煌的遗珠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一百多年前，王道士偶然发现了已经尘封近千年的藏经洞，可谓 “一段历史中的历史”；而敦煌遗书曾被封藏埋没千年，近代又几经流散，让几代学人把寻访与破解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民族历史和人类文明信息奉为毕生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寻访敦煌遗书》（英藏篇）记录了中国学者寻访四散全球的敦煌遗书的过程，展现了敦煌学者群像，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张丽三次陪同方教授前往英国，以女性的视角，在这本《寻访敦煌遗书》中以日记的形式细细记录下方教授及众多敦煌学学者在英国工作、生活的点滴，书中亦收录了方教授在英期间的部分日记和通信，不仅为我们呈现了方教授的治学精神和方法，也侧面反映了敦煌学学者工作的浩繁与艰辛、吴芳思等众多国际友人对保护和著录敦煌遗书工作的支持和奉献。

文 | 张丽

清朝末年，古老的中国陷入深重的内忧外患，在风雨中飘摇。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 日），正当北京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奋起的民众与侵华的八国联军浴血奋战之际，甘肃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园禄在一个洞窟的甬道清理积沙时，无意中在甬道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封闭近千年的耳窟，亦即此后大名鼎鼎的“藏经洞”，现在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17号窟。藏经洞中收藏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以佛教经典为主体的大量典籍文书，此外有不少幡、 幢、佛画，据说还有一些铜制小佛像等其他文物。典籍文书的文种除汉文外，还包括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梵文等。王道士当时绝对不会想到，他的这一发现，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由此开创出一门属于世界学术新潮流的学问——敦煌学。

然而，由于当时出土文物管理相关法律的空白，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漠视和“四体不勤”的学风，加上王道士本人的愚昧无知，敦煌遗书面世后屡遭劫难。

王道士原籍湖北，后来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当兵。退伍后出家当了道士，来到敦煌莫高窟。见莫高窟很破败，便四处募捐，发愿修葺莫高窟。据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曾特意把洞中若干经卷拿到肃州，送给他当兵时的上司。但这位上司没看上这些敦煌遗书，觉得上面的字还没有自己写的好，未加重视。当时的甘肃学台（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著名金石学者叶昌炽曾得到过敦煌知县汪宗瀚赠送的几卷敦煌遗书及敦煌画，但他被错误的信息误导，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藏经洞“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也就是说，叶昌炽得到的消息是藏经洞中只有几百卷的经书，已被当地人瓜分了。这或许是他未能亲自前往查看的原因之一。

由此，千年瑰宝的流散悲剧开启。相对于中国封建官僚的麻木与轻慢，一些外国探险家则是闻风而动。

捷足先登的是英国的斯坦因。斯坦因原是匈牙利人，先在欧洲求学，1888 年到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工作，1904年加入英国籍。斯坦因本人的兴趣在考古探险，曾多次在印度西北与中亚进行考古，并先后四次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活动。

1900年到1901年，斯坦因第一次到中国新疆探险，这次主要在南疆活动，发掘了尼雅遗址，并从当地人手中收购到一批文物，收获颇丰。

1906年到1908 年，斯坦因得到英国博物馆及英属印度政府考古局的经费支持，第二次到新疆考古。由于他在欧洲上学时曾听老师介绍过敦煌莫高窟，故于1907年3月抵达敦煌县城。他从一个来自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商人处听说莫高窟发现了一个藏经洞，便于3月16日匆忙赶到莫高窟。但恰逢王道士外出，他仅从一个年轻的喇嘛那里看到一件写经。于是他先考察敦煌周围的史迹，随后再到莫高窟。面对愚昧无知但虔敬守护藏经洞的王道士，斯坦因绞尽脑汁，耍了不少欺瞒蛊惑手段，取得王道士的信任与好感。此外，他雇用了一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人做他的助手。蒋孝琬原是衙门师爷，深谙国人心态，帮助斯坦因愚弄王道士，骗得大量藏经洞文物。因为斯坦因在中国探险“功绩卓著”，1912年10月英王封他为“印度帝国高级爵士（K.C.I.E.）”。

