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主持完徐志摩婚礼，写这样一封信警告林徽因：不要做这件事

“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之事，去替徐志摩证婚。”

这是1925年10月4日，梁启超在一封名为《写给孩子们的信》里写下的第一句话，这里的“孩子们”特别被指出：包括他的准儿媳林徽因。

这天之前一天，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也是诗人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

梁启超之所以会参加并成为这场他口中“极不情愿”婚礼的证婚人，与文豪胡适和张彭春的苦苦说情有关，这点，梁启超自己在信中进行了说明。

徐志摩本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可他在1921年为追求才女林徽因欲与原配妻子张幼仪离婚后，他在梁启超眼里的形象就有了明显变化。

梁启超素来提倡一夫一妻制，即便后来与原配李蕙仙侍女王桂荃生下了子女，他也依旧与原配保持了原有的夫妻关系。

在那个由旧封建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年月，“离婚”二字依旧非常新奇，所以，当徐志摩提出想与尚在孕期的张幼仪解除婚约时，梁启超相当“震惊”。

徐志摩与张幼仪

梁启超对弟子徐志摩这种开创性的举动怀着各种复杂情绪，这情绪里除了鄙夷、不解、愤怒外，还有一丝丝的担忧。因为徐志摩准备离婚之时，他自己的亲生儿子梁思成正与徐志摩要追的才女林徽因热恋。

梁启超非常看重长子梁思成的未来，所以他也非常看重儿子的婚姻，林徽因是他为儿子长远考虑选定的最佳儿媳。

虽然徐志摩准备离婚时，梁思成与林徽因已经陷入了热恋，可毕竟两人尚未结婚。在不知此前徐志摩与林徽因在欧洲感情发展到何种程度的情况下， 梁启超心里隐隐有些担心。

梁启超以过来人的身份看过去，深觉徐志摩会是梁思成感情里的一大坎。毕竟，相比徐志摩，梁思成不仅还未有太多恋爱经历还相对更年轻。

为了阻止徐志摩“破坏”儿子的好姻缘，梁启超第一时间以老师的名义给学生徐志摩去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自然是劝导徐志摩打消离婚念头、好好过日子。他写到：

“万不容以他人苦痛，易自己之快乐。”

梁启超还在信里阐述了任性而为的可能后果，在信的末尾他叹到：

“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 ”

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你这样做很可能会就此堕落到生不如死的境地。总之，梁启超此信就是一封站在老师角度的劝导信，劝弟子“回头是岸”。

可徐志摩岂会因为老师的一封信就回头？显然不会！即便这个老师是自己最敬重的恩师。实际上，此时的徐志摩不仅不肯回头，反而在收到老师的信后有“斗志愈发昂扬”的趋势。

徐志摩打心眼里觉得，梁启超此举多少是为自己儿子计，而非真的替作为学生的自己着想。毕竟，此刻的自己是老师儿子的情敌。

一代情圣徐志摩怎会在爱情遇到外力，尤其来自情敌一方外力时后退？当然不会。收到信后，徐志摩立马在一封名为《致梁启超》的信里这样写道：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徐志摩这段文采飞扬的回话意思非常明确：我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追寻爱情！这是我灵魂的选择。

紧接着，徐志摩还向老师表达了他为爱情将把世间一切视为坦然的心境，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惟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

徐志摩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老师您听好啦，我会尽快回国来找我惟一的灵魂伴侣林徽因，得到她，算我幸运；得不到，就是命。我很坦然。”

回信后不久的1922年3月，原配张幼仪为自己生下幼子彼得后不久，徐志摩就带着金岳霖等好友证人前往张幼仪所在的德国，逼迫尚在月子里的她签离婚协议。

随后，徐志摩还登报声明自己已与原配解除婚约。他还在此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笑解烦恼结》送给前妻做纪念，以表达他的喜悦之情。

