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到北京仅29两银子还是借的，曾国藩家里真的很穷吗？

“做官看曾国藩，做人看菜根谭。”这在如今都成为了一句流行语了，或可视为一句格言亦不为过，其实要我说，无论是做官还是做人，你都去看曾国藩肯定没有错。曾国藩为晚清之“中兴名臣”，功成名就之时而能全身而退，乃千古奇人，自己有他独特的处世哲学，仅此一项也是我们所研究不透的。

作为其弟子的李鸿章就做得很不好，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就解散了湘军，而且退意已决；但李鸿章却保留了淮军，而且激流勇进，最终得到的是更多的骂名。但后世对于曾国藩，除政治上的原因之外（即对于剿灭太平天国的看法），却是少有诟病。这说明无论是对于朝廷，还是世道，他是看透了的。

但是，曾国藩另一可贵的品质，就是他一生节俭，为官是不贪。我们从其家书及其他著作均可以看出，他似乎一生都在借钱花，一有钱就首先盘算着还账，而且用度规划的也是十分细致，对族室子弟劝诫也非常之多。即使在他后来官做得非常大的时候，他的妻子还在织布，这些对于这样一位显赫的封疆大吏，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曾国藩的家里很穷吗？

《曾文正公年谱》里有这样的记载：“道光十七年，公二十七岁……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也。”“公车”是从汉朝开始，就一直延续的一种对读书人的礼遇，大约是接送进京赶考的书生们乘坐的交通工具了。及至后来，则演变为泛指读书人或求取功名的读书人了。如清光绪年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请求光绪皇帝变法。

这大约是曾国藩参加京试的事情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那些进京赶考的举人都非常穷，但在这些人里面，比曾国藩还穷得人真没有了。《曾文正公年谱》为何会这样写呢？我们再来看看其后的记述。

《曾文正公年谱》又写道：“十二月，公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一缗，一千钱，值银一两。”大概意思是说，这次入京应试，他没有盘缠，家中就在亲戚家借了三十二两银子给他，一路风餐露宿，到了京城，只剩下三两了。

看官在此恐怕就要笑话了，那时候银子的购买力还挺高的，三两银子已经不少了，一个老百姓一家一年的支出，也不过就二三两银子了。这还叫穷哭穷？话也没有错，那时银子的购买力确实是很高的，我们不如来看个数据。

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里，这样写道：“嘉庆道光年间，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五六十文一斤，鸭蛋一个两……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所以，你没笑错，手头能有几两银子还说苦寒，实在是太过矫情了。当然，这可能是以朝廷大员的用度，来与小百姓相比了。

有道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用如今的话来说，北京那是首都，是一线城市，这消费水平自然是要高于其它地方的了。三两银子对于砖头砸上的一堆红顶子来说，也确实过于寒酸了。

但是，曾国藩是个文人，自然是酷爱读书、酷爱书籍的。其实也并非家中给的钱不够花，而是他自己花得不够花了。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租下绳匠胡同一处房子，共十八间，月租十三两三钱。这年所置衣物不多，但仍花掉了二十八两。光买书他就花了四十二两。如此算起来，加上伙食开销，怎么也是带了一百多两银子有的。可见上述是过人渲染了。

事实上，道光十五年他并未考中，而且也并未回家，是想在京城继续等机会，因为第二年是太后六十大寿，还有恩科呢。因此，他在京城吃喝玩读有整整一年。直到这年再考，仍未中，才准备回家了。这其中的用度，恐怕一百来两银子都是不够的。

他又不走寻常路，而是“出都为江南之游”，先到了南京，游玩了一年，想起要回家时却没有钱了。于是，到父亲的故人睢宁县令易作梅那里，借了一百两银子。临走时，他又买了套二十三史，也不知此套书价钱几何，总之钱又不够了，开始典当衣服……到家的时候，拖着书箱，大概跟乞丐也差不了多少。

到家后，他爸爸曾麟书看到儿子这副模样，叹着气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能不负耳。”意思是，你借钱是为买书啊，我就想办法替你堵这个窟窿吧，但你既然买了这些书，不能当“藏书”，一定要读完，这才对得起这百两银子啊！

曾国藩为之动容，“公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也就是说，曾国藩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潜心读书的，其中暗透着之前还是游玩过多了。当然，曾国藩毕竟非纨绔子弟。

由此可知，曾国藩家道也非贫困，而史书所载大多有夸大之意，是对其人生成就的一种美化了。曾国藩一生节俭用品德使然，也并非其家境贫寒所致。但史载其家大业大，但族人颇多，开销自然是是非常之巨的，有时出现拮据也属于正常，而言其贫寒，则是有失事实了。

参考：清黎庶昌辑《曾文正公年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