1913年到1916年，斯坦因第三次外出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此时敦煌遗书已被押运到北京，藏经洞已空。但斯坦因又从王道士手中搞到 500 多卷敦煌遗书，且均为较长的大卷子。关于这批卷子的来历，本书正文中将有涉及。

1930年到1931年，斯坦因受美国哈佛大学及英国博物馆的资助，第四次来新疆进行考察。但此次考察受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他被迫停止在新疆的盗掘，灰溜溜逃出境。

1908 年 2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他被允许进洞翻检了20多天。伯希和从中选取他认为最珍贵的部分带了出去，这部分文物至今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与吉美博物馆。斯坦因不懂中文，但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他挑选走的，大部分的确是精华。但他自称把藏经洞中的精华全部挑走了，此后的事实证明是言过其实。

伯希和当时任职于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1909 年，他从河内到北京，随身携带了前一年搞到的若干敦煌遗书，出示给北京的中国学者。中国学者大为震惊。经学者们呼吁奔走，1909年，清政府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决定把藏经洞剩下的文物全部押送到京城。当时，为由哪个衙门承担这笔运费，官员们还曾相互推诿扯皮。最后，文物终于送至京城，却又遭北京一帮官员呼朋唤友，竞相盗取。剩余部分，送到当时的京师图书馆，亦即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成为如今国图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其后，敦煌瑰宝继续外流：1911年至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到敦煌，1914年沙俄奥登堡探险队到敦煌。如前所说，1914年斯坦因 第二次到敦煌，1924年和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到敦煌，都搞走了大批敦煌文物。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引用的陈垣先生的这句话，表达了国人对此劫难的满腔愤懑！

依据方广锠目前掌握的调查资料， 藏经洞收藏的汉文遗书有 60000多号。因为每号大小不一， 大的长达几十米， 小的只有几厘米，故如按照收藏的绝对量（长度或面积）计算，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居首，约占汉文敦煌遗书总数的 40%；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居次，约占 28%；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量为第三，约占13%；排在第四位的是日本的杏雨书屋；排在第五位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此外，中国、日本等不少单位或私人的敦煌遗书的收藏量也很可观。西欧、北美其他国家也有少量收藏。就敦煌遗书总体而言，大体上中国的收藏量约占一半，国外的收藏量约占一半。

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角色决定了敦煌遗书和敦煌学的重要地位。古代敦煌不仅是扼守丝绸之路的要冲，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亦是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和以希腊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四大文化以及儒教、 佛教、 道教、 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古代世界六大宗教的荟萃之地。这一特性，原汁原味地体现于敦煌遗书中，使敦煌遗书如同一座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原生态博物馆。可以说，敦煌遗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敦煌遗书流散于世界各地，对研究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客观上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并在20世纪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敦煌学。随着这门学问的不断发展， 一段曾经湮没的中古史又日益清晰与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然而，近百年来，对敦煌遗书的研究虽取得丰硕成果，却也遇到发展瓶颈：敦煌遗书流散于世界各地，一般人很难见到；其中残断、散落的同一或相关文献，却往往收藏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很多学者在从事研究时，难以得知敦煌遗书中是否有其所需的资料；或偶见其中之一，却不知是否还有相关之二及之三，亦不知到何处去寻找这些资料。

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近20年来，虽然各单位收藏的敦煌遗书图版相继出版或放到网上，这些图版及网上图片虽然可以让研究者直观地了解敦煌遗书的部分面貌，却无法反映敦煌遗书的全部信息，也难以让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敦煌遗书的状况和相互关系。

1984年，当方广锠的博士生导师任继愈先生把从敦煌遗书中找出未编入大藏经的佛教文献（亦称藏外文献）的任务交给广锠时，方广锠曾从图书馆借出一部《敦煌宝藏》（据英国国家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影印的图册，共 140多册）、一部《大正藏》（含《昭和法宝总目录》共58 册），搬到宿舍，通过逐页翻阅、核对，来查找所需的资料。而当他真正着手才得知，没有一个内容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势必陷入盲目查寻、挂一漏万的困境，这对研究者是多么不便！