在梁启超眼里，徐志摩的种种行为和疯子几乎没有两样。“疯子”是谁都畏惧的，即便身为他的老师，梁启超也有些害怕。

人在害怕时往往会做出相应的举措缓解恐惧，梁启超也做了很多。在徐志摩回国前，他开始百般撮合自己儿子和林徽因的感情，他甚至还将自己创办的图书馆专门给两个年轻人“学习”用。

有如此神助攻的父亲，梁思成的胜算自然多了三分。

于是，当徐志摩火急火燎地从国外赶回时，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经发展到了让他无法想象的恋爱程度。但他并未放弃对林徽因的追求，他开始追着这对两人展开各种围追堵截，可徐志摩似乎忘了，他此刻围追堵截的地方是情敌的地盘。

很快，徐志摩就在图书馆外悬挂的一幅“恋人需要独处”的牌子前败下阵来。他意识到：此刻，在这段感情里，他基本已经没戏了。

梁思成与林徽因

沮丧的徐志摩只得离开，可叹此时的徐志摩对国内环境根本不熟，只得在一步步摸索着创业、创作同时等待机会。

两年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感情基本稳定，从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里可知：双双前往美国留学的两人，已经在准备结婚。这下，身为父亲的梁启超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一年后，梁启超这口刚刚松下去的气再次提了起来：学生徐志摩又打起了自己得意门生王赓的主意，他看上了王赓的妻子陆小曼。

王赓与梁启超是师生关系，他们的感情甚至比他与徐志摩更为深厚。更为让人意外的是，王赓与徐志摩还是密友关系，正因为是密友，徐志摩才有可乘之机。

在梁启超眼里，毕业于西点军校的高级军官王赓是世间难得的奇才，他对他有十分的珍爱。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被另一心爱学生徐志摩横刀夺爱，梁启超心里那叫一个难受。

对于梁启超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打哪一年都疼。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老师的梁启超只能选择“理”的一方，也就是道德的一方。

在这场三角恋里，徐志摩自然是违背道德的一方，这点，全天下都知道。可偏偏，最后陆小曼选择了徐志摩。

陆小曼与王赓离婚后，梁启超整个人都不好了。如果此前徐志摩的种种作为是让他改变对徐志摩的印象的话，那么这一次离经叛道后，徐志摩在梁启超眼里已经成了“师门败类”一般的存在，让他心痛不已。

可偏偏，在这种境况下，梁启超还被邀请为两人证婚。而另一边，徐志摩明明知道恩师对自己的所为看不惯，为何还要请他做婚礼证人呢？

原来，这是同样看不惯徐志摩所为的徐父徐申如提出的：同意陆、徐结婚的条件之一。

徐志摩与陆小曼决定结婚时，徐申如提出：要他同意两人结婚可以，须做到三点，第一是取得原配张幼仪谅解和同意；第二是婚礼自己解决；第三，婚礼必须请来文化界名人、徐志摩老师梁启超证婚。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照

按照徐申如的意思，若这三点不能满足，他便不会同意两人的婚事。

在徐父的要求下，徐志摩和陆小曼只得找来胡适等帮腔。最终，梁启超碍不过众人的说情， 只得答应前往为徐志摩、陆小曼婚礼证婚。

通常，证婚人在婚礼上多是要盛赞新人，他们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见证新人婚礼的同时，送上最好的祝福。

对于一场婚礼而言，最尊贵的除了新人、双方父母外，便是证婚人了。

可徐志摩、陆小曼婚礼当日，作为最尊贵客人的证婚人梁启超却不仅没送上对新人的祝福，还在两人婚礼上将新人骂了个狗血临头。

这一切细节，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里都有阐述，他甚至还将他在婚礼上的训词全部贴到了该信的末尾。

那场曾引发整个民国侧目的特殊婚礼上，梁启超上台的第一句便是：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

