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见证者的文学：赫塔·米勒的文学后视镜

2009年，赫塔·米勒因“以诗的凝炼，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从一个罗马尼亚的小村庄走向了诺奖领奖台。很多读者自此跟随这位诺奖得主的笔触，了解写作这种沉默的行动，如何赋予弱小者以尊严。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1953—），20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生于罗马尼亚，1973年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毕业后进入机器工厂任译员，后以任职于幼儿园、教授德语谋生。1982年，出版处女作《低地》，此后陆续有多部重要作品问世。先后获得过二十多个奖项，包括德语文学界重要的克莱斯特奖。其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今年，《独腿旅行者》《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呼吸秋千》等多部赫塔·米勒的经典作品再版上市。作家双重异乡人的身份、由此而来的旁观者视角，以及她对语言媒介的敏感性，使这些作品在今天读来依旧意蕴深远。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不断颠覆日常生活的当下，赫塔·米勒的这种不妥协的个人化记忆，以及对记忆书写的坚执尤其值得我们致敬。本文作者指出，尽管赫塔·米勒的文字常常被当作证词来阅读，作家本人却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她只将自己的文学写作视为后视镜。

1

赫塔·米勒的人生有如反转极强的戏剧。

她的祖父曾经很富有，有很多土地，是个开杂货铺的粮商。她长大的那座房子房顶上有个很大的拉粮食的升降机，有四层楼高。“可是后来，一九四五年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弄走了，我家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此后，只有那架升降机还竖在那儿，空荡荡的。”米勒2014年接受《巴黎评论》撰稿人菲利普·贝姆的访谈时追忆道。我记得2009年见到米勒的情形，斯德哥尔摩的隆冬，白雪覆盖街道，璀璨的圣诞树随处可见。在瑞典学院的会议厅，灯光明亮，嘉宾行礼如仪。晚七点，米勒准时出现在会议厅，与会者掌声欢迎，米勒站到讲台。她穿一件深黑西服套装，齐耳的短发，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她看人的时候眼睛越过眼镜，只有在读稿的时候眼睛盯着纸页。米勒的文学演讲稿都提前提供给现场的嘉宾，演讲厅座无虚席，嘉宾都耐心聆听她的演讲。

赫塔·米勒。

在诺贝尔文学殿堂发表文学演讲，是杰出作家能享有的殊荣。在世界瞩目的时刻，赫塔·米勒追忆她的奇崛人生。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乡村，中学毕业后在特美思瓦（Temcswar）大学学习日耳曼文学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进入工厂担任译员。因为写作受到权力的骚扰和迫害，曾经被禁止出版作品。后离开工厂在幼儿园任教，当德语家教谋生，直至宣布为国家公敌驱逐出境。罗马尼亚生活带给米勒的，是终生纠缠着她的噩梦，那些恐惧、耻辱、惊慌、挫败都被她写到书里，也被世人读到。荣耀的光芒照耀到赫塔·米勒，驱散现实生活投射在她内心的阴影。

作为诺奖得主，诺贝尔周是最忙碌的时间，也是获奖作家最辉煌的时刻。在瑞典学院和诺贝尔颁奖现场的蓝色音乐厅外，停着很多来自国际新闻机构的转播车，现场的摄影师群体携带着重型器材如特种兵围堵获奖者。再见米勒是在诺贝尔纪念馆的读者签售仪式上，纪录百年诺贝尔奖历史的纪念馆，闻讯前来购书的读者在寒风中排列着很长的队伍，我看见男女老少都有，甚至有人坐着轮椅排在队列里。人们手持购买的书籍，耐心等待着走到米勒面前，等待她在书页签下名字。作家的写作与生活，构成反差巨大的剖面。显赫的荣耀，世界性的美誉赞词。然而打开赫塔·米勒的书，满页皆是噩梦、恐惧与创伤性的书写。

《呼吸秋千》，[德] 赫塔·米勒著，余杨 / 吴文权 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2

伊蕾娜坐在临时难民营的等候室里。

她的号码是501，没有居留签证，没有工作许可，什么都没有。作为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伊蕾娜的孤独命运，飘零身世和困顿的境遇，展现了生活的异态。读者很容易在伊蕾娜身上看到赫塔·米勒的身影。“车站位于墙的另一边，在另一个国度。”出现在小说情境的这面墙，即是阻隔着东西德来往的柏林墙。“光秃秃的警戒带上，什么也不长，甚至寸草不生。在那里，望远镜等于眼睛。”赫塔·米勒写道。边境线上的人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骑车出门，行进在瞭望塔和铁丝网之间。灰暗，畸零，边缘化。这是读赫塔·米勒小说时看到的场景和情境。深陷情感与欲望的旋涡，伊蕾娜同时也坠入存在的深渊。“你把你的祖国放在哪里，如果它突然不合你的意。”伊蕾娜在漂流中的沉思，也是赫塔·米勒的自我追问。

