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权为武器攻击他国，为何多是美国民主党总统？真相源自70年代

以人权为武器攻击他国，为何多是美国民主党总统？真相源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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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立国初期起，美国外交就呈现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特征。

这两种不同特征的出现，使美国在与外部发生关系时总是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毫无掩饰的侵略扩张，一种是自我吹嘘的“理想主义”，前者把美国欲要实现的目标暴露于外，后者将之掩饰于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期内，美国主要奉行的是“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明目张胆地追求其自身的利益。

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相对衰落，毫无掩饰的“现实主义”外交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拾起了“理想主义”的救命稻草，开始在其外交事务中更多地强调“人权”等因素。

1、美国人权外交的奠基者

学者王晓德认为：

“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的基本含义是，美国受上帝的委托对人类发展和命运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它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与文化传统，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的民主推广到全球。它的逻辑延伸必然是美国优越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其最终命运是领导世界，在世界事务中让其他国家俯首称臣。”

正式将美国人权推向国际化的，则是被视为美国人权外交思想奠基人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他将美国人权推向国际化的第一次努力是1913年作出出兵干涉墨西哥的决定。

威尔逊在向国会陈述出兵的理由时指出，墨西哥的韦尔塔“独裁”政府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是“屠夫政府”，因此为了维护正义和道德，“我打算教育南美一些共和国如何选举好人当总统”。

在1917年4月2日，宣布美国卷入世界大战的国情咨文中，威尔逊再次将人权与参战的理由联系起来。

他认为：

德国政府“把人道和权利的一切考虑统统弃置不顾，胡作非为”，因此，“必须使世界适宜于民主的推行，世界和平必须树立在经过考验的政治自由基础之上，…我们只是捍卫人类权利的战士之一。当这些权利得到了各国的信念和自由所能提供的最大保障时，我们便心满意足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便是其中受其影响最为显著的总统之一。

1935年10月2日，罗斯福在圣地亚哥市发表演讲说：

“每个人享有根据自己良心支配而实行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合众国，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旗象征着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政府更加积极地推动人权国际化运动的开展。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的代表云集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告:

“为了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为保全他们本国和其他国家中的人权和正义起见，完全战胜敌国，实为必要。”

该宣言是在罗斯福政府的推动下诞生的，不仅体现了美国对人权理想的期望，而且还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人权的普遍追求。

1945年4月25日，即苏联红军进抵易北河西岸同美英联军会师这天，50个国家的代表云集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

会议前夕，美国杜鲁门政府的代表范登堡宣称：

“我不幻想旧金山会议能够规划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改进这个和平和正义的宪章，使有理性的善良的人都认为它能带来极大好处，并使人类希望得到极大解放，因而一切自由的疑虑和争论都可因赞成这个宪章的主张而消释。”

而且，正是由于美国代表的坚持，《联合国宪章》中才没有加入人权法案，而仅限于对人权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所以，《联合国宪章》并不是一份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人权法文件，在具体的人权内涵、人权保障的方式和途径等方面并没有作出严格的规定。

不过，杜鲁门总统在制宪会议的闭幕式上承诺说：

“我们必须为所有地方的人争得人权目标，无论种族、语言或宗教上的差别如何，…我们有充分理由期望制定国际人权法案…它将成为国际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权利法案是我们宪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

因此，他承诺将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来从事起草国际人权法案的工作。

联合国于1945年10月24日正式成立以后，制定一份专门的国际人权法案的事务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6年1月10日，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议期间，巴拿马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基本人权的提案，要求将起草国际人权法案的工作正式列入大会的议程。

2月16日，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以下简称经社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68条的规定成立了人权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就制定“国际人权宪章”等事项“向理事会提交提案、建议和报告”。

杜鲁门政府的代表、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被任命为人权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为了使即将制定的“世界人权宜言”更能反映美国的人权理想，杜鲁门政府专门为她配备了一个法律顾问班子。

由此，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深深地打上了美国人权观念的烙印。

3、人权外交的搁置

然而，在杜鲁门政府积极参与和领导国际人权运动的同时，另一股反对美国参与国际人权运动的潮流也在美国政界上下涌动着。

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唯一对手，美国与苏联两国在东欧、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美国国内，对苏“强硬”的叫嚷甚嚣尘上。在这种形势下，杜鲁门政府很快就摒弃了罗斯福政府和本届政府早期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成分，转而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了“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

