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陕北城市的“抗过敏”之路

在陕西的最北端、毛乌素沙漠的南缘，坐落着连接四省区的西北城市榆林，三百八十余万户籍人口聚居于此。若想和一名榆林人攀谈，可试着聊聊当地的羊肉、矿产、煤老板，又或者是过敏性鼻炎。

2018年，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第一次看到沙蒿，它们像散落在沙地的“牛皮癣”，全然没有大籽蒿、黄花蒿的蓬勃丰盈。

这种曾用来防风固沙的矮小植物，被当地人视作过敏性鼻炎的罪魁祸首。每到秋天，医院门诊挤满了打喷嚏、流鼻涕、憋气失眠甚至哮喘的患者，还有人因不堪其扰，远赴西安甚至更南的地方躲避花粉，以期获得身体的安宁。

9月9日，榆林市儿童医院，大量家长带着孩子排队，等待就诊。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

当一座城市两成以上的人口被同一种疾病困扰，政府部门将其列入首要民生实事，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三年时间里，当地政府为此投入了1700多万元的专项经费。

而在专业人士眼中，榆林未必是个例，随着经济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经历过敏之痛。

困扰一座城市的疾病

9月9日下午，在榆林市儿童医院，来自北京的变态反应科专家开启了一场义诊。诊室内，家长们掏出贴满检查单的病历本、用塑料袋包着的各类药物，诉说着孩子的过敏史；诊室外，长长的队伍从上午就开始排着，有小孩耐不住等待，将脸贴在窗子上朝里看。

2岁的小亮（化名）出生在一个“过敏家庭”。父母都有过敏性鼻炎，小亮则在刚出生时就犯鼻炎，且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夏天好一些，秋天变得严重，打喷嚏、流鼻涕、抓耳挠腮，晚上会被生生憋醒。最近服用孟鲁斯特已不起作用。小亮被妈妈抱来医院，希望从专家处得到帮助，最好能获得根治的方案。

5岁的小梅（化名）在两个多月前发病，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打喷嚏，睡觉时只能用嘴呼吸。一天晚上，爸爸举着手电筒一照，发现小梅两侧鼻孔都被堵死了。小孩还没查过敏原，家长马上就想到可能是蒿花粉过敏——身边的例子太多了。

9月9日，榆林市儿童医院诊室内，北京协和医院医生尹佳（中）正在口述医嘱，孩子好奇地看着屏幕。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

一位在医院工作的男士，前两天刚把孩子从学校接回家，孩子因过敏而头晕、流眼泪、打喷嚏，“在学校也学不进去”。一个班60人，他估摸患鼻炎的孩子大概有20人，为了降低过敏的影响，学校做了专门的科普和急救培训，他也让孩子随身携带药物，觉得难受就喷一下。

没人能说清榆林究竟有多少确诊患者。在榆林的两天中，新京报记者与十多名当地居民聊天，发现即便他们自己不过敏，大多也有过敏的亲人。

人们受困扰已久，抱怨声渐大。2002年开始，就有榆林当地媒体报道沙蒿引起的过敏性鼻炎；有民间公益组织申请政府公开沙蒿过敏性鼻炎的相关信息，还有民间联盟创始人成为市政协委员，递交了重视过敏性鼻炎患者增长情况的建议。

2017年，尹佳出门诊，一位记者问她，北方的过敏花粉是不是蒿最厉害？她回答是。不久后，一篇关于榆林当地过敏性鼻炎的报道见报，一度引发官方关注。

2019年，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正式列入榆林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当地开始动用行政力量，对抗这一疾病。

写入政府民生任务的过敏

9月8日，榆林市沙漠春天小区内，几位住户扫码填写了一份关于过敏情况的流调表，并得到一份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包，内含几个医用防护口罩、一支万托林气雾剂、一份科普手册。

自8月起，榆林市便开始分发医疗物资。

榆林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专班办公室的一份通告显示，随着过敏性鼻炎进入高发季节，为指导患者规范防治并做好雷暴哮喘的应对，该市于8月1日至9月30日在中心城区发放过敏性鼻炎防治健康包，患过敏性鼻炎且无不良禁忌症的市民，可现场免费领取。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介绍，健康包已发出十六余万份，成本达几百万元，均由市政经费列支。

