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竞：那个要造飞机发动机、军用卡车的科技天才，最终去了美国

1929年夏天，一艘从美国驶向中国的轮船上，站着王守竞先生和他的夫人费令宜女士。

这躺漫长的旅途，连接着王守竞一生中最重要的两片土地，也在冥冥之中牵引着命运的车轮驶向另一条轨道。

旅途的起点，是科技飞速发展，科研条件优越的美国；旅途的终点，是百废待兴，战乱不断的祖国。

而这些，都没有成为他回到祖国的阻碍，因为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一

王守竞在美留学五年，先后拿到了康奈尔大学的物理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欧洲文学的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值得一提的是，王守竞的博士论文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第一篇纯理论的博士论文，也是美国大学史上第一篇以量子力学为课题的博士论文。

上个世纪20年代，随着薛定谔带着他的猫横空出世，一场关于量子力学的“科学狂欢”猛然拉开了序幕。由于当时的科学中心仍在欧洲，所以，最先参加这场“科学狂欢”的主要是欧洲科学家，除此之外，只有一支来自美国的科学家队伍有幸加入其中。

而王守竞正是这支科学家队伍中的一员，他是这场量子革命中唯一的中国人。

王守竞曾写过一篇关于将量子力学应用于氢分子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基本内容与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维尔纳的论文相同，只可惜王守竞发表得稍晚一些。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王守竞获得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博士后研究资金。这个博士后研究资金非常难得，每年只有大约5%的物理学博士有幸获得，而王守竞是唯一一个获得此基金的中国留学生。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王守竞不仅学业方面取得了成功，同时还在爱情方面有所斩获，他遇到了之后与自己厮守一生的费令宜女士。

费令宜出生于1906年，比王守竞大两岁。1926年，费令宜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欧美文学。

费令宜不仅颜值颇高，而且学贯中西，在中国传统文学和英国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自古以来，优秀的人都不乏追求者，费令宜亦是如此。但放眼望去，周围的男人竟没有一人能让她心动。

直到遇见英俊潇洒、学识超群的王守竞，她才觉得自己遇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两人一见钟情，相见恨晚，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回国之后，双方父母得知了两人的恋情后都十分满意，认为这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关于婚期，双方父母的意见是越早越好，但王守竞和费令宜都秉承“先立业再成家”的态度，想要先工作两年，再考虑结婚的事。

王守竞回家还没几天，就收到了国立浙江大学的聘书，聘请他为浙江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聘书中有一句写道：“学校条件虽然差点，但校方有决心办好学校，如得先生加盟，定可与清华北大并驾齐驱。”

可见王守竞在物理学领域的地位之高。

王守竞本就抱有“教育救国”的理念，再加上浙江大学距离苏州很近，方便照顾家人，于是王守竞接受了聘书。

可当他来到学校，才发现这里的条件岂止是“差点”，简直可以用“极其恶劣”来形容。校舍残破，物理实验仪器残缺不堪也就罢了，就连聘书上白纸黑字写的“月俸大洋三百元”也成了一纸空文，接连几个月都拿不到一分钱的工资。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教育救国”，为了改变祖国落后的现状，王守竞在浙大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

1931年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王守竞与费令宜履行了当初的两年之约，在苏州老家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王守竞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同样是担任物理系主任。在这期间，王守竞审时度势，聘请了一大批优秀的物理学教授来北大授课，积极组建物理实验室，为北大物理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昭然若揭。国难当头之际，科学家们纷纷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再侧重于理论研究，而是开展了实际应用方面的研究，希望能用科技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王守竞放弃了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走上了“科技救国”的道路。

在自己的兴趣和国家前途之间，王守竞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国家前途。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王守竞放弃量子力学，无疑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但就当时的历史因素而言，王守竞却没有其他选择。

一来，国内的理论研究基础还十分薄弱，不管是在硬件施设方面，还是在学术氛围方面，都没有很好的条件来支持他的研究。

二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任何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渴望用自己的能力来为国家做贡献。王守竞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一批科学家，更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况且，科学本就是为现实服务的，若连自己的国家都无法保护，那么研究科学又有什么意义呢？