为了让敦煌遗书能够更全面、充分地体现其独特的价值，方便研究者使用，方广锠确立了自己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要编撰一部汇聚世界各地敦煌遗书基本信息资料的《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该目录即从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文字研究价值等三个方面，对敦煌遗书逐一进行著录，将其中可供研究的信息尽量提取出来，加以适当编排，呈现出敦煌遗书的全貌及其相互关联的学术信息，给世界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一部全面、便捷的工具书。为了这个庞大又细腻的工程，自1984年起，他便踏上了这条漫长又充满艰辛的寻访之路。如今，已历经近40个春秋。

认识方广锠之前，对于莫高窟，我只知道那里有绚烂的古代壁画和彩塑，却不大了解那里还有个同样价值无量的藏经洞，以及由此洞中发现的数万件敦煌遗书。

1999年12月，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和方广锠走到了一起。那时，我未曾料想，这个偶遇，也是我与寻访敦煌遗书—— 这个持续数十年的浩大工程结缘的开始。

出于对方广锠这一毕生奋斗目标的理解和支持，我自与他相识的 第三个月，便开始在工作之余，为他寻访敦煌遗书、编撰《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的浩繁工程“打下手”；并在 2001年申请提前退休获准之后，与他一起踏上了这条漫长艰辛但又蕴藏着历史文化的无穷奥秘，给人以丰富精神滋养的寻访之路。

在 20多年的朝夕相伴中，作为一个近距离的旁观者和部分工作的协助者及参与者，我深切体会到：为敦煌遗书编目，除了让人有与古代文化瑰宝亲密接触的新奇与兴奋外，更多的则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极其琐碎、枯燥、繁重的伏案劳作。其中的辛苦与烦劳，难与外人道。

略去事前的信息查寻及与相关收藏单位的联系等诸多准备事项，仅就这项工作而言，通常要经过以下三道工序：第一，考察原件，记录各种信息资料，对文献真伪及年代进行初步判定。

如果收藏单位或个人允许，广锠首先要逐一细致考察敦煌遗书的原件并加以记录。如我随同前往，便负责对他的工作进行文字记录。如收藏单位允许，则对遗书或遗书首尾拍摄照片，以便查核。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根据实物考察记录的具体内容主要为：

（如有照片，则每行字数往往回去后根据照片再做记录）。

上述在考察现场进行的工作，如果顺利，最多时一天能完成百余件。但若遇到情况复杂的文献，可能一件便要花费数日，甚至更多时间。2009 年，方广锠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考察一件经折装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疏》（以下简称《楞伽经疏》），由于原件入藏后曾经散乱，馆方恢复装帧时又出现了错叶及照片编号错误；他发现问题后，仅根据文献内容进行重新排序、纠正照片编号错误等，就花了三天时间， 这还不包括此前我曾逐纸测量长度、清点行数等花费的时间。

第二，电脑录入、整理考察实物获得的各种信息数据，查核文献内容形成条记目录初稿。

这项工作一般先由我或其他助手，在前述现场记录文字的基础上，按照他设计的条记目录统一格式，将上述内容逐项录入电脑；对比文献照片，逐件核对纸数、行数、字数等各种信息数据，并汇总计算出每件的长度、行数等；通过检索CBETA（《大正藏》）光盘，查询、标注佛教文献的经名、首尾题名、首尾对照项（即首尾行文字， 各相当于《大正藏》第几卷、 第几页、 第几行） 及分卷、文字差异等；对一些失传并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还要对照图片进行原文录入，由此形成条记目录的初稿。2013年，我曾帮助录入了上述那件英藏《楞伽经疏》，共有照片222张，总字数近15万。

