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湘军兴衰史晚清封建帝国衰败沉沦的真实写照

导语

湘军是指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由中兴名臣、理学家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人际关系，建立的一支地方团练武装。

19世纪中后期，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八旗、绿营等正规军长期腐败堕落，无法抵御，清廷不得不放权地方，号召各地组织团练参与镇压，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1853年曾国藩以“卫道”之名对太平天国宣战，在此后的十年里，湘军发展成清朝最大规模的地方武装，成为平定太平天国的绝对主力和再造大清的最强军团。

然而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湘军即迅速腐化变质，成为新的剥削集团，此后不得不接受被裁撤的命运。

但归根结底，湘军作为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特权产物，仅是维护晚清腐朽政权的工具，却无法从根本上挽救中国。

湘军的崛起:“儒生带乡奴”，满清政治妥协下的产物

公元1851年初，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太平军从广西一路北上，攻湘取鄂，所向披靡，几乎席卷半个中国，义军规模达到数十万之众。

而被清廷倚仗的八旗绿营官兵早已腐朽堕落，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屡屡败北、不堪一击。

为了挽回颓势，咸丰皇帝只能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攻剿，力图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势力遏制太平军，这就为湘军的出现提供了机会。

当然，咸丰放权地方纯属无奈之举，满清统治者作为少数群体，一向对汉人提防有加，别说授予军权，就算是六部督抚都稍显吝啬。

可以说，满洲权贵与汉人官僚的隔阂及日趋衰败的封建社会为湘军的悲惨结局埋下伏笔。

曾国藩时任吏部右侍郎，因母丧回湖南湘乡守制，当时咸丰在10个省份封了44个团练大臣，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素有澄清天下之志，1853年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帮助下，依靠师徒、亲友、同乡等复杂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新式武装，称为湘军。

同时曾国藩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许诺向士兵发放绿营兵两倍军饷，不过由于湘军系自行招募，清廷是不会给予财力或物质支持的，曾国藩只能自筹经费。

一开始向各地乡绅募捐拉赞助、甚至以保卫家乡的名义摊派，后来向咸丰求了几千张“监生”文凭和虚衔官职的空白任命状，然后明码标价出售。

通过这种出售功名、卖官鬻爵的办法，算是拉起了一支队伍。

同时曾国藩派人赴广东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提升武器装备质量，并亲自演练研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

“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

此后又通过关系，从朝廷要了七万两白银筹建水师，到1854年初，湘军已成为拥有1.7万士兵、240余艘战舰、数百门洋炮的军事集团。

不过这支湘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支普通的军队，其最大的特点是黏度极高的地域性和依附极强的封建主仆性。

首先，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多属曾国藩的学生亲戚，他们是坚持封建义理的儒生和知识分子，士兵则是湘乡“深山寒谷贫苦之民”，以至于湘军被人讥讽为“儒生带乡奴”。

其次，湘军士兵由营官自招，每营官兵都是同县同乡，上下层层隶属，全军惟曾国藩之命是从，不知朝廷，只知大帅。

同时曾国藩以儒家三纲五常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私人武装。

无湘不成军，晚清最强战力背后的落后不堪

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东征序幕，统帅曾国藩更是发表《讨粤匪檄》。

檄文中声称太平天国运动:

“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

同时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从战争伊始，湘军的建军思想就是维护晚清腐朽专制统治，守护封建伦理纲常。

可以说，这样一支带有封建性质和地域乡土性质的军队从一开始就注定其落后性和狭隘性，不能指望它真的救亡图存。

由于湘军大多是憨直的农民和书生组成，他们既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也没有战争经验，且湘乡地区河网密布，山道纵横，这些士兵也就不擅长野战肉搏，无法和久经战阵的太平军抗衡。