1936年9月19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了机器制造厂筹备委员会，并指定王守竞为主任委员。

从物理研究到机器制造，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为了熟悉情况，王守竞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中国机器工业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中国的机器工业起步很晚，几乎落后了西方一个世纪。在当时机器制造业最发达的上海，共有218家工厂，工人总数仅为7548人，平均每厂不到35人。其中投资最多的，也不超过50万元。而在西方大国，投资千万以上的工厂并不少见。

由此可见，当时我国的机器工业是何等落后，想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创建中国的现代机器工业，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王守竞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过了这份重任，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机器制造方面做出一番贡献，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

三

1936年12月，在确定了机器制造厂的厂址之后，王守竞和同事乔蔷飞往美国，选购机器设备，聘请外籍技师，为以后的机器制造做准备。

而机器制造厂的头等目标，就是为国民政府制造飞机发动机，增强我国的空军力量。

经过大量的走访比较，王守竞决定购买勃莱特惠特尼公司最新发明的双华斯普发动机的仿造权。之所以购买国外发动机的仿造权，而不是自主研发属于自己的发动机，首先是因为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其次是因为那需要大量的资金，国民政府无力承担。

但当王守竞把和美国公司拟订的合同寄回国内后，航空委员会的英国顾问和意大利顾问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竞反对王守竞的方案，主张在各国之间公开招标。

而王守竞所属的资源委员会认为制造飞机发动机属于国家机密，不宜公开招标，而全力支持王守竞的方案。

由于航委会和资委会的矛盾，这件事一直悬而未决。而当时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受夫人宋美龄的影响，倾向于公开招标。

远在美国的王守竞得知此事后，立刻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劝谏信。信中，王守竞陈述利害，指出了和美国合作的种种好处，以及公开招标的种种不利。

但蒋介石却不为所动，回信道：“仍应公开招标。”

在这期间，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到美国访问，王守竞曾前往拜见，寻求支持，但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无奈的王守竞只好让步，催促航委会尽快办理招标手续，但航委会却一拖再拖，最后竟然以军事紧急为由，放弃了同资委会一起制造飞机发动机的计划。

至此，王守竞想要制造飞机发动机的壮志彻底破灭，身处美国的他空有一腔悲愤却无处诉说。

但离奇的是，两年之后，发动机计划又突然“复活”了。

1939年夏天，在孔祥熙的撮合下，航委会同美国的勃莱特惠特尼公司签订合同，以1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赛克龙G100型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许可证，由航委会自己建厂生产。

兜兜转转之后，还是选择了同美国公司合作，只是在这场制造飞机发动机的“游戏”中，王守竞和资委会被踢出了局。代价则是做了大量的重复工作，浪费了宝贵的两年时间。

真是可笑，可悲，可叹！

四

制造航天发动机的计划告吹之后，王守竞没有气馁，开始把目光看向汽车制造。当然，并不是民用小汽车的制造，而是公共汽车和军用卡车的制造。

1941年7月，王守竞开始筹备在龙陵县城附近的杞木林建造汽车厂。他不但从国外进口了大批汽车生产设备，还聘请了一个美籍工程专家来负责科技事务。到1941年底，该汽车厂在设备尚未全部安装完毕的情况下，成功制造了两辆“资源”牌汽车。

就在历经艰难，汽车厂逐渐走向正轨之时，命运再一次捉弄了王守竞。

1942年5月4日下午6点，龙陵被日军的快速部队攻陷，龙陵汽车制造厂落入敌人手中。

因为龙陵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敌我军队对这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1944年6月的最后一次反攻中，龙陵汽车制造厂被盟军的飞机炸为废墟。

就这样，王守竞制造汽车的梦想也在日寇的铁蹄下变得支离破碎，但至少，他曾经努力过，奋斗过，这就够了。

抗战胜利后，王守竞远离故土，前往美国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很多权威人士都邀请王守竞回国，据说中央有关部门已做好接待准备，如果王守竞回国，将按照接待海外华人科学家的最高规格接待。虽然晚年的王守竞也很想回国看看，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只能放弃。

1984年6月19日，王守竞因脑疾去世，享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