9月8日，榆林市沙漠春天小区过敏性鼻炎流调点，不少居民正在配合流调，完成即可领取健康包。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

很少有政府部门将某一种疾病列入民生实事。《榆林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到，榆林全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投入，有针对性地开展预防和防治，成立了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专班，市委书记、市长亲自挂帅，3年累计投入了1700多万元专项经费。

这些资源开始流向各个环节。

2019年起，当地在神木、绥德、定边、榆林中心城区设置四个花粉监测网点，每天动态收集分析花粉暴片数据，并在各类媒体平台进行日浓度播报。为了让市民及时接收，政府与三大运营商进行付费合作，根据天气变化推送花粉浓度、鼻腔冲洗、哮喘管理等服务信息。

2020年起，榆林开始对城区闲置空地上的沙蒿等杂草开展全面清理，转而栽植各类绿化苗木、铺设草坪，接下来还将对城区外围5至10公里范围内的林分进行改造，用樟子松、河北杨、沙地柏等树种逐步替代沙蒿。

2021年8月12日起，过敏性鼻炎被纳入当地城乡居民、城镇职工门诊慢特病管理，城乡居民每人每年可报销500元，城镇职工每人每年可报销2000元。

对市民而言，最迫切需要的是医疗援助。从治疗上看，除非进行脱敏，否则过敏会被反复触发。榆林市卫健委副主任王东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地有不少患者在北京协和医院购买脱敏药物，然后回榆林进行治疗。该市医保局协调省医保局，对特异性变应原脱敏治疗、特异性变应原皮肤试验等医疗服务项目进行定价，2021年起，过敏性鼻炎患者已在本地开展脱敏治疗。今年，当地政府将出资为500名市民进行免费脱敏治疗。

9月8日，榆林市银川镇中心卫生院内，居民在接受流调。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

北京的医疗资源也持续与当地对接。2018年，尹佳带着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全科人马来到榆林，看了一千多个病人。2019年，协和医院再次收到当地求助，花粉季的每个周末，都有两名协和的医生从北京“打飞的”前往当地出诊。

“当地就是希望我们来看病，这里没有变态反应科，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即便三甲医院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大夫肯定知道过敏，但认识上存在局限。”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医生崔乐举例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鼻科大夫会开抗过敏药，但由于榆林的蒿属花粉在短期内会非常集中，应当对患者进行联合治疗，光靠一种药物并不足够，治疗也不能拖延，否则很容易发展为哮喘。

不过，飞去义诊的医生们也对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心存怀疑。“义诊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不能作为一根拐棍永远杵着，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人才培养。”尹佳说，榆林二院建立变态反应科后，医生护士开始来到协和医院进修，即使新冠疫情期间也没有中断。在最新的战略规划中，协和医院要帮助当地培训200名医务人员，扶持榆林市第二医院成为过敏性疾病临床研究分中心，再由该分中心辐射其他医院及社区医院。

榆林，是个例还是缩影？

在关于过敏防治的整个讨论中，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榆林受此困扰的群体究竟有多大？又为何是榆林？

据媒体报道，榆林市卫生部门在2014年进行过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该地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为21%。然而，现实情况可能比这更为严峻。2019年，榆林市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开展了新一轮流调，参与流调设计的崔乐向新京报记者透露，当地过敏性鼻炎患者的占比要明显高于21%。

对于榆林过敏性鼻炎的高发情况，民间归因于沙蒿。时至今日，沙蒿仍在榆林2000万亩沙区的治理中发挥着防风固沙的作用。

2018年，尹佳在榆林定边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植物。矮矮的，一簇簇分布在沙地之中，“像小土墩或者牛皮癣”。蒿属植物有一百多种，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区，是北方最主要的过敏原。尹佳对这一类植物很熟悉，原以为民间怨声载道的沙蒿和北京常见的大籽蒿、黄花蒿差不多大——摇一下，浓郁的花粉会飞扬到空中。