所以在战争初期湘军屡遭挫折，一败再败，后来在曾国藩等一众湘军将领的努力下，湘军扭转败局，取得武汉大捷，陆续收复湖北、江西等多处失地。

但在1855年2月九江及湖口战役中遭到太平军杰出将领石达开的迎头痛击，湘军战船被烧毁100余艘，一年多努力几乎化为乌有，绝望之下的曾国藩险些跳江自尽。

直到1858年曾国藩在其父去世回乡丁忧期间，湘军才重整旗鼓。

此后湘军采取防守反击、以静制动，也就是曾国藩口中说的“结硬寨，打呆仗”。

即每到一地，必先深沟高垒，严密布防，然后坚守不出，极力避免与太平军正面野战，以此断绝城池与外界的交通，待其缺少粮食，战斗力低下时再一举攻克。

湘军通过扎营垒、掘长壕围困的战术一路攻克九江、安庆等战略要地，歼灭太平军精锐部队数万人。

然而湘军连续取胜的背后却是危机四伏，首先是清廷对曾国藩的打压防范，曾国藩手握重兵，征战七年，但始终只是兵部侍郎衔。品级虽高，却无地方实权，且湖南、江西官场对其多有掣肘，没有地方配合，很难大展拳脚。

直到1860年清廷直属的江南江北两大营被太平军消灭，咸丰才授予其两江总督，兵部尚书之职，主持江南四省军务。

其次湘军内部矛盾日趋突出，湘军本质上是一支“雇佣军”性质的封建军队，出钱才肯打仗。

当初曾国藩开出的报酬非常可观，虽然战争初期曾国藩通过募捐、卖官勉强凑足了经费。

但随着战况深入、战争持续时间延长，军饷逐渐捉襟见肘，经常是四个月只发四成军饷，几乎没有哪一个月是不欠饷的。

同时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导致将领营官对下层军官士兵克扣盘剥严重，以至于士兵多次抗拒执行长官命令，甚至还暗中加入“哥老会”等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问题就是腐败，毫无疑问，这支建立在封建专制基础上的私人武装从一开始就为腐败提供温床。

随着湘军的接连取胜和势力的扩大，不少将领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战利品，劫掠富户百姓，大发国难财。

而长年为湘军征战的湖南老兵地位低下，待遇微薄，看着他们的长官赚的盆满钵满，无不嫉妒不满，有的离开军营自寻出路，有的极尽所能，贪占卡要。

以至于湘军人数到达十五万时再未增长，远无法与太平军动辄数十万的规模相比。

1863年湘军逼迫天京，太平天国战争进入尾声时，湘军战斗力反倒不如初期，驱动他们继续战斗的原因不过是对天京金银财宝的垂涎和渴望。

平定太平天国，十年湘军“暮气已深”，惨遭裁撤

公元1864年7月，天京城在湘军大半年的血战围攻下终于被轰开，数万湘军官兵蜂拥而入，持续近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被剿灭。

不过进城后的湘军集团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安民，也不是封赏，而是大肆劫掠。

他们不仅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占为己有，就连城楼上的那些装饰品也抢劫一空，对于敢反抗的太平军余部或普通百姓，则直接屠杀。

短短数天，城内就被洗劫一空，太平天国贮藏的1800余万两白银都被湘军大小将领官兵瓜分。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把南京所得的金银珠宝用船只车辆一趟接一趟送回湖南老家，迅速崛起为当地巨富豪强，很多普通湘军官兵在这次战争中凭借劫掠的财宝回乡买房置地，富贵余生。

而身为主帅的曾国藩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变相纵容部下们的劫掠行为。

不过作为理学名家和当世大儒，曾国藩还是有一定原则的，在进城不久即裁撤湘军两万五千人，后来在一个月内又陆续裁撤近十万人，十五万湘军仅保留三万人。

诚然曾国藩裁军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顾虑，但同时也是因为以湘军目前的糟糕状况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按当时曾国藩自己的说法，仗打完了，湘军也已经是“暮气已深”！

此时湘军的劣根性已表露无遗，除了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即便被裁撤后，也未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

有些人甚至参加哥老会，演变为势力强大的黑恶势力，成为社会一大公害，甚至就连朝廷派去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也因继续裁撤湘军以及追查湘军侵吞太平天国财产而被人当街刺杀。

为防止两江地区发生军事哗变，慈禧只得派曾国藩重任两江总督坐镇，从此以后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便一直由湘军集团把持。

由此可见，湘军势力即便被裁撤也依然拥有强大影响力，只不过以一种隐形的方式存在，只是这种影响是反动的，代表的只是区域性封建大官僚集团利益。

虽然也涌现出左宗棠、郭嵩涛等杰出开明官僚，但也无法掩盖其消极性和阶级狭隘性，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湘军集团连同大清王朝一起落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