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从巴勒摩到巴黎、从柏林到华沙、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从布加勒斯特到布拉格的广大地区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这场横扫欧洲的革命运动把一顶顶王冠打落在地,把反动落后的封建
一八四八年,欧洲大陆从巴勒摩到巴黎、从柏林到华沙、从维也纳到布达佩斯、从布加勒斯特到布拉格的广大地区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这场横扫欧洲的革命运动把一顶顶王冠打落在地,把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打得落花流水;这股波澜壮阔、迅猛异常的革命洪流冲垮了维也纳体制和“神圣同盟”,一直冲击到俄国的边境,使封建农奴制的俄国为之震动。
在封建复辟逆流中爬上欧洲霸主地位的沙皇俄国,既仇视这场革命运动,又惧怕这场革命运动。
它为了维护其本国的封建农奴制度、确保欧洲的封建秩序及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从革命爆发的那一天起,便密切地注视着欧洲革命的发展,处心积虑地妄图镇压欧洲革命,最后,终于以武力绞杀了欧洲革命。
为了阐明沙皇俄国从不改变的侵略扩张政策及其称霸欧洲,乃至称霸世界的野心,本文试图对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对俄国的影响和沙皇尼古拉一世镇压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反动策略进行展开。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危机四伏。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消息首先在乌克兰、立陶宛、里加等地传颂着。
消息传来后,不少农民都争相购买枪支弹药,准备武装暴动、驱逐官吏、杀死地主。
与此同时,在有些地区还散发了号召起义和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传单。当沙皇政府得知这些消息而下令搜查时,农民坚决拒绝交出任何枪支弹药,并且迅速地掀起了农民起义。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不仅受到俄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而且也受到俄国进步人们的歌颂与赞扬;如革命民主派、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以及具有革命民主思想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谢德林、舍甫琴柯和赫尔岑等都对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寄予极大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
但是,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却使沙皇政府与贵族地主陷于极端的恐怖之中。他们深知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在俄国的传播必然引起俄国农民运动的高涨,从而动摇他们的统治地位及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便惶惶不可终日。
斯摩稜斯克一个贵族地主的自白充分说明了他们这种恐怖情绪。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八四八年到来了,它可以说,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时代。……这一年的开始,我们就听到了这样一些可怕的传说:整个欧洲都发生了革命运动;国王一个接一个地被赶跑了;离我们不远的某个地方,农民杀死了地主,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会发生等等.……每当这些消息传给我们,我们一家老少就处在恐怖、忧郁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尼古拉一世及其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堕的封建农奴制度,便竭力阻止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在俄国的传播,千方百计地妄图扑灭这即将蔓延到俄国的熊熊烈火。
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沙皇尼古拉一世及其统治集团的慌惶不安。
面对这种情况,尼古拉一世在给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信中写道:“可怕的灾难”即将来临.尼古拉一世表示,他不仅在“语言上”而且要在“行动上”“拯救欧洲”。
与此同时,尼古拉一世在他所作的“一月国际形势评论”中还谈到:“但是,也可能在德国突然爆发革命。……我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和平会遭到破坏。如果战斗在这里开始,那将会对革命者有利。这时,为了我们切身的利益,就必须勇敢地反对那种即将威胁我们的祸害,而且要团结在我们的旗帜下,捍卫正常的秩序。俄国应该起这个作用。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愿在上帝的帮助下,依靠正义和信赖上帝去迎接危急。”
但是,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完全不是像尼古拉一世所预见和描绘的那样发展。
尼古拉一世认为革命首先会在其“邻帮盟国”发生,并企图立即扑灭革命。
但是,革命却在法国首先爆发了,这对尼古拉一世来说,完全是出于意料的,也是极端危险的。
尼古拉一世清楚地意识到巴黎革命必将引起整个西欧的政治动乱,同时要制止革命向中欧扩展也就更加困难了。
而且革命事件的进程也不像尼古拉一世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从巴黎开始的革命迅速地席卷了整个欧洲。
革命运动如此迅猛异常的发展不仅使尼古拉没有时间动员欧洲的反动势力,而且也没有时间作好国内的反革命准备。它不仅破坏了尼古拉一世的反革命计划,而且打乱了尼古拉一世的反革命步伐,使尼古拉一世处于极端恐怖与孤立之中。特别是当欧洲革命的消息传到俄国,使俄国城乡出现骚乱与动荡紧张局势时,尼古拉一世更是忧心忡忡。
在这种形势下,尼古拉一世及其政府清楚地看到,严重威胁其统治地位的首先是俄国国内的动乱。