第三，复核补充各种信息数据，研究考订文献内容，形成定稿。这道工序由广锠完成。他通常在条记目录电脑初稿的基础上，要逐一查核此前已著录的内容是否完整、准确，并加以修改、补充；如有图版，则对照图版复核，并查阅、著录其他敦煌学者对此文献的录文及研究信息；考订研究和著录那些尚未查明内容的文献，标注同名或同类文献在时代背景、内容上的差异或分卷不同，必要时撰写扼要的说明。

在前述工作基础上，最终形成能够体现每一件敦煌遗书的文物、文献、文字状态、特征及价值等各种重要信息的条记目录定稿，进而汇集、编纂成为某一单位或个人收藏的敦煌遗书条记目录。

这样形成的敦煌遗书目录稿，如非小残片，一般来说每一号（即一个文物号的敦煌遗书）一般有数百字，多则上千字，甚至更多。如上所述，那件英藏的《楞伽经疏》就有近15万字。此后，还要将目录稿导入广锠与专业技术人员合作设计的敦煌遗书数据库，对有关信息进一步核查调整，形成某收藏单位的敦煌遗书目录。广锠计划逐一完成各公私收藏的调查后，最终合并编撰为包含现存全部敦煌遗书的《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

在20世纪80年代最先编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目录时，由于收藏量大，且那时尚未普及使用电脑，所以工作程序稍有不同。第一道工序是先由聘请来的几位退休老先生及善本部工作人员逐一对照原件，做出手写初稿；再请人录入电脑并初步检查纠正文字及数据错误，形成初稿。在此基础上，21世纪初期，我随广锠及善本部工作人员，又花费了数年时间，由广锠逐一对照原件，核对初稿；我当场记录下他的补充修改意见，返回后再逐一补充录入电脑，最后由他复核定稿。

条记目录的最后定稿工作，是一项既重要，又十分具体、琐碎和耗时的工作。即便他集中全力整日进行这项工作，顺利时，一天能完成百十号就不错了。而一旦遇到难以考订的文献，有时一号就需花费数日甚至更长时间。

例如在进行英藏敦煌遗书条记目录的著录工作时，其中的前6980号便是 2009年他带领着我们7人组成的团队到伦敦进行的。大家每天去图书馆分头逐件对照原件，在完成数行数、量纸张、做文字记录等这类人工操作后，再当场交他进行复核、断代等工作。从图书馆下班返回住处后，各人再抽时间，把自己记录的数据和文字，补充录入原有的电子初稿（系赴英前由专人对照《敦煌宝藏》与缩微胶卷所做）。但这样众多人参与的日复一日紧张、单调的手工操作，难免会有各种疏忽，在初稿中留有各种差错；待到他定稿时，每逢遇到有数据缺漏或著录有错误的文献，便会格外吃力。我常见他在进行定稿工作时遇到我们录入的纸张长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原工作人员翟理斯（Lionel Giles，1875—1958，亦称翟林奈）曾著录的纸张总长度等数字有明显误差（翟理斯原来仅著录了总长度，而无每纸数据；我们在逐纸测量的基础上又合计了总长度），他便要手扶着千度的近视眼镜， 对着照片吃力地辨别纸张接缝，再逐纸重数行数，以纠正误差。每当见到他如此由早及晚、经年累月在电脑前不断重复着这种枯燥、烦琐的劳作时，我常不由得替他感到不胜其烦，同时，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这种持续数十年的耐心、坚忍和毅力。

成年累月，聚沙成塔。目前，收藏数量最多的中国国家图书馆16000多号敦煌遗书条记目录已经完成，并出版附有条记目录的图录146册。在此基础上，又出版了8册文字目录、1册总目。该目录总计1430多万字，与其相配套的敦煌遗书数据库亦已成型。

