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葡萄牙士兵打伤我军民30人，毛主席：消灭一切来犯外敌！

1952年的7月25日，中澳关闸口宁静肃穆。我方战士站在关闸口，笔挺而肃穆地注视着前方。这个关闸位于中国与当时尚由葡萄牙管控的澳门之间，设有一只棱形木马作为分界线，两国政府各自派兵站岗，而葡方多是非洲雇佣兵。

然而，这一天，我方战士目睹了一幕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一个黑人士兵急匆匆地小跑到城楼下，然后竟然当众脱下裤子小便，引发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让我方战士感到震惊，而对方似乎因为受到嘲笑而气急败坏，朝我方走来，口中大声吼叫，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一般。他甚至将脚伸入中立区我方一侧，朝我方吐口水，这引发了我方战士赵学登的制止。

然而，制止并没有奏效，对方竟然将木马向我方推进，严重侵犯了边界线。赵学登毫不犹豫地上前制止，然而在双方推搡之中，意外发生了一声枪响，葡方的哨所居然开了第一枪！这个枪声标志着震惊国人的“澳门关闸事件”的爆发。

这个冲突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早有预谋和伏笔。早在1553年，葡萄牙人觊觎澳门已久，他们以航船触礁的借口，用银子贿赂官员，留在澳门，不再离去。此外，他们还不时在内地惹事生非，明朝政府为此专门修建了一座关闸。然而，到了清朝末年，葡萄牙人毫不顾忌地破坏了这座关闸，赶走了清政府的官员，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地盘。到了1887年，他们更是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葡里斯本草约》，将澳门“合法”地纳为其殖民地。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理应收回香港、澳门等殖民地，但当时我国面临百废待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措施，使我们不得不暂时搁置了收回计划。尽管如此，我们始终坚守着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原则，表示会在条件成熟时，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同时暂时维持现状。在澳门关闸边界，中葡双方都设立了岗哨，并划定了中立区，以一只棱形木马作为分界线，规定双方不能进入中立区。

然而，葡萄牙并没有放弃对澳门的野心，他们希望占据更多的土地。于是，1950年，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们寻找机会，多次对我国边境进行挑衅。他们错误地认为新中国仍然软弱无能，可以任意欺凌。然而，他们低估了我们的决心，我们坚守着“不主动惹事，也绝不示弱”的原则，坚决抵挡了他们的挑衅。

这种情况导致了边界摩擦的升级。1952年的澳门关闸事件就是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下爆发的。事发时，一名黑人士兵在中立区当众小便，然后故意推动木马，引发了一场冲突。在冲突中，我方战士们勇敢地保卫了国旗，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班长宋有增在冲突中受伤，而战士刑起和苏广照更是英勇就义，为捍卫国旗而牺牲。

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的愤怒，但葡萄牙却试图歪曲事实，诬称中国挑起了冲突。英国和美国等国也纷纷加入，对我国施压。然而，中国毫不畏惧，坚决回应道：“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7月30日，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方最终获得了胜利。

然而，澳门的居民受到了事件的影响，市民

陷入了恐慌之中。由于关闸关闭，澳门的蔬菜、水果和淡水供应中断，物价飞涨，市民生活陷入了困境。情况急剧恶化，很多居民纷纷逃往香港，但港英政府也拒绝了澳门居民的登岸。

澳葡总督史伯泰感到愈加焦虑，他迫切需要解决这个危机，否则他的总督地位可能不保。于是，他决定寻求谈判解决之道，他派遣经济局长罗保与代表澳门中华商会的何贤、马万祺等前去调解。

然而，谈判并不顺利，我方坚守着三个条件：首先，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其次，就关闸事件正式书面道歉；最后，赔偿我方的所有损失。初时，史伯泰拒绝了这些条件，但在何贤和马万祺的不懈努力下，他终于妥协了。他同意书写道歉信并支付了赔款，以结束这场危机。双方历经18次来回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

8月23日，葡萄牙代表罗保带着道歉书和赔款回到澳门，打着白旗，结束了这场轰动一时的“澳门关闸事件”。

这一事件对于新中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我们首次在边境冲突中获得胜利，结束了近百年来在边境问题上屡次遭受割地赔款的局面，为中国民族洗刷了屈辱。我们用实际行动表明，新中国不再是以前软弱无能的政府，我们将坚决应对一切挑衅和侵犯。这不仅是国家的意志，也是中国人民的决心。

1957年3月，一座纪念碑在刑起、苏广照等烈士曾奋斗的地方立起。这些英勇的战士们为捍卫国旗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他们可以安息了。现在，这里再也没有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