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英国中年人接到家人病重的电话

照护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纵然被照护者是亲密无间的家人，并且照护者也是有道德羞耻感的孝子，当照护成为繁琐的、持续的生活状态，原本动人的照护场景也会产生一些转变，直到最终再次感受到爱和付出的珍贵意义。

这大概是一种普遍的处境。

与病中老人同住一屋，黑暗中，墙的另一边不停传来沉重的呼吸声和呻吟声，足以使人备受煎熬。而这种情感上的感受，往往比具体的事项更猛烈，也更持久。当照护者稍有迟疑，或者在某个时刻有一些不耐烦了，被照护的老人可能敏感地察觉到变化，接着哀叹自己是个累赘，在本来就有的“给孩子添麻烦”心理负担之上又加了一层包袱。待夜深人静，被困在种种声音中的照护者也责备起自己来，怎么就没有耐心照顾好养育自己的父母。彼此都沉重地活着，彼此也都成为受伤害的人。

在英国，一位失业的中年人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他坐上车，前去父母的家。他有姐姐也有哥哥，不过他们都有孩子，也都背负着债，还得日复一日上班，而他本人没有孩子，没有工作，也没有钱，成为照护者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我自然是关心他们的，可同时也觉得自己像个俘虏。”这是他写下的话。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的身心折磨，做着“不情愿的照护”——“每天晚上，我都要伴着父母被病痛折磨的呻吟声艰难入睡，但是只要家里安静下来，我就会条件反射般从睡梦中惊醒，翻身下床冲去查看他们是否还活着。”

《爱》（Amour，2012）剧照。

他将这一切记录了下来，整理出书，以匿名的方式署名“不情愿的照护者”。

原文作者｜[英]不情愿的照护者

《不情愿的照护》，[英]不情愿的照护者 著，万洁 译，中信出版社·春潮Nov+，2023年9月。

电话迟早会来

忘记是谁打来的电话了，但我记得那通电话的内容。

到底是父亲身上的哪一种病突然发作，让人无法忽视，是心脏、肾，还是被低焦油层层包裹的肺？谁都说不准。其实，明智的选择是先解决他呼吸系统的问题，可我们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耗费了太多时间，就算现在明智起来也为时已晚。

这类电话迟早会来，才不会管你的“旅途”（这是他们的说法）正行至何处。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

问题在于，你有多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

每次母亲、姐姐或哥哥向我详细讲述父亲最近的住院情况时，我都会在我家楼上踱步。我们总是在楼上接重要的电话，因为那里信号好。

“我来想想该怎么办。”说完我挂了电话。

胃部的痉挛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我的真实想法—— 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到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和我目前的住所相隔七十英里的地方。

《慢性病》（Chronic，2015）剧照。

我昨天刚刚从那儿回来。爸爸八十六岁了，妈妈八十八岁，比父亲身体康健些，但也同样虚弱。他们那里总有活儿需要人帮忙，所以就算只是陪在他们身边也是好的。其实我一次次去看他们，不过是为了再次离开时心里好受些，这样做总好过袖手旁观。说来说去，我还是喜欢那里的。在某种程度上，那里的生活像是童年再现，除了演员的年纪都大了不少，本质上戏码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参与程度可以让我进退自如。

父母过了四十岁才生下我，姐姐比我大十二岁，哥哥比我大九岁。节假日时，别的孩子偶尔会误以为他们是我的祖父母，这一点曾让我颇为烦恼。不过，我还有别的烦心事。自从我意识到活着的代价是死亡后，我就在为他们的死亡和一切死亡做心理准备。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七岁。当时，我就在我现在写这本日记的房间里，看一本关于鸟的故事书。书中有只鸟死了，其他的鸟无法将它复活，也无法接受它的亡故。我慌慌张张地跑下楼，问母亲我们是不是都会死。

“是的，”她告诉我，“但我们还会活很久。”