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主张是：

人类应当面对斗争现实，不应陷人和谐的空想，外交的目的应当是在国际舞台上攫取权势，国际关系应当以“实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权力只是不符合抽象的道德，却非常符合具体的国家利益和道德。

也就是说，杜鲁门政府应该抛弃外交政策中“人权”等道德“空想”，根据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

1946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咨文，声称：

希腊正遭到“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这不但威胁到其邻国土耳其，还会危及整个中东地区。“自由制度的崩溃和独立地位的丧失，不但对这些国家，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灾难性”，“假如我们在这一紧要时刻未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那么，给予西方的影响将同给予东方的一样深远”。

因此，杜鲁门要求国会授权，在1946年6月30日以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援助，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两国，监督美援的使用情况，并帮助训练两国的有关人员。

杜鲁门的咨文很快就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的用意是向全世界宣布，苏联是使全世界陷入“灾难”的祸首，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苏联的扩张，美国在战争期间的代价就等于付诸东流。

杜鲁门主义远不止是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且还是一个在反苏意识形态掩盖下、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美国势力的外交总战略，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

在此后的30多年时间内，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围绕“冷战”和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中心而制定和实施的，它的基调就是从实力原则出发的现实主义。

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以实力为基础，以安全援助为旗号，以夺取世界新权力为目标的一套全球战略与实践，它们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为准则。

诸如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20世纪50年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60年代的“灵活反应战略”和“核威慑战略”、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和“均势战略”等，都是现实主义外交理论的典型例证。

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盛行的时期内，人权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连年下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4、人权外交何以不受重视？

从杜鲁门政府的后期起，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美国国会中出现了一支强大的政治保守主义势力，它们出于对共产主义影响不断扩大的恐惧，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反苏逆流。

人权和政治自由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成千上万的人受到监视，共产党组织及其活动必须向司法部登记并定期汇报，工会活动受到严格的控制。与这种反苏逆流相一致的是，美国的政治保守主义势力还极力反对美国参与国际人权运动，反对美国签署国际人权公约。

纳塔利·考夫曼这样评价说：

“害怕国内的共产主义的保守派们通过将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广泛的恐惧感联系起来，促使美国人将公约解释为一种严重的威胁因素，从而为攻击公约成功地创造了条件。”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参议院于1953年2-4月间在接受了人权委员会起草的国际人权公约草案后，委托司法委员会举行了听证会，对国内各方面的意见和看法进行广泛的调查取证，以便决定美国对国际人权公约的立场。

当主要以美国的人权主张为依据的《世界人权宣言》通过时，美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将之看成是普遍的人权标准；当国际人权公约草案中吸收了其他许多国家的意见而与美国的所谓人权标准不相符合时，美国便将之贬为“低水准”的公约，而予以拒绝。

在这次听证会结束以后，参议院全体会议达成了意向决议，标志着美国国会反对参与国际人权运动，抵制《国际人权公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法案立场的正式确立。

在国会反对派势力的不断压力下，1953年继杜鲁门入主白宫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也改变了其前任支持参与国际人权运动的立场，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对抗上。

在美国是否参与国际人权运动的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和发展了所谓的“双重标准”：

一方面，强调美国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人权，要在与苏联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体现美国的自由和人权的优势，要“在其他人民心中培养一种对自由与尊敬的爱好”，“要用我们自己的行动，用我们的榜样来说明自由多么好，说明自由比专制好出许多，这样来服务于我们光明正大的自身利益”；

另一方面，则认为苏联操纵了国际人权公约的起草工作，主导了国际人权运动的主流，因而美国必须对之加以抵制。

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历届美国政府都一如既往地奉行着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强调凭借美国的雄厚实力与苏联展开全球范围的对抗，力图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压倒苏联，对国际人权运动继续采取抵制立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是国际人权运动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之一，国际人权法体系日臻完善。

然而，美国政府却一如既往地抵制国际人权运动，逐渐放弃了外交政策中对人权因素的考虑。

从杜鲁门政府后期到尼克松的历届美国政府，之所以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忽视人权等道德和理想因素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这些政府所面临的特定国际和国内环境所决定的。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的不断下降，国际环境和美国国内形势的动态变化都严重制约着美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顺利推行，以“实力”与“对抗”为主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开始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弥补由此出现的“实力差”，人权外交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5、为何是卡特？