因此,要想维护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其统治地位,就必须竭尽全力阻止革命向俄国蔓延和革命在俄国发生。
为了阻止革命的发生,沙皇政府便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动措施。
当巴黎二月革命的第一批消息传到俄国时,沙皇政府便命令第三厅加强对人民群众的监视,随时报告群众的情绪、言论和行动。
与此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巡逻队和宪兵骑兵队,协助“便衣警察”进行监视。
在西部诸省,沙皇政府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制度。政府不仅沒收了居民的火枪,而且也没收了他们的大刀。紧接着,火药也被禁止买卖了。
同时根据一八四八年三月二日的命令,在这些省份内(除波罗的海沿岸外)恢复了《一八三一年非常法》。
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仅对广大人民群众加强了政治监视,而且采取了最严厉的书报检查政策,成立了“书报检查非常委员会”,禁止外国的任何报纸、杂志及书笈运进俄国,更不允许在俄国出售,以防止革命思想的传播。
在国内,任何书籍的出版,甚至包括儿童玩具的说明书,都要受到书报检查当局的严格检查。
沙皇尼古拉一世不仅加强了对内的反动政策,阻止革命在俄国的爆发,而且他还将大量军队集结在波兰王国、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立陶宛、白俄罗斯和第聂泊西乌克兰地区,以便在适当的时机调遣军队过境,镇压欧洲革命,从而防止革命向俄国蔓延和缓和革命在俄国的发生。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
所以,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沙皇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革命运动的发展,始终企图以武力镇压这次革命运动。
在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欧洲革命的镇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八四八年革命开始至六月)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在西欧各国胜利发展的时期,也是沙皇俄国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尼古拉一世首先采取了制止革命在俄国爆发的反动措施,在国际事务中则被迫采取了防御等待的立场;第二阶段(一八四八年夏——冬)是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后,欧洲反革命势力转入进攻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沙皇尼古拉一世一方面残酷地镇压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巩固其统治,一方面积极集聚力量,准备武装镇压别国的革命运动;第三阶段(一八四九年春——夏)是欧洲革命中心转移到匈牙利和俄国国内状况相对稳定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沙皇俄国公开采取了大规模地、残酷地镇压欧洲革命的最后一块基地——匈牙利革命的反动措施。
意大利一月革命兴起时,尼古拉一世便准备出兵援助奥地利,镇压意大利革命,并暗中给奥地利以六百万卢布的经济援助;巴黎二月革命的爆发,虽然打乱了尼古拉一世的设想与镇压革命的计划,但是他仍没有放弃其原订计划,而是呼吁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动员全德的军事力量,将其配置在与法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并答应将以三十万大军援助普鲁士,当巴黎二月革命在奥地利与普鲁士引起骚动时,尼古拉一世仍毫无收敛,企图出兵奥地利与普鲁士,以便随时镇压革命运动。
他在三月二日给帕斯凯维奇的信中写道:“如果普鲁士国王的行动坚决,一切还可以拯救,反之,我们就必须参与此事了。”
尼古拉一世在革命一开始就试图实现他的反革命计划,但是迅猛异常的革命洪流使得尼古拉一世措手不及,他根本没有时间动员国内外反动势力,也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特别是俄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使他未敢立即采取行动,被迫采取了防御立场。
在这个时期,沙皇尼古拉一世并不是单纯地防御,而是争取时间,尽快完成调动军队的任务,为武装镇压革命,作好一切准备。
但是,沙皇要调动军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帕斯凯维奇在调动军队的问题上曾告知尼古拉一世,“一八四八年初,只能调动三十七万军队”;沙皇在同沃尔康斯基的谈话中曾谈到,要把三十万军队调至普鲁士的莱茵河沿岸则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实际上,这个估计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当尼怪拉一世衡量了他同帕斯凯维奇所制定的军事行动计划后,他把两个月改为四——五个月。
从尼古拉一世与帕斯凯维奇一八四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的通信中可以看出,直至一八四八年夏季向西部边境调动军队的工作才告结束,当时尼古拉一世写道:“现在,军队的调动才算就绪了。”
一八四八年巴黎六月起义被镇压后,反革命开始转入进攻。
这时,沙皇俄国便首先对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革命进行干涉。
六月二十五日,俄军先头部队便渡过普鲁特河,向贝尔拉得推进;六月二十八日,另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在斯库利亚内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雅西。
在占领摩尔多瓦以后,罗马尼亚国的革命运动还正处于高潮之中,沙皇俄国对日益高涨的罗马尼亚国革命运动十分恐惧,于是,六月十九日他便以恐吓和威胁的手段,迫使土耳其进军罗马尼亚国。
在俄国外交的压力下,土耳其军队于七月九日侵入罗马尼亚国,同时在土耳其军队中还安插有俄国的军事顾问。此后不久,俄国军队也开进了罗马尼亚国。从而,以武力绞杀了两公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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