这两点都让她说中了。

愿望如石沉大海并不算什么，若祈祷真的灵验，你才该小心。而我祈祷的是，愿他们长命百岁。

爸爸随着商船船队在海上漂了四十载，近些年，我眼看着他的健康跟他们的一艘船一样，缓慢且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路。他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在成长阶段不怎么能见到他。等到他退休时，我已经离开了家。如今，他频繁陷入危急状态，每每发生状况我便回家探望，与早年的情形构成一种古怪的对称。这就像我们一直都在朝着对方的方向返航。更确切地说，是他埋伏在水下某处，浮浮沉沉……像一颗水雷。

可这通电话不同寻常。我有预感，而且心下明白得很，因为我宁愿自己不明白。尽管我数十年来都在为此事盘算、发愁、反复劝慰自己，我仍然发现，就扛起这副担子而言，四十七岁的我并不比七岁的我更够格。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2020）剧照。

我下楼告诉妻子此事。

“爸又住院了。我觉得我去与不去也没什么区别，毕竟我刚刚才从他那儿回来。也许我该等等，看情况如何……”

妻子的母亲患癌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为了照顾母亲，她曾无数次飞越大西洋。听见我这样说，正在做饭的她转过身，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快去。”

哥哥开车接上我，九十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父母家。

我们在1976 年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夏天搬进这栋房子，路边的花草被晒得耷拉着脑袋，朋克摇滚在全国掀起热潮。我敢说，当时大家一定都觉得门前那铺着光滑地砖的五级高台阶很不错，就像吸烟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一样。

日久年深，台阶上的地砖裂了。尽管后来加了栏杆，但在雨天或冬天，对踏上这些台阶才能进门的人来说，它们始终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宛若登山者心目中的乔戈里峰和艾格峰。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年迈或滴酒未进的人从这些台阶上摔下来过，可是，那天我拖着行李包进门，感觉就像沿着台阶向上跌落，从一种生活跌进了另一种生活。在一英里之外的医院里，爸爸正挣扎在生死边缘，可真正改变的却是我的世界。死神还没开门，爸爸却早早在门口扎好了帐篷，就像在尚未营业的酒馆外焦急等待的酒蒙子，或是在还没开门的商场外徘徊的购物狂；总而言之，他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我却被这件事打了个措手不及。

像个俘虏

在那九个月里，爸爸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医生便允许他带着那像回转自助餐一样的并存疾病回家调养了。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自己的家。我的婚姻就像父亲的健康状况一样，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定，我和妻子已经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无法回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工作没了，与此同时，转向自由职业的机会也被我平白弄丢了。要想回到事情被搞砸之前的原点，恐怕要花上许多年，还得是运气好才行。于是，我那好歹在恢复中的父亲开始接受一个默默崩溃的儿子的照顾。侍奉在他床前的是一个深陷错误泥潭、缺钱、缺爱、霉运缠身且无家可归的人。随着难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自己似乎会时不时地被父母的房子和惯常生活所吞没。在他们能做的、不能做的和不该做的事之间，好似有一条条裂隙，而我不停地掉进了这些裂隙中。

渐渐地，我成了一个照护者。我的姐姐和哥哥都有孩子和各自背负的“债”。他们还要上班。而我现在没有孩子，没有工作，没钱，也没什么人需要操心。就这样，我回到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离开的小城和卧室，开始照料站在八十岁尾巴上的两位老人。我自然是关心他们的，可同时也觉得自己像个俘虏。“关心”听起来总好过“失败”。毕竟，除了父母家，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不关心也得关心！”母亲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这句劝诫来自一首古老的儿歌。结果一语成谶。

他的名字叫“不关心”，

肆意妄为无顾忌。

偷完李子偷梨子，

就像乞丐的野孩子。

他的名字叫“不关心”，

再不关心也得关心。

不关心就树上吊，

不关心就锅里煮，

煮熟煮透算拉倒。

我们又撑过了一晚

人们问我想要什么，朋友、律师还是酒保。我也不知道。有的日子里，我想要一台时间机器；还有的日子里，我想要一把枪。大多数的清晨，我都不会问自己这种问题。在这个家里，首先要问的永远是：“我们是不是又撑过了一晚？”