梁启超这第一句一开口，满座哗然，这哪是证婚词，这分明是来砸场子的。可这话，仅仅是梁启超为接下来要讲的“不中听”的铺垫罢了。

讲完这句后，梁启超环视了一下众宾客后，正眼看向徐志摩厉声道：

“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

婚礼上提离婚？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提完这壶没开的水后，梁启超便不慌不忙地提起了第二壶没开的水，他看向那日打扮隆重、美艳的陆小曼道：

“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

陆小曼听完梁启超的“证婚词”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可这毕竟是她的婚礼，证婚人又是文化界地位最高的尊长，她岂敢造次。说来，此时的陆小曼与徐志摩真真是郁闷到了极点。

接下来，梁启超的证婚词依旧延续着“不中听”，一旁的徐志摩小声地哀求道：“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梁启超却并不理会，只自顾自地继续“训话”。

最后，在新人和满堂宾客均失色后，梁启超终于收了尾，可即便到了尾声，该送上祝福时，梁启超的祝福听起来依旧不那么“中听”，他说：

“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

梁启超说完后，众宾客一时竟不知作何反应，鼓掌吧，似乎对不起新人，不鼓掌吧，又似乎对不起证婚人。良久，还是司仪的话缓解了这尴尬场面。

之后，婚礼继续举行，可新人和众宾客的心思却都有些“不在焉”了。

人说，婚礼都讲究一个“好兆头”，梁启超此举显然是释放了“凶兆”，这是婚礼的大忌。梁启超这样做，是为发泄自己的私愤还是别有用心？

答案是：梁启超此举，真真并不全为私，而很有“从一个老师角度为学生计”的意味。

在梁启超眼里，徐志摩并不是个安分人，而婚内出轨并与丈夫好友结婚的陆小曼显然也并不安分。这样的两个不安分加在一起，即便是众宾客，有几人能是真心送祝福，而非抱着“看好戏”心思的？

众宾客的心思，过来人梁启超又怎会不知。即便是徐志摩、陆小曼的父母，他们在心里也是想狠狠告诫年轻人的。

而其他宾客和社会民众，则多少出于道德想狠狠骂骂这对“离经叛道”的新夫妻。毕竟，他们的结合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人心本善，哪个善良人能对这样的婚礼打心眼里全是祝福。

那日，若梁启超真真全是祝福，那他势必违心，也势必更会引发众宾客的情绪，觉得他们师徒不顾世间黑白、沆瀣一气。

如此一来，婚礼上婚礼后，徐志摩与陆小曼要面对的骂声就会更多了。

可经梁启超以师尊身份这一通骂，骂他人品不好、学问不好后，徐志摩反而安全了，毕竟该骂的都骂完了。更为紧要的是，婚礼上给他们棒子，这便已经算是惩罚，既然骂也骂了，惩罚了惩罚了，这下，众宾客和世人该消消气了吧。

梁启超此番，既为王赓出了气，为天下看不惯此举的人出了气，也间接护了徐志摩：我的学生，我自己骂，我都骂完了，你们就少骂点吧。

除开这些，梁启超这番另类“训词”也还有更深的意义，这层意义除了正社会风气外，还有出于他私心的部分：希望以此警告儿媳林徽因，以徐志摩为鉴，不可做出违背道德让世人笑话的事情来。

这个“事情”自然是与徐志摩或者别的男子有婚外情一类。

果然，在《给孩子们的信》的末尾，梁启超补充到：

“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音、思忠们看看。”

不得不说，大人物做事果然不一样。一个简短的婚礼训词，不仅能训新人、训天下人还能顺带警告儿媳，真真大手笔。

说到底，这也是梁启超为人的智慧处，在面临这样的难题时：他既保全了本心，又未驳了求请自己作证人之人的面子。凡尘里，能这般“既不负如来又不负卿”的事还真真少有。

这一切，唯一的可能不圆满是：毕竟，梁启超在婚礼上的“训话”多少不吉利，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姻终究没有圆满。

这场婚礼仅仅5年多后，徐志摩就遭遇飞机失事身亡，两人在婚内未留下任何子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