小说《独腿旅行者》经由伊蕾娜的视角摄录和扫描着她所经历的生活。这是严峻时刻，1987年，赫塔·米勒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德国。“在德国，人们总喜欢打听我是哪儿来的。每次走进杂志店、裁缝店、鞋店，打过了招呼，告诉对方我要买什么，售货员去取货，报价，然后喘口气就会问我：您是哪儿人？我把钱放在柜台上，在找零的间隙说：罗马尼亚人。”米勒在自述中写道。逃出店铺，逃到大街。这是米勒所能做的。罗马尼亚的生活带给米勒的体验如噩梦纠缠，然而来到获得自由的德国令她深陷虚无。灰暗看不到希望的生活，追寻的爱情成为破碎的幻影，遇到的每个人都深陷混乱平庸的泥潭。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不仅在于飘零，困顿、边缘、没有着落。还有无法消除的压力——那些恐怖在解除之后，又有新的危机复现，堕入存在的困境。然而噩梦般的过去依旧纠缠于心。

《独腿旅行者》，[德] 赫塔·米勒著，陈民、安尼 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我在罗马尼亚生活了三十年，每个人相对别人来说都是一个岛，国家是个大岛——一片对外隔绝，对内严格监控的疆域。在国家的广阔岛屿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个人小岛。”1989年《独腿旅行者》出版，这是赫塔·米勒在新的环境下的书写，也必然面对新的境遇。冷战结束前或转型时期的现实境况。

米勒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里解析深隐在她精神内部的恐怖的生成。“最初恐怖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了不看见，远远躲开。看到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践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掐疼为止。”

赫塔·米勒。

后来恐惧降临到自身。家人被骚扰，亲近的朋友被跟踪、审问，住所遭搜查，手稿被没收，米勒被大学开除，被拘捕。迫害开始一步步走进她的生活，政府要求米勒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她在拒绝之后，厄运降临到身上。频繁跟踪、审问、搜家、死亡威胁。

审视祖国在铁幕另一边的野蛮状态，反思其畸形病况，这是赫塔·米勒多年来的写作方向和表达主题。她忠实于个人记忆，坚持深入剖析病态社会下人的命运与境遇的实相，这是赫塔·米勒的文学制造秘诀。“我曾希望自己疯掉，这样不必干掉自己就能将自己遗弃。我期待疯狂能带给我另一种理所当然，它不再需要我，因为我已面目全非。”米勒说。

她曾经去过一个精神病院。有位昔日的摇滚歌手带她去。在罗马尼亚摇滚乐被禁止。摇滚乐手只能为病人做音乐治疗。他带了些唱片，有打击乐、爵士、摇滚、讽刺小调。病人们听到音乐，反应各不相同，有跟着唱的，有摇头晃脑的，有心不在焉的。这些政治病人在癫狂中不断用他们从正常生活中带来的恐惧折磨自己，他们会颤抖、哭泣、扭曲肢体，极端的痛苦中是全然的精神缺席。“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出，谁是因个人原因，谁是因国家恐怖主义变成精神病的。去过精神病院之后，我不再想疯掉了，努力保护自己的理性。我不应该把身体送给疯狂，即便不认识自己，也不再折磨自己。”米勒写道。

“罗马尼亚三部曲”是米勒的重要作品，也是构成她写作风格的奠基之作。《狐狸那时已是猎人》（1992）、《心兽》（1994）、《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1997），从写作的时间来看，这些作品都是在米勒移居德国完成的。生存背景的转换，生活环境的变化，显然使米勒有了对祖国更好的审视距离。自由表达使她获得的最根本的心灵解放，写作意识更为强悍。米勒显示出流亡作家的特质，她不倦地书写罗马尼亚昔日的灰暗生活。

赫塔·米勒“罗马尼亚三部曲”书封。

因不堪于迫害，米勒曾想过在河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像伍尔夫一样，在河岸捡起两块大石头放在大衣口袋里，走向河流的中心，以自溺寻求生命的解脱。然而罗马尼亚的语言里没有水尸这个词，“既然罗语中没有水尸这个词，那他们根本不可能淹死我，我不可能成为他的语言中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罗语词汇表的这个无语之处就成了我逃生的洞口。”自此米勒开始远离河流，甚至看不见那里的石头。