只要一丝窸窣、一声咳嗽或呻吟证明我们这个集体活了下来，这个宏大的问题就会化为其他的家庭日常细节和需求—— 我能抢在你前头进卫生间吗？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2020）剧照。

爸爸洗澡的速度非常慢，因此我不想让他抢先进卫生间，否则我就只能等上一部电影的时间了。他还能自己走到卫生间，这就已经很可贵了。要知道，之前他并不是每次都能顺利走到那里。就算现在，他也没办法百分之百地确保这一点，可我就是不想排在他后面。非要说回家住让我明白了什么道理的话，那就是它证实了一个终极论断：人可以既感恩，又自私。

我每天的愿望清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母亲不要在她身体如此不适的情况下还先我一步下楼，开始独自干活儿，因为她已经八十九岁了，最近又患上了带状疱疹。尽管身体衰弱，但她有一种接近自毁的决心和意志，活像疯魔的奥运会选手，只要没人干预，她就非得做家务活儿，而且凡是能做的她都要做。

尽管我在年龄和灵活性上有着相当大的优势，但若想在这场慢速赛跑中取胜，也并非易事。我不想起床面对现实，所以总是等听到有人走动才起身。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拖拖拉拉的我才会突然蹿出房门，要么抢先进入卫生间（这会惹恼我爸），要么恰好拦住要下楼忙活的妈妈（这会吓她一跳，让她觉得莫名其妙）。

我原本希望人到中年，青春期那种赖在床上、纠结于各种消极后果的状态就会自然消失，可我错了。非要说这两个阶段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现在我那拖延的劲头在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后，比青春期时更加严重，看看依然躺在从前那张床上、躺在颓废状态开始之处的我就知道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告诉过我，人是不会变的，他们只会越活越像自己。现下，我待在这座房子里，发现压根找不到理由驳斥这个观点。

对声音过敏

在大家都开启了一天的生活（其实没什么生活可言）之后，我就会采访两位“主力队员”，大致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都要做些什么。一天的首次交谈永远是围绕睡眠展开的。“你昨晚睡得怎么样？”“睡得还好吗？”“你感觉怎么样？”这些问题招来的就是他们比赛似的抱怨自己的失眠。“别提 了，糟糕透了。”“整晚都睡不着。”“儿子，我睡得不太好，先是怎么也睡不着…… 后来没睡多久就又醒了。”鉴于我家的中央供暖系统动静不小，搞得整个房子像张破鼓，不断发出闷响和喘息声，我能从他们那儿得到的最好的答案 就是：“昨晚你听见那噪声了吗？”

那噪声一般是锅炉传来的。我家的暖气永远不会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关闭。像某些极地区域一样，这栋房子有着它自己的季节。如果开着暖气就算冬天的话，那么我家的冬天差不多有三百六十天之久。讽刺的是，气候变化的部分原因正是人们想保持室内温度不变，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一点。

《脐带》（2022）剧照。

撇开生态保护不谈，单是看到锅炉挣扎着完成我们下达的命令，就让我对它充满了同情。它明明是个家用设备，却在进行工业劳动，发出的动静也像工厂里才有的。尽管它的命运注定是个悲剧，它还是当啷当啷地为其他正在走下坡路的系统工作着，让我不禁与它同病相怜。这里的管道实在太老旧了，水流经管道时就会接连不断地传来丁零当啷的声音，锅炉附近尤甚。我的房间恰好就在锅炉隔壁，这可真让人开心。

每隔几年，我们就得请人来家里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先是收取几百英镑的费用，然后告诉我们，他们也无能为力。所以，在我房间里睡觉就像妄图在妖精的矿井中打盹儿，在“苏格兰飞人”的自行车踏板上小憩，在地狱钟塔里蜷起身子休息。