1977年1月，入主白宫以后，卡特立即提出自己的所谓“新外交”，放弃了此前各届美国政府的“现实政治”外交，转而奉行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外交”政策。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道：

“现在世界本身也到处弥漫着一种新的精神。人数越来越多、政治意识越来越高的各国人民希望和要求得到良好的境遇，这不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而且也是为了争取基本人权。”

他还宣称：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决不可对其他地区的自由信仰无动于衷。我们的道义感使我们必须明确地支持那种同我们一样永远尊重人权的社会。”

卡特政府之所以标榜“人权外交”，既有着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同时也是与卡特个人及其领导的民主党的思想主张密切相关的。

第一，卡特当政时期正值美国在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霸权地位被进一步削弱的时期，美国急需找到一种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新型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凭借战争期间迅速膨胀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堡垒。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苏联实力的迅速加强，西欧与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壮大，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动摇。

特别是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相继陷入困境：

“水门事件”的曝光使美国政府的道义形象和政治威信顿时扫地；以“滞胀”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危机结束了美国经济在战后迅速增长的进程，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与经济停滞同时并存，公众对美国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上升；而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更是打破了美国所谓“为正义而战”的谎言，美国出现了广泛的反战情绪和信任危机，对传统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普遍的怀疑。

更加严重的是，危机所导致的几乎所有问题似乎都非常集中地出现在卡特任内，美国似乎注定要在卡特当政时期失去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前景，卡特政府抛出了“人权外交”这种理想主义的秘密武器，希望以此在国际社会上赢得道义上的支持，在国内重新赢得广大民众对美国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信心，重整美国的霸业。

对此，卡特说得很清楚，“在我看来，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

第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得到大大的增强，美苏全球对抗态势由战后长期的“美攻苏守”逐步转变为“苏攻美守”。

为了弥补实力之不足，卡特政府不得不起用人权武器，期望通过与苏联的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利用美国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思想和价值观念上的优势来遏制苏联的攻势。

卡特在批评前任在外交政策中放弃人权武器的做法时说：

“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没有把杰斐逊和威尔逊的理想作为美国的特性显示出来”，结果是“我们丧失了抵御极权主义思想意识的威胁以及鼓舞我国人民士气的一项最有效的手段”。

在第三世界中，卡特政府寻求通过“人权外交”来改变“美国是全世界范围内保护既得利益的反革命运动的领袖”这种不利的道义形象，消除苏联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意识形态影响，确立美国价值观念的主导地位。

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卡特政府之所以打出“人权外交”的旗号，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意识形态方面战胜苏联，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促其内部发生变化，最终纳入美国的“世界秩序”之中。

因此，人权外交也成为美国加紧与苏联争夺霸权的一种新策略。

布热津斯基为此指出：

“我强烈地认为，把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着重强调将能向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显示我们的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并与我们的对手的政治制度和作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促进美国的全球性利益。使美国忠于最能反映美国的本质的这一观念，将是回答苏联在思想意识上的挑战的最好办法。”

第三，对人权理想的看重，是美国民主党的传统，也是卡特本人“浸礼会信仰与南方小镇的价值观”的具体反映。

因此，在以卡特为首的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后打出“人权外交”的旗号，有着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是美国政治形势发展的一种延续。

一方面，美国民主党和卡特本人一直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视为圭臬，强调在外交政策中遵循美国的人权标准和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历来就存在一股支持人权问题的力量，这股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壮大，随即在美国国会中形成了强调人权因素的潮流。

卡特政府提出“人权外交”政策也正是这一潮流的自然延续。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国际组织和运动小组委员会”主席唐纳德·福莱斯的积极倡导下，美国国会开始采取一系列行动来推动政府重视国际人权问题。

仅1973年一年，福莱斯领导的小组委员会就先后就18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召开了听证会。

1974年春，众议院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国际社会中的人权：呼唤美国的领导》，要求政府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应考虑人权因素。

此外，在1974-1977年间，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援助与项目拨款法》1974年和1976年修正案、《贸易法》1974年修正案、《国际安全援助与军用品输出控制法》、《国际金融机构法案》的第701款等法案，都一直要求政府“不得向任何一贯严重违反国际公认人权…对个人生存权利、自由权利以及人身安全的严重剥夺的国家的政府提供任何援助”。

正是在美国国会的这股潮流的影响下，卡特政府便顺其自然地操起了“人权外交”的武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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