“我永远不再尝试淹死自己。”她说。

3

“风推着我，整个大草原如溪流一般流进我的身体，催促着我垮下来，因为我是那么单薄，而大草原是那么贪婪。”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里，菲利普·贝姆念出了这段出现在小说《饥饿天使》里的段落，我的心弦被这精微的文字感打动。米勒的答问，以下的话也令我钦佩：“我创作总是很慢，我需要很多时间，因为我要用很多方法。每本书我都写二十遍的样子。”可以说《巴黎评论》访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鉴别赫塔·米勒的新维度。

赫塔·米勒的身上有显而易见的标签，语境指向20世纪一个特殊时间，异议作家的角色是外界给她的定评。然而这些标签很容易简化一个作家的深度和文学品质。如果我们不接受对一个作家的简化认知，能做的就是更深入地阅读，甚至重读。

赫塔·米勒书写的笔触，不仅指向社会的权力运行和社会制度的灾难，她还深入到日常生活以及语言内部，深入到精神核心剖析国家悲剧带给人的痛苦和威胁。

“家园不是语言，而是被说出者。”赫塔·米勒在随笔《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里深入到语言内部，观察和思考权力对语言的控制及影响：“假想的恐惧不是单纯的幻象，人们与它纠缠不清时，它同来自外界的恐惧一样真实，一样对我们发生作用。”

“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她在自述里写道，”我从罗马尼亚走出来已经很久了，但没有走出独裁操控下的人性荒芜，独裁统治的遗产总是变换方式闪现眼前。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德] 赫塔·米勒著，李贻琼 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

喉咙里的黑暗面。意为言说与表达的困境。

这个中译的词语极为形像地显现出米勒的个人记忆以及书写经验。比喻可以激发联想，循着作家的书写路径走下去，可以看见如恶魇纠缠的记忆。米勒命定无法逃脱她的记忆。无论在哪里，昔日的记忆会引领她回到过去的时间。缠绕着她的是故乡，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厄运和悲剧。她常用的句式是：“我的村子，我的族群，我的国家。”

处女作《低地》出版后，村里人在街上遇见赫塔·米勒，会朝她脸上吐唾沫，从此她就不敢回村子了。给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了。社员们不再和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和马车，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来惩罚她，只为她那个可耻的女儿。母亲进城来找女儿，流着泪说：“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警察带走赫塔·米勒审问时，母亲也被警察关了一整天。“我不为家人的劝说所动，我不能让别人左右我该写什么，该说什么。让我收回我对他们说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

作家作为思考者，也作为审察者，这个角色在某个族群的出现意味着他（或她）所生活的周遭，有了生活的观察者，同时也有了书写者。重要的，或有价值的写作。如果说存在着写作类型，这必定是。当一种历史（其实也是现实经验）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被稀释，被遗忘，甚至被有意地屏蔽，对这种历史的个人化记忆及书写就变得重要。尤其对于20世纪人类最残酷的历史，比如对暴政的记忆与书写，顽强的个人记忆，坚执的书写，就显得重要而有价值感。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化贡献，或者文明贡献，就在其对重要又显冷僻的作家之冠冕加持，它是强有力的价值判断，它对作家的鉴定和识别会将作家运送到光荣的颠峰。

在文化交流的现存秩序中，存在着一种世界文化，它由杰出者构成，具有创造力的优异作家，良好的职业出版人与媒介形成精神共同体。那些杰出的文化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比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尽管今日文明在衰落，文化遭遇失败，新技术日新月异，迅速改变也颠覆人类的生活，然而世人还是有机会再度看到新的文化之星的诞生，赫塔·米勒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不妥协的个人化记忆，以及对记忆书写的坚执值得我们致敬。

然而米勒也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巴黎评论》的前记说，米勒曾经为斯德哥尔摩的一个论坛撰文，主题为“文学能作为证据吗？”她写道，尽管她的书常常是被作为证词阅读的，但是她本人认为写这些书的时候，并不是在提供证词。米勒将她的文学写作视为后视镜，在访谈中，她追忆写作缘起时诚实地说：“我那时在工厂写作，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是作为一种自我安慰，因为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我不知道要转向何处，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我父亲去世了，我不可能回到村子里去，我丝毫没有任何前途，还经常担惊受怕。那是一个荒谬的处境——他们已经把我从办公室踢了出去……于是我就开始写作了，我并不是在试图写文学作品，我只是把它在纸上写下来，为的是获得一个落脚点，抓住我的生活，如此而已。”

撰文／夏榆

编辑／李永博 朱天元 王铭博

校对／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