如前所述，现在已知存世的敦煌遗书中汉文遗书有60000多号， 按照收藏的绝对量（长度或面积，这正是前文所述经逐纸测量计算后得出的数据）计算，被斯坦因搞去的 14 000多号（汉文部分），约占全部敦煌汉文遗书的三分之一，也即英国国家图书馆是敦煌遗书在国外的最大藏家。正因如此，我们的漫漫寻访之路，便与英国国家图书馆有了不解之缘。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4000多号汉文敦煌遗书中， 前7000号篇幅较大，有些有首尾题名（即首尾完整，或首全，或尾全）。英国学者翟理斯从 1919年到1955年，完成了前7000号的简要编目，于1956年由英国博物馆出版社出版。而后面的7000多号，基本是没头没尾的残片，一直没有编目。

经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组吴芳思（FrancesWood）博士邀请，方广锠自 1991年开始，对后7000多号敦煌遗书进行编目，到 2005年已经完成。其阶段性成果《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06981号—斯08400号）》（“斯”即斯坦因，为英藏敦煌遗书的编号标志，下同于2000年出版，该书出版后也赠送给了英国国家图书馆。

由于完成于50年前的翟理斯目录内容比较简单，2008年，经各方协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在中国出版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辑的大型图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这次出版图录所采用的图片，主要是50年前的缩微胶卷照片。

50年来，英藏的敦煌遗书由于修复、揭裱等种种原因，不少遗书形态发生了变化。为此，我们于2009年再次赴英，依照广锠的编目体例，对前7 000号重新编目，再与后7000多号的目录合并后，分别出版《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及《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目前，《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出版了 50册，预计全部完成后有100到120册。如果流散到国外的敦煌遗书最大藏家——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的目录全部出版，将给人们了解与研究这批敦煌遗书带来很大的便利。

自1991年到2009年，广锠曾先后7次到英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敦煌遗书， 前后跨越了18年。这当中，我曾于 2003、2005、2009年，先后三次、总计13个月随他同行。而其中2009年的半年时间，是他历次到英国国家图书馆考察敦煌遗书中最为曲折艰难的一次。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事在人为”。而在我们多次赴英的日子里，尤其是 2009年夏季前后，发生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那些令人感动或愤怒的如同冰火两重天的经历，与两个为人处事截然不同的英国女性密切相关。后来，在回顾撰写这段经历的时候，我曾与他开玩笑说：如果为这次寻访起一个吸引眼球的世俗名字，可把它叫作“一个中国男人和两个英国女人的故事”。

这当中，让我们一再深深感动的那位英国女性，是吴芳思博士。她与广锠的年龄相近，亦与中国多有“缘分”。1971年，她第一次到中国，待的时间很短。1975年至 1976 年，她到中国留学一年，先在语言学院学习了数月汉语，随后转到北京大学学习中国历史。那时中国的情况和条件，我们可想而知。但物质和文化的差异，从未减弱她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返回英国后，她即就职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亚非部中文组，以后长期担任中文组的负责人。正是由于她所在的关键位置，和她正直、善良以及乐于奉献的为人，使改革开放后能够走出国门的众多中国学者受益匪浅。这一点，可通过方广锠前后7次赴英寻访敦煌遗书的经历予以见证。在我们数次赴英，特别是2009年我们在伦敦那些工作最紧张、艰难的日子里，是她，一如既往地给予了我们最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也正是由于她多年来，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对我们工作付出的大量繁杂劳动，才使方广锠的英藏敦煌遗书编目工 作得以持续进行，并最终圆满完成了在伦敦查核原件的工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吴芳思，方广锠的赴英编目工作就无法开始并最终完成。这在后面公布的大量当时的实录文字中，可以得到具体印证。如今，我们在整理和编撰当年这些赴英工作的原始记录时，重温那些与她坦诚相处、配合默契的难忘日月，依然对她、对那些当时曾给予我们同样无私帮助的中、英朋友，充满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让方广锠赴英寻访敦煌遗书的工作一再受到阻挠和干扰的，也是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她的中文名字叫魏泓（Susan Whitfied，我们平时一般按她英文名字的音译称她苏珊）。她进入英国国家图书馆后，先在中文组工作，为吴芳思的部下。苏珊其后创立了“国际敦煌项目”（以下简称“IDP”），她亦成为 IDP 的负责人。2009年7月1日以后的一段时间，也即我们在英国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最紧张的收尾阶段，她被任命为英国国家图书馆亚非部主任，成为吴芳思的顶头上司。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经历了数次赴英编目工作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实际上，早在2002年，方广锠准备第三次赴英，继续为英藏敦煌遗书编目时，苏珊所负责的 IDP 便以索要方已完成初稿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目录为条件，插手干扰原已商定的赴英编目计划。而至2009年夏她担任亚非部主任之后，这种强索敦煌遗书编目成果的霸道举动，更是达到了超出常理的程度，以致成为一场惊动英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出面道歉的“风波”。有关这些经 过的细节，将在后面相关部分予以具体讲述。