所以，是的，我听得见锅炉发出的“那噪声”还有其他所有的噪声，就连每一串鼾声和每一次有人上厕所的动静，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因为夜里大部分时间我也是醒着的。我们无法入眠的问题反倒在白昼来临后自行消失了，大家开始争相利用小块的时间补觉，同时奋力维护着补觉的权利。

夜里会有极为偶然的片刻安静，可这种安静又带来了新问题。现在，我常常被父母的哭号或者他们因支气管上的毛病发出的、即兴歌剧般的呻吟吵醒，这导致我像个初产妇一样，对一丁点的声音都会产生过敏性反应。家中情况变得棘手时，恐怕没人能睡个好觉。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同情，我必须承认，对于这些显然是因为痛苦发出的声音，被它们吵醒和对它们做出实际反应完全是两码事。

只要你忍得了内疚，完全可以躺在床上琢磨一整晚：“他们只是在咳嗽还是要死了？”显然我很能忍。有时候，我听见他们喊我的名字，第一反应是希望这事儿没有发生。不过，我还是会应声的。

《妈妈！》（2022）剧照。

“什么是算法？”今天早晨妈妈问我。她用颤抖的双手拿着报纸，一举一动都带着警惕，这标志着有新词儿闯入了她的生活。

“算法就像一台机器，能猜中你想要什么。”

“我们能买一台吗？”

要继续过下去

我给爸爸做早餐，与其说这是必要的照顾，倒不如说是为自己行个方便。他干活儿动作太慢，看他独自做饭实在痛苦，但这远远比不上他做饭时承受的痛苦。他身上那些了不得的病不是一眼就能瞧出来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广泛性关节炎、各种风湿性疾病，还有前列腺癌。九个月前我被叫回家，是因为他遭遇了好几次心脏病发作，眼下心脏病的并发症也在折磨着他。

自那以后，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是活了下来。经历了几次中途“失败”的临终告别，又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他终于小心翼翼地告别了悲观的预后和助行架，接受了插尿管的复杂程序，开始享受（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大量的药物和极为有限的独立。

然而，这点有限的独立就是一切。虽说过着居家生活，但他像个领养老金的科学怪人，几乎是活在上个世纪，靠着各种各样的技术、制药公司和亲属，才得以维持如今的生活。

近些年来，他只有把我母亲作为附庸吞并，才能实现这些他声称自己所拥有的这项功能。爸爸依赖妈妈。而我的回归和她后来的患病将这个接力棒传到了我手中。我的存在成了他们在这个家待下去的原因，确保了家庭成员间近距离的交流。如果哪天我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恐怕也会与好运作别，甚至可能失去这栋房子。目前貌似还没有这类风险，可是不管我们现在拥有什么，它都势必无法长久。

此时此刻，他们注定的死亡似乎和我的心理健康携手私奔了。这日子过得毫无意义，但我们却要继续过下去。

“不是，不是，才不是！”

爸爸不用住院是件好事，不过我们依然要常常往医院跑，有的时候是医院的人来找我们。除了片区护士、家庭护理师，上门的还有真正的医生。过去的九个月里，我已经被灌了一脑袋医学知识。他们行医与进行护理的过程和说话的套路，就像疾病一样具有传染性。现在的我张口便可说出“导尿管”与“肾功能”这种词。此外，我还熟知“痰”与“蹿稀”的若干种不同说法。要是你想抢劫当地医院，我就是电影里那种能带你摸黑在其中穿梭自如的角色，必要时还能假扮医生。

我和我爸都喜欢看电影。他曾想成为一名演员，在民航业的全盛期到来之前，他受雇的船还载过一些往来美国的大人物。我很早就知道，演员和作家都是可敬的人。不过，要是他们小费给得少或者对人颐指气使，这种黑料就非得被记一辈子不可。我们一起看过电影，然而电影艺术对我最大的影响在于，我成长期间，许多电影都是独自一人看的；眼下，在同一个房间里，爸爸也开始独自看电影了。

