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翰林院没有养廉银，却有另外一种灰色收入，京官争着抢着去做

翰林院是历朝历代的“储备人才库”，意为文瀚之林，只有在朝考中脱颖而出，长相周正的学子才有资格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歪瓜裂枣”是没有机会入选的。唐朝开设之初，翰林院分翰林学士和翰林供奉两种，前者负责起草诏书，后者供职于翰林院，无实权。宋朝之后，翰林院与科举挂钩，正式与政治接轨，获得了参政议政的职权，不少文官因此受到皇帝的赏识和倚重，如王安石、欧阳修等人。至明清时期，翰林院负责修书撰史，随着地位提升，逐渐成为朝廷重臣、地方大员的孵化中心。

翰林院

在清朝，翰林院是有名的

“清水衙门”

，翰林院检讨官拜从七品，年俸仅有四十五两白银，禄米四十五斛；翰林院侍讲、侍读衔至从五品，年俸八十两白银，禄米八十斛。这样的工资水平对于一线城市的京官来说，也仅能够刚刚维持生活，根本没有多余的钱来请客吃饭，结交关系。许多新人京官不得不接受来自家族的接济，等熬到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之后，年薪达到一百零五两白银及等额禄米，在生活上方才有所提升，进入小康水平。

翰林匾额

不过，翰林院官员在物质生活上拮据，精神世界却十分富有。在明朝，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可见翰林院地位之特殊。据清朝制度，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佩戴朝珠，三品以上官员方能穿貂褂，而翰林院则是例外，连最小的翰林院检讨，七品官衔也可以戴朝珠、穿貂褂。可以说，这是一种恩宠，一种荣耀。另外，

在清朝非翰林不得成为帝师，非翰林不得做大学士，非翰林出身，死后谥号中不得有“文”字。有如此待遇，想要光耀门楣，往更高处发展的学子挤破了头皮也要进入翰林院。

翰林院旧址

凡事有利必有弊，翰林院占尽了荣耀，在待遇上相对要寒酸许多。

清朝官员的俸禄分为两部分：一是正经皇粮，官俸；二是养廉银。

地方官员的养廉银尤为多，比正俸要高出十几、几十甚至百倍，如雍正年间，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养廉银有两万九千两白银；山西巡抚诺岷一年的养廉银高达三万余两，是他原俸禄的两百倍。与此相比，京官的养廉银对于官员职能、所属部门均有严格要求，较地方官员要少很多，翰林院与礼部则干脆没有这一项待遇。

清雍正翰林院卷票

有意思的是，京官养廉银很少，却有另外一项收入，叫做“别敬”。

“别敬”项目繁多，而且均由因公来京的外官孝敬，如夏天降暑有“冰敬”；冬天取暖有“炭敬”；逢年过节有“年敬”“节敬”，京官夫人有“妆敬”，学子还有“文仪”等。说白了，这些无非是外官为了巴结京官“变相行贿”之举，毕竟朝廷有人好做官。

可惜翰林院翰林官职不高，无法成为外官巴结的对象，“别敬”自然而然与他们无缘。

当时，人们走在大街上，尤其厌恶三物：布其后有急事莫不误者，一是妇人，二是骡马，三为翰林。

原因是翰林穷苦，没有钱买车马，上班出门都是步行，可谓“环保无污染”。晚清大臣曾国藩初入仕途，在翰林院做京官时，经济拮据，生活上一度靠借钱度日，甚至有过辞官归隐的想法，足见翰林院在当时是何等的清苦。

钦点翰林院

那么，翰林院就没有其他的“灰色收入”么？答案是有的，而且“油水”很足。

翰林院官员均是博学多识之人，身负才学，地方乡试的主考官通常出自这些人之间。有关古代科举考试，相信大家在电视剧中已经司空见惯，主考官的的确确是一个“肥差”。在主考官充任地方主座前，朝廷往往会拨付大笔程仪（也就是路费），返京时，地方官员还要馈赠一笔程仪和礼金作为酬劳。后者往往很高，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两，足可让穷的叮当响的翰林学士在生活质量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因此，翰林们争着抢着担任地方考官，对这项差事是趋之若鹜，钻营不止。

清代进士匾额

道光二十三年，时任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被钦点为四川乡试主考官。此次出差，曾国藩获得酬劳两千余两，是他做京官四五年的收入之总和。此后，曾国藩也打消了辞官的念头，结结实实阔绰了一段时日。咸丰元年，曾国藩先后担任汉教习阅卷大臣、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国子监学正学录阅卷大臣、顺天乡试主考等，虽然这些考试都在京城，与出外差不可同日而语，但额外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可见，翰林院虽无外官“别敬”，因自身职位特殊性，有关教育考试的差事都是从翰林院选拔人才担任，对于待遇绵薄的翰林来说，可谓一项不菲的灰色收益。

翰林院遗址

在旧时官场，清朝京官相互攀交，上下级乃至同级之间相互倚靠，已经形成一种势力和风气。他们互相交流，讨论国事，维持关系网就靠着宴请宾朋，甚至朋友之间婚丧嫁娶，都免不了要送礼，日常花销非常大。这也是致使翰林们想方设法要竞争地方考官，谋取额外收入的重要原因，有了资本他们才能攀附高官，继续往上爬，这是封建清王朝的一大陋习。清初，雍正也曾颁布上谕，明令禁止京官大臣接受地方官员馈赠，试图从根本上改革这一风气，不得不说当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是乾隆后期，

嘉道

渐衰，随着朝政腐败，这一陋习渐渐又蔚然成风，直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