在榆林沙区治理中用作防风固沙的沙蒿。赵迪 摄

刚开始着手流调时，崔乐也倾向于将蒿草与过敏关联起来，蒿属类花粉的确位列过敏性鼻炎致敏原之首，但他同时也发现，花粉浓度与地区过敏程度不全是正相关，一个佐证是城乡差异：在同一个地区，城市人群发病率明显高于农村。他还听当地人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蒿草遍地都是，并没有什么人过敏。

“现在缺乏流调数据，各城市流行程度我们不知道。但根据临床经验，榆林、大同、张家口、内蒙古、东北地区……这几个地方差不多。榆林是因为治沙吗？大同、乌兰察布并没有治沙，发病率也很高。我觉得跟一个地方经济发达、人群屏障受损有关系。”尹佳说。

尹佳所说的屏障受损，是目前国际上对过敏发病机制的一种较为流行的学说，即由工业化、城市化及西式生活方式导致的环境改变，使得皮肤、呼吸道及消化道黏膜上皮屏障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过敏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换言之，过敏是一种“城市病”，蒿或许加重了过敏，但未必是全部原因。

在榆林市儿童医院，我们询问了多位家长，发现孩子们的过敏原并不相同。有的对核桃、花生过敏，鸡蛋更是摸不得，一碰就皮肤发红；有的对蒿过敏，同时对其他夏秋季花粉、地肤、豚草，甚至冷空气过敏。

“过敏性疾病在全国各地暴发，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过敏原，葎草、圆柏、宠物……榆林的过敏原比较单一，因此非常凸显，但大家的路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经历的，北欧、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地区已经发生了，榆林只是相比国内其他城市更早经历了这一步。”崔乐说。

尹佳对此更为确定：“这对所有城市都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会滚滚而来。”

广袤基层的空白点

面对日渐庞大的过敏人群，城市准备好了吗？

在业界，过敏性疾病正受到更多重视。崔乐考进协和医院时报的是消化科，但被调剂到了变态反应科，当时他压根不知道有这么个专业；今年，协和博士中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报了变态反应科的临床博士后。每到春秋季，北京各三甲医院会释放大量关于过敏的医学信息，医生们乐于接受媒体采访，科普这一疾病。

但在基层，变态反应科并不常见。

前往榆林义诊的前一周，尹佳接诊了3名来自江苏宿迁的患者。

一个是对霉菌、尘螨、食物均有过敏的小男孩，患有鼻炎、哮喘、结膜炎、特应性皮炎，症状严重，父母都是县医院的医务人员，但并不了解过敏，去上海某知名儿童医院分别看了皮肤科、呼吸科、耳鼻喉科、眼科和消化科，都不能解决问题。后经一名老医生推荐来到协和医院，才最终明确了诊断结果。

还有一名宿迁当地知名医院的神内科主任带着孩子和朋友一起来北京。该医生的孩子患有哮喘，一直治不好，医院里也没有变态反应科。她在网上看到尹佳关于过敏性疾病的科普后，觉得孩子可能是过敏，来到协和医院一经检查，发现果然是霉菌和尘螨过敏。她对尹佳说，自己都想换专业了。

更早被卷入过敏浪潮的北方城市不见得有多好。在乌兰察布，民间曾流行一种50块钱一包的药粉，成分是不明剂量的中草药加激素，每逢秋季花粉过敏症高峰季，当地就会销售此药, 患者拿了药就走，并不知道滥用激素存在导致股骨头坏死等风险；如果严重了就上急诊用几天“三素一汤”——激素、维生素、抗生素、输液，以此顶过一个个过敏季。

相较之下，榆林已在逐步建立应对体系。在医疗方面，通过与北京专家共同义诊、接受变态反应专科进修培训、引入新的检测方法和治疗方法，当地医生对过敏的诊治有了明显进步。在尹佳眼里，虽然专业提升还需要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与培养，但至少目前他们具备了基础水平。独立的变态反应科、一支专业医疗队伍、特异性诊断和特异性脱敏治疗的能力、与当地人口匹配的医疗资源，都是应对过敏的重要因素。

要想推进这一过程，需要行政力量的介入。无论是组织流调、培训医生，还是创建新的学科，甚至更进一步打通变态反应科的职业上升渠道，资金与政策支持都不可或缺。

新京报记者 戴轩

编辑 陈静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