《天堂电影院》（Nuovo Cinema Paradiso，1988）剧照。

此外，我喜欢思考电影，拿电影当庇护所，还参与过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影的制作。我身为人子最引以为傲的时刻就是，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说我见到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虽然我与他面对面的时间只有三十秒，但他眯起那双鼎鼎有名的眼睛看向我时，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家老爷子。

那还是多年前他们的老年生活刚刚拉开序幕时的事，如今老年生活已经到了尾声。我搀着爸爸坐到椅子上，端来早餐，然后给妈妈沏好茶。他舀起一勺低胆固醇的蓝莓酸奶，旨在抵消他这辈子摄取的红肉与酒带来的不良影响。

“给我多买几盒纸巾。”他告诉我。

“你要干什么？”我问他，但并不指望他能给我一个答案。

“我们的纸巾用完了。”

在起居室里，我围着他的椅子转了一圈，发现那里确实有个空纸巾盒，但空盒子下面就是五个满满当当的纸巾盒。这样摆放是为了不费力就能够到纸巾。

“你不需要买纸巾，你需要的是高一点的边桌。”我提议。

“不是，不是，才不是！”

他满面怒容地摇着头，就好像他的生活完全依赖眼下这荒唐的布置。据我所知，事情还真是如此。

我们曾熟悉彼此

再说回我妈妈，她善于利用语言和抽象又敏锐的幽默感，以近乎残忍的方式表达她的意见，这种时刻罕见却令人印象深刻。她极少吐槽身边的人或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能让她“大开杀戒”的往往是报纸或者电视上的人。比如安吉丽娜·朱莉的名字一出现，就会引起她条件反射式的高呼——

“可别再收养孩子了！”

要是屏幕上突然冒出来她瞧不上的人，随之而来的就是此类情景的标配。

“呸！”

她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嫌恶。按这个标准来说，她讨厌的人简直可以组成一支军团了。就连亲切的地方天气预报员出现时，也会招来她这样的评价——

“我不想看到他那张脸！”

若是电视上有发型考究的男性出现—— “小白脸！”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过去，我们还算清楚彼此的好恶。近来，她看人的标准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上回我们以同等程度讨厌同一个事物，可能还是针对爱司基地乐队1992 年的单曲《她想要的只是……》。我讨厌那首歌的理由是它不符合我的品位，她则是因为歌词赞成有意地选择单亲家庭。

现在，她充沛的精力和分明的爱憎都被带状疱疹消磨掉了。其实她的症状已经有所减轻，疱疹只在她右臂上留下几片红肿，但它们造成的疼痛与焦虑远不止这些外部迹象。尽管她对此极力掩饰，但旁人很难视而不见。她原本是一周读一本书、一天看一份报的人，现在竟然不怎么看得下去文字了。尽管她大部分时间都对自己的痛苦闭口不言，但这个现象已经充分说明了问题。

和她以往健康的状态一比较，此情此景尤其令人心焦，部分原因是这让我们俩都措手不及。她今天连茶都不想喝了，这可是很反常的。而我爸还在为自己活了这么大岁数惊讶不已。他从来没打算过活这么久。我猜想，他原本的计划是抽烟、喝酒、久坐不动，就这样早早入土为安，到头来却发现他的身体另有打算。

《漫长的告别》（長いお別れ，2019）剧照。

父亲有两句悲观的口号，“我就没有长寿的命”（他刚过八十岁的时候就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还有“你马上就不用操心我了”，总之，这两句话始终回荡在我耳畔，就像如今已经站稳脚跟的政府未能兑现的选举时的承诺。他的病情急转直下时，我们虽然十分难过，但之前就有心理准备，也熟悉情况，可我们没怎么见识过妈妈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所以我才为此感到分外揪心。（节选）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不情愿的照护》一书。

原文作者/[英]不情愿的照护者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