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上被秘密处决的几大叛徒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是一部充满了奋斗与牺牲、苦难与辉煌的战斗史。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至死都保持着坚定的革命信仰。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就义前，始终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光辉的胜利”；中国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被捕狱中还坚持宣传革命、介绍马列主义，践行“一点血一点泪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的誓言……

在那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也有一些人没有经受住考验，或是因为贪生怕死，或是因为贪图享受，最终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抛弃自己的理想，甚至出卖自己的同志，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成了令人不齿的叛徒。

由于叛徒对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太大，所以我党在一九二七年秘密成立了专门制裁叛徒的“红队”。这支队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成为令叛徒丧胆的“伍豪之剑”。

一、

据“红队”队员邝惠安回忆，在“红队”成立的三年多时间里，共有100多名叛徒被红队击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在这些被处决的叛徒中，第一个名叫白鑫。

1929 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在上海的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彭湃被捕后，周恩来认为，特务们为什么那么准确地找到彭湃？这里肯定有问题。于是便派潜伏在国民党中统的上海特派员杨登瀛调查此事。两天后，杨登瀛告诉周恩来：党内出了叛徒，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在军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白鑫在叶挺独立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9年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

当时的上海，正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每天都有不少同志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见此情景，白鑫吓破了胆，于是主动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说自己能帮助国民党抓到彭湃等共产党要人。

彭湃被捕后，周恩来打听到蒋介石已下令要在 8 月 28 日清晨枪杀彭湃等同志。于是周恩来经过周密计划，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

8月28日清晨，装载着彭湃、杨殷等同志的囚车，被夹在10余辆全副武装的卡车中间，从监狱开往刑场。

此时，陈赓指挥的红队队员，已经在事先计划好的地段埋伏起来。但敌人却出动大批军警，沿途实行戒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周恩来只好忍痛放弃原定计划，营救未能成功。

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他的牺牲无疑是党的一大损失。彭湃就义后，周恩来悲愤万分，他指示陈赓，要迅速弄清叛徒白鑫的行踪，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白鑫也深知我党不会放过他，于是当起了“缩头乌龟”。国民党为了在白鑫身上榨到更多的油水，也对他实行了特级保护。尽管陈赓等人四处打探，但却一直没有弄到白鑫的讯息。

直到将近一年后的1929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陈赓才得到一条情报：白鑫正在几名特务的保护下，在上海达生医院柯达文大夫处看病！

柯达文真名柯麟，是上海一位著名的医生，也是我党一名地下党员。白鑫并不知道柯达文的真实身份，因此误打误撞找到了柯达文。

柯达文认出了白鑫后，借口让白鑫去做个X光检查，自己则偷偷给陈赓打去了电话。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时的白鑫早已经成惊弓之鸟，等他回来时，白鑫已经不见了。

过了几天，白鑫的病一直没有好转，只得又找柯达文看病。不过狡猾的白鑫提出，为了安全，让柯达文到法租界的一家饭店给他看病。

柯达文将这一新情况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放长线钓大鱼”，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白鑫的具体住处。

柯达文按约赶到白鑫所在的饭店，给白鑫做了检查后，承诺保证能治好白鑫的病。白鑫大喜，叫了辆黄包车，将柯达文带到了他位于霞飞路的住处，让他顺便帮自己的老婆也做个检查。就这样，柯达文弄到了白鑫的藏身之地，并将这一情报向陈赓做了汇报。

原来自从叛变后，白鑫一直藏身在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由范争波的手下保护，一般人根本无法接近。于是在陈赓的指示下，柯达文和白鑫交上了“朋友”，时常来给白鑫夫妇检查身体，有时也陪白鑫打打麻将 ，渐渐得到了白鑫的信任。

在一次闲聊中，白鑫告诉柯达文，在他的要求下，国民党同意送他去意大利“深造”一段时间。一来是避避风头，二来是去演习一下国外的特务方面的经验，准备回来给国民党效力，对付共产党。

柯达文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陈赓后，周恩来指示陈赓，一定不能让白鑫逃到国外，要在他走之前，坚决除掉这个叛徒。

1929 年11月11日，白鑫告诉柯达文，自己将于当晚离开上海，乘船赴意大利。柯达文以辞 行为名，送给白鑫一些点心，让他在路上吃，同时弄清楚了白鑫离开上海的准确时间。

