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左宗棠的三本书，有两本是江苏人写的

最新出版的《狂澜之下：左宗棠的十张面孔》一书，拆解了左宗棠大器晚成的底层逻辑，选取10个左宗棠不为人知的侧面：选择、交友、用人、家风等，全面复盘其人生路径及命运抉择，展现一代名臣的光与影，揭秘左宗棠从问题少年到晚清战神的逆袭之路。本文即摘选自该书部分章节，讲述影响左宗棠的三本书。

左宗棠17岁时，无意中翻到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3本书正是教人长真本领的著作，在这个决定毕生价值取向与人生观的年龄，这3本书扭转了左宗棠的一生。

1639年，按大明纪元，是明思宗崇祯十二年；按大清纪元，是清太宗崇德四年。满、汉两大政权生死对峙，开年第一天，中国境内，看不到承平年代的悠闲气象。

顾炎武反思明朝亡国的原因，有所醒悟：明朝尊崇“理学”，官员不懂实务，纷纷“空谈心性”。空谈误国，一误再误，想不亡国也难。他决心在民间倡导一种实学的新风气，以扭转学界与官场积重难返的颓唐坏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目的呢？只有一个：为复兴大明王朝做基础准备。这年，他动笔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

五年后，满清凭借武力夺取天下，政治成了不可论及的主题。顾炎武被迫潜心写书，远离政治，沉迹地理，对中国之内各大山川、都邑、城郭、宫室，展开细致的实地调查。

作为学者，他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但凡走到险要的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其中的曲折原委；遇有与已知不合，便找一处坊肆，翻书比对。为做到内容严谨，顾炎武“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为增强写作的实用性，他考察内容偏重“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通过实地调查印证，重点辑录兵防、赋税、水利。到1661年，历时20余年，《天下郡国利病书》终于成书。全书共120卷，200万字，开篇总论舆地、山川，最后六卷详细论述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番及互市。其余各卷则记载各省疆域、沿革、山川、 形势、农田水利、赋役、户口、马政、盐田、矿产、交通要隘、郊聚、要塞、兵防。

以现代眼光观照，这部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书，最醒目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今天“区域地理”体系。

受顾炎武启发，1659年，江苏无锡籍学者顾祖禹本着保存大明故国文献的目的，开始编写历史军事地理学著作《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与顾炎武一样，同是位铁杆民族主义者。明朝灭亡后，他谢绝入清做官，寄心著述，隐居乡下，贫贱忧戚。

与顾炎武写作重实证一样，顾祖禹带上二十一史、100多种地方志和文献，走出书斋，“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津”，考订古今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利害，详细论述“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历时30多年，最终编成130卷、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与顾炎武比较，顾祖禹后浪递进，他更看重学用结合、经世致用。

正是在这样一种“丝线牵牛”式的历史背景里，民间思想家顾炎武、顾祖禹倡导的“实学”学风，逐渐改变了大清学界的死板与单调，在全国刮起一股新空气。

新风气首先影响到清朝体制内的官员。1747年，供职于清朝翰林院的官员齐召南前往山东、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实地勘查，历时14年，写成28卷本《水道提纲》。《水道提纲》是一部专门记叙水道源流分合的地理书。比起前面两部著作，其创新之处，在于采用经纬度定位来区分水道。这是中国人首次创造并运用现代技术思维。

这三部开启风气的书，因强调实证逻辑与技术理性，与信奉“义理”的主流价值观大异其趣，因此被多数士子视作旁门左道。又因科考不涉及，读书人只能将它看作闲情野趣。之所以还能流传开来，全靠几个骨灰级的爱好者私下传抄、借阅，碰上运气好，旧书摊上偶然也能翻到。

左宗棠读到这三部书时，时间已至1829年，距离顾炎武动笔，已过去190年。

徐志频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