关于方广锠为何要花费数十年之精力，进行编撰《世界敦煌遗书 总目录》这样一个艰难浩繁的巨大工程，他在《为中国建设新文化铺路垫石》一文中的部分内容，可作为对此的解释：

30年前，任先生由于客观环境不适于从事学术研究，因而计划编撰佛教辞典。其后，客观情况已经改变，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大大改善，但任先生对编撰佛教辞典依然念兹在兹， 执着不放， 原因何在呢？我以为，这可以在任继愈先生的另一篇文章IDP为英文“国际敦煌项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的简称， 致力于扫描及发布敦煌、吐鲁番等西域遗书的图版。详情可见IDP官方网站 http://idp.bl.uk/。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序》中找到。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世界上文明古国，有的衰落，有的不复存在，而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古而不老，旧而常新。”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根基深厚、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正 是这一文化传统，使“中华民族历尽千劫百难，屡踣屡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古老的传统能够屡踣屡起，则这种传统一定内蕴着一种能够与时俱进的命脉，从而使它得以不停地进行新的思想文化建设。在任先生看来，要进行新的思想文化建设，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方面是新材料与新手段，另一个方面是时代的需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中，他特别强调后者的重要性。

但“时代的需要”既然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就不依人的意志、好恶为转移。因此，当这种“需要”还没有出现，一个以承担祖国文化命脉自许的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就是努力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为将来一定会出现的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铺路垫石。这就是任先生的一个基本思想。自从师从先生之后，他多次 与我交谈，认为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料积累的时代，而不是出大师的时代。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进行佛教文献的搜集、整理，为将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将来要出的大师，做好研究资料方面的准备。

而编撰《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于方广锠而言，正是这样一个为中国建设新文化铺路垫石的工作。他是心甘情愿地做一个任先生蓝图中的铺路工。后来方广锠曾多次说过：“我们的工作，不是为现在的人做的，而是为将来的人做的。所以，我们的工作不需要现在的人评价，但要为将来的人负责。”

值得欣慰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40年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寻访敦煌遗书以及编撰《世界敦煌遗书总目录》的过程中，由于长期、大量地接触敦煌遗书原件并研究相关内容，方广锠也获得了丰富的且十分珍贵、独有的第一手资料。随着日积月累、由量变到质变，他在敦煌遗书的鉴定、中国佛教史、书籍装帧史、写本学、中外文化汇流等领域，都有不少新的收获和发现。但他说：百年来，中国敦煌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敦煌佛教研究领域相对还比较薄弱。因此他感到压力很大，还需要加紧努力。

为如实反映我曾参与的 2003、2005、2009年赴英寻访敦煌遗书经历的原貌，书中的内容，主要来自当时我的日记和方广锠的部分日记以及通信。文中有关佛教文献及敦煌学方面的专业内容未注明出处的多摘自方的研究成果，全文亦经他核稿。

一百多年前，王道士偶然发现了已经尘封近千年的藏经洞，可谓 “一段历史中的历史”；而敦煌遗书曾被封藏埋没千年，近代又几经流散，让几代学人把寻访与破解敦煌遗书所蕴含的民族历史和人类文明信息奉为毕生为之奋斗的神圣使命，此即我们寻访敦煌遗书意义之所在。

张丽

2022年12月5日于北京寓所

【相关图书】

寻访敦煌遗书（英藏篇）

张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

2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