当天深夜，特科的“锄奸”队员按计划，提前埋伏在了范争波的公馆四周。晚上11时许，范公馆的后门悄悄启开一道缝，一个特务闪出来观察了一会儿，见周围十分安静，于是向里面招手。白鑫带着老婆在几个特务的保护下，鬼鬼祟祟地从门里钻了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黑暗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白鑫，哪里走！”接着就是“砰、砰”几声枪响，几名特务应声倒地。白鑫虽然身上中了一枪，便为了活命，仍然拼命向院门方面跑去。就在这时，一个“锄奸”队员对着白鑫的背影又开了两枪，白鑫身体摇晃了两像，便像一只死狗一样倒在了地上。

这场伏击，成功地击毙了白鑫和几名特务。事件发生后，国民党费了老大劲儿也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二、

与贪生怕死的白鑫不同，另一位大叛徒王复元叛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贪腐被开除的党内第一人。

王复元原名王全，山东历城人，1900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党在青岛的主要负责人。

掌权后的王复元，贪婪和私欲逐渐占了上风，开始贪污腐化起来。

1927年4月，党中央拨给山东党组织1000块大洋的活动经费。这笔钱到王复元手上后，他竟然全部贪污了下来，利用这笔钱频频出入餐馆、妓院，大肆挥霍。由于当时正值国民党的反共高潮期，组织联系一度中断，所以一时之间根本没有人知道这笔钱被他贪污了。

一年后，王复元又来到上海，向中央编造了一个自己准备在青岛组织起义的谎言，要求中央给2000大洋用来购买武器。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不辨真假，相信了他，拨给了他2000块大洋。拿着这些钱，王复元在上海吃喝玩乐，很快将钱花了个精光。

不久后，中央向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一大代表邓恩铭讯问青岛起义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邓恩铭被问得一头雾水，这才知道王复元骗取中央2000元经费的事情。

当时的我党正处在低潮期，财力十分困难，这样大的一笔款项被贪污，后果非常严重。邓恩铭于是派人找到王复元，要求王复元将这笔钱上交出来，否则便用党的纪律处分他。

这笔钱早就被王复元挥霍一空，哪里交得出来？山东省委经研究决定将王复元开除出党。就这样，王复元成为党史上第一个因为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的党员。

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怀恨在心，竟然叛变投敌，当了一名可耻的叛徒。叛变后，王复元担任了军阀韩复榘的“捕共队”队长，带领敌人搜捕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四处抓捕共产党员，给山东的党组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仅潍坊一地，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因他被抓。

随后，山东省委将王复元叛变的消息报告给了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周恩来与特科负责人陈赓研究后决定，决定派特科张英带队去青岛，铲除叛徒。

张英是山东潍坊人，对青岛比较熟悉。他曾同陈赓一道去苏联学习，接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是红队有名的“神枪手”。另外，张英还认识王复元，因此周恩来派他去铲除王复元，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选。

张英便乔装打扮来到青岛后，来到事先与山东省委接头地点，不想省委出了叛徒，接头地点已遭到敌特破坏，张英一到就被敌人抓住了。幸好张英早有准备，一口咬定自己是来讨债的，敌人只好将关进监狱，准备慢慢审问。

张英知道，一旦敌人派王复元来辨认，自己就要暴露。幸好那个监狱人员杂乱，看管不严，张英凭借自己良好的身手，成功地从狱里逃了出来。

张英逃脱后，在青岛秘密潜伏了下来，并将情况向中央进行了汇报。周恩来于是又从特科抽到两位同志去山东协助张英，一定要铲除叛徒王复元。

1929年8月16日，张英得到可靠情报：王复元在青岛中山路“新盛泰”鞋店订做了一双高档皮鞋，这一天将要去取鞋。张英立即进行了部署，决心利用这个机会铲除王复元。

第二天傍晚，王复元去鞋店取鞋。此时的王复元还不知道，他的死期已到。

王复元进了鞋店后，后面跟着进来两个人。两人进店后，直接转向一侧的柜台，装着挑选鞋子样子。

不用说也知道，此人便是张英和特科的锄奸队员王科仁。王科仁曾在苏联接受过训练，是一名枪法准、心理素质好的老特工。他一边看鞋，一边用余光看到拿鞋的王复元。，见王复元拿到鞋后转身往门口走去，就在他一脚迈出门槛时，王科仁迅速拔枪，瞬间“砰”的一声，一颗子弹准确地射进王复元后背。王复元晃了一下，“扑通”一声倒地。

