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宣传电影中的纳粹意识形态：纳粹独裁的荧幕表现，元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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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电影有过短暂的辉煌时期。它能够抓住纳粹主义“新气象”的本质，“将电影艺术和帝国辉煌成就完美融合在一起，引领大家陷入美好的政治幻想。

纳粹总计拍出了1000多部电影，大多是以盈利为主的娱乐片。它们在题材上避免直接提及纳粹政权，但是仍表达类似男性的冒险精神和英雄气概、女性的母亲典范这些主题。纳粹借此来维持政治和文化之间虚幻的分裂，并试图迎合现代电影潮流的某些热门元素。

“光荣奋斗”:纳粹崛起的传奇化

纳粹对大荧幕的改造是从自己的发家史入手的。1933 年上映的“纳粹奋斗三部曲”《冲锋队员布兰德》、《希特勒青年奎克斯》、《汉斯·韦斯特玛》，取材便均以 20 世纪 20年代纳粹崛起为背景。

三部电影的共同点在于，主人公都是来源于生活中的模范烈士。卡车司机布兰德、小青年奎克斯和普通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韦斯特玛，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纳粹党，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和奉献超越了亲情、爱情和自己的生命。

在这三部电影里的善恶二元对立十分明显，共产主义者被脸谱化为一种自由散漫、沉湎酒色、充满阴谋诡计的低劣党派。

通过将“纪律严明、忠诚勇敢”的雅利安战士与共产主义者的对比，这些影片的潜台词是显而易见的:纳粹主义者是真正的德国人，是在崇高神圣的牺牲里建立起来的政党;而共产主义者是和德意志民族格格不入的外国国际主义，它是不可能救德国的。

电影中也隐含着另一个信息，即在纳粹眼里，家庭是妨碍树立“民族国家”意识的阻力因素。纳粹需要将孩子的所有权从家庭和宗教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向青年们灌输新的意志，建立青年对纳粹的绝对信任和服从。

因此，当青年被纳粹赋予领导德国进入新纪元的重任时，代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内涵在电影里表现为信仰共产主义的父亲和信仰纳粹主义的儿子之间的矛盾。同时这三部电影中的女性角色都十分乏味，受制于父权并在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中间左右摇摆。

这是由于纳粹对女性的定位:“女性的使命是负责美丽，并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因此，在早期的电影里，家庭是需要被打破的，母亲总是被轻易的弱化和牺牲;而父亲要么顽固偏执，要么被纳粹说服，个体家庭因此而分崩离析。

换言之，个体家庭所带来的归属感被纳粹团体、宿舍生活和纳粹仪式所替代。虽然牺牲精神和纳粹标志等叙事元素在之后的电影里都曾反复出现，但是以党员为原型的“党派电影”却在之后很少重演。

元首原则:纳粹独裁的荧幕表现

奎克斯和韦斯特玛这两个人物，可以说是最接近希特勒理想中的青年领袖形象的。而希特勒的这种理想在随后的几年里逐渐演变成与“元首原则”有关的理念体系。元首崇拜作为纳粹理论的核心之一，在1936年之后的纳粹政治电影里反复出现。

在纳粹的世界观里，民主议会是低效而懦弱的，是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的场所。希特勒认为民主政府充满了政治不稳定带来的危险，而只有政治强人才可以力挽狂澜。

这种蔑视民主机构的心理，使得纳粹的宣传一直与议会制度作斗争，反议会制和元首原则在纳粹宣传电影里是齐头并进的。

戈培尔找到的表达“元首原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托古”，即将领袖原则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将目光集中于历史伟人和历史事件，挖掘历史事件和当代问题的相似性，让观众将历史事件与当代问题进行对比。

戈培尔的新闻部门主管希普勒认为，“一部历史电影的本质要求是它应该具有宏大的真实性。成功的历史电影的主题必须是人们所熟悉的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换句话说，它必须通过特定的历史事件、情景和人物的永恒真实性来表现生命的意义。”

当时德国产生了一大批以德意志历史上的帝王将相为主角的历史题材的“伟人传记式电影”，用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为希特勒提供了类比，证明“元首的意愿是人民愿望的真实反映，从而鼓励观众对希特勒产生认同”。

同时也因为历史英雄的伟大事迹易于操纵和传播，这便于将宣传主体处理得更加灵活，以扩大受众范围。这种类型的电影，最早见于1940年的《席勒:天才的胜利》。

导演将这位古典主义大诗人描绘成了一个生活在古代王公愚昧统治之下、具有远见卓识的天才人物，一生推崇泛日耳曼主义。反对德国统一的公爵是旧时代的象征，而席勒作为希特勒的原型展现了他超越年龄和时代的深谋远虑。

同年上映的另一部电影《俾斯麦》是纳粹宣传的重头戏。像席勒的传记电影一样，它讲述的也是一位天才领袖的故事。

故事从1862年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的首相开始，在他的领导下普鲁士打败奥地利，随后又战胜法国。电影最终以1871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教廷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结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