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废丞相后，管官员的吏部和内阁谁的地位更高？

我们都知道明朝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作为评选和提拔官员的吏部，一跃成为朝廷中最尊贵的部门，毕竟人事大权一直都是任何王朝的关键。但是明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处理繁杂的政务，又创立了内阁制度，内阁能够极大影响皇帝的决策，那到底他们谁的地位更高呢？

一、洪武、永乐时期

洪武时期，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设立春、夏、秋、冬四辅官，由王本、杜佑、龚敩、杜教、赵民望、吴源等年老而博学之士担任，这也是明代内阁制度的前身。当时朱元璋希望他们能够“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赞化，以安生民”，以取代当时已废除的丞相来分担繁忙的政务。但是他们本身品秩较低，仅限于顾问职责，并没有实际权力，对政事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故于洪武十五年（1382）被废除，存在时间不足两年。

之后朱元璋又设立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殿阁大学士职位，任命邵质、吴伯宗、宋讷、吴沉等担任，品秩为正五品，以预机务、备顾问，但是“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也就是说，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更多是以顾问身份参议政事，而吏部尚书此时则因为丞相的废除得以掌握部分文官的铨选职权而获得极大地发展，地位、权力都有所上升。

建文时期，朱允炆将大学士称谓改为学士，各殿仅设学士一人，大幅缩减殿阁学士人数，但地位并无提高，也仅仅是顾问而已。当时的方孝孺、黄子澄都是以翰林院职官参政议政，并没有担任殿阁学士，而且他们本身也没有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接触并影响皇帝来作出决策。故洪武、建文时期的吏部尚书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殿阁大学士们仅仅只是起草诏书诰敕、整理文书、修纂史书以及讲学等杂事，并不能直接参与决策政治事务。

永乐时期是内阁的正式建立时期，明成祖朱棣恢复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制度，并迅速选拔黄淮、胡广、杨荣、解缙、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七人进入翰林院为编修、修撰、侍读、检讨、侍讲等职官，后逐步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或者左、右春坊大学士，正式开始参预机务，在较大程度上参与国家内政、外交、赋税、徭役等大事的商讨决策，真正实现洪武时期确立的殿阁大学士预机务的职能。

永乐二年（1404）十二月朱棣赐宴群臣时说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劳勚益，不在尚书下。故于赐赉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对解缙、杨士奇、杨荣等六人的功劳大加赞赏，称其功绩不在六部尚书之下，与六部尚书、侍郎一同被赏赐金织文绮衣各一袭。由此可见当时大学士参与朝政的功能与地位已经初步凸显。

尤其是杨士奇“奉职甚谨，私居不言公事，虽至亲厚不得闻。在帝前，举止恭慎，善应对，言事辄中”，深得朱棣的欣赏，经常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一起参议政事，皇太子朱高炽监国时期也是杨士奇与蹇义共同辅佐执政。但是永乐时期的内阁更多是与翰林院同等看待的，地位并没有完全凸显独立，故阁臣也大都是以翰林官职称呼。内阁大学士虽然参预机务，但是“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内阁大学士大都是翰林属官任职，仅为正五品，并没有权力干预六部的行政权，仅仅只是参议政事而已，吏部尚书的地位是明显高于内阁的。但是当时内阁参与处理国家政事，难免涉及六部职掌，于是“相继署院事”，而且内阁大学士作为近侍官与皇帝的关系极为亲密，这也是吏部尚书所难以企及的。

二、仁宗和宣德时期

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以后，吏部尚书的地位迅速提升，当时蹇义被授予少保等职位，待遇优厚，但是内阁大学士的提升和变化同样非常明显。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升文渊阁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杨荣为大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右侍郎俱仍兼前职，左春坊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大学士，升前右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黄淮为通政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荣、幼孜、士奇、淮俱掌内制，不预所升职务”。

在蹇义的地位提升的同时，内阁大学士杨荣、金幼孜、杨士奇等开始兼任实际行政职务，虽然朱高炽规定他们“不预所升职务”，但是其所兼实际官职大都远高于现在的五品官秩，杨士奇、金幼孜等更是兼署六部侍郎之职，这提高了内阁在中央政局的地位和影响力。之后杨士奇升为太保、杨荣为太子少傅、金幼牧为太子少保，分别为从一品、正二品。

内阁大学士在品秩方面已经与吏部尚书蹇义不相上下。本年十二月时，杨荣兼任工部尚书。到洪熙元年（1425）正月之时，“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兵部尚书，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礼部尚书，俱三俸并支，仍掌内制”。大学士杨荣、黄淮、杨士奇、金幼孜等在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不足一年时间内，就迅速提升至六部尚书的地位，虽然强调不干预六部的行政事务，但是实际上通过提高阁臣的品秩加强了内阁对中央政局的控制力。杨士奇、杨荣等人的实际地位也仅次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二人。

到宣德时期，吏部尚书蹇义年老力衰，虽未致仕，但是在宣德四年（1429）时解除部事，仅作为顾问侍奉皇帝左右。国家政事更多的交给杨士奇、杨荣等内阁大学士处理，内阁的职权和地位也进一步扩大，甚至吏部侍郎郭琎升迁为吏部尚书时也受到杨士奇等内阁大学士的阻挠，当时宣宗朱瞻基想以郭琎替代蹇义为吏部尚书，咨询杨士奇等人的意见，杨士奇认为郭琎学识寡薄，而“吏部尚书非才学俱优者不足以当之”，宣宗竟然听从其意见而推迟任命，直到郭琎九年任期考满才最终升为吏部尚书。

郭琎担任吏部尚书时期，政事基本由内阁处理，吏部铨选职权也基本旁落，“自布政使至知府阙，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命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即便左通政陈恭建言要求吏部收归铨选之权，以防止徇私舞弊之事发生，但是郭琎以自身能力不足而推却。

郭琎担任吏部尚书时期虽然吏部职权有所旁落，但是与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共同辅政，并未直接倾轧斗争。此外，蹇义作为吏部尚书虽不管部事，但是品秩、威望犹在，其地位仍旧高于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人。蹇义与郭琎作为吏部尚书仍拥有吏部铨选职权的合法地位，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等更多地是通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与皇帝的亲密关系加以干预，并不能完全自主决策。

三、总结

在明朝前期，吏部尚书和内阁的权力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这主要取决皇帝对内阁的信任程度。但是总的来说，明朝初期由于内阁仅仅只是个顾问单位，内阁虽然距离皇帝较劲，但是内阁的政治地位并不如吏部尚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