枪声响起的同时，张英也掏出枪冲了上去，又在王复元的头上补了一枪。两人随后收起枪，不慌不忙地向外走去。大门外负责接应的另一名特科队员见张英已经得手，于是拉着一辆黄包车，迅速将两人接上车，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三人走后，鞋店老板这才反应过来，大喊道：“杀人啦！有人杀人啦！”可当警察赶到时，他们看到的，只有躺在血泊中的王复元。

三、

要说起特科处决过的最有名气的叛徒，朱德的前妻贺治华一定榜上有名。

1922年，贺治华在上海认识了时任云南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的朱德，随后追随朱德去了德国。1922年冬，36岁的朱德和19岁的贺治华正式结为夫妻。

嫁给朱德后，贺治华为朱德生下了女儿朱敏。四十岁的朱德说不出的高兴，亲自为女儿起名“四旬”。贺治华嫌这个名字土气，另起了一个洋气的名字“菲菲”。

贺治华不仅嫌弃女儿的名字土气，也嫌弃朱德性格老实、不懂浪漫，对朱德的态度也日渐冷漠。

1926年5月，中央决定让朱德回国。考虑到国内环境恶劣，朱德便让贺治华暂居苏联。这个提议正合贺治华的心意，因为她喜欢的是朱德的地位，却不想跟着他回国参加革命，过那种担惊受怕的日子。

朱德回国后，贺治华在1926年底背叛朱德，和在莫斯科读书的霍家新结了婚。

1928年初，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回国，霍家新担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秘书。

霍家新和贺治华一样，也是一位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的人。两人回国后，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之又都迷恋大上海奢靡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经常出入酒楼舞厅，多次受到罗亦农的严肃批评，因而怀恨在心。

为了能过上灯红酒绿的生活，霍家新和贺治华决定出卖罗亦农，来换取荣华富贵。在他们的出卖下，罗亦农被敌人逮捕，不久后在龙华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据上海《申报》报道，临刑前的罗亦农“身穿直贡呢马褂，灰色哔叽长袍，衣冠甚为整齐”，“态度仍极从容，并书遗嘱一纸”。他留下绝笔：“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罗亦农牺牲后，我党很快查出了是霍家新和贺治华出卖了罗亦农，于是决定铲除这对叛徒。

1928年4月25日清晨，一队迎亲队伍来到霍家新和贺治华的住宅前，在猛烈的鞭炮声中，中央特科的锄奸队冲入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同时打瞎了贺治华的一只眼睛。见贺治华躺在血泊中，锄奸队以为她已死，于是迅速撤离。

也算贺治华命大，经过抢救，她居然又活了过来。等“红队”知道她没死，准备再次刺杀她时，贺治华却神秘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善于贺治华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国民党见她没有了利用价值，对她不管不问，导致她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又于伤口感染；还有一种说法是她伤好后离开了上海，回到老家嫁给了一个农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病死。

四、

众所周知，我党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叛徒是顾顺章，周恩来差一点便命丧此人之手。但除了顾顺章之外，还有一个名叫黄第洪的叛徒，也差点让周恩来落入敌人之手。

黄第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与周恩来非常熟悉。毕业后, 他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学习，学成回国后，被安排到苏北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黄第洪吃不了做地下工作的苦，居然偷偷地回到上海，打电话给周恩来说自己身份暴露了, 无法在苏北工作，要求周恩来给他在中央机关里安排个工作。

周恩来于是和黄第洪约定，于7月26日在一处咖啡馆见面面谈。没想到黄第洪却产生了歹心，想靠出卖周恩来，在国民党政府里捞个职位，因此一转头，便向中统的头子徐恩曾自首，说能帮助抓到周恩来。

徐恩曾听说能抓到周恩来，自然十分重视，于是派中统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和黄第洪商量抓捕周恩来的方案。

但徐恩曾并不知道，杨登瀛的真实身份是我党的地下党员。杨登瀛感到情况严重, 于是将这一情报迅速报告给了中央特科。周恩来于是定下一条妙计，决定在半路下手除掉黄第洪，而杨登瀛还是按国民党的计划，带人埋伏在那家咖啡馆的四周，这样就保证了敌人不会怀疑到杨登瀛。

7月26日是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日子，就在黄第洪满心欢喜地赶到约定地点的途中，被埋伏在路上的特科锄奸队打死。由于黄第洪死在半路，杨登瀛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徐恩曾一直也没有怀疑过杨登瀛。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人外，那些年被特科除掉的叛徒还有很多，比较知名的还有何家兴、戴冰石等人。他们的最终下场告诉世人，当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