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葬礼：曾为30万冤魂奔命，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1999年4月22日，《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作者张纯如（Iris Chang，1968-2004）写信给母亲张盈盈，回忆起她三年前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与国会图书馆为了写书而找资料的情况：

“我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待在档案馆，打开成打的箱子，翻过数以千计的档，到最后，手指被纸边割到出血，指尖则沾满黑墨，就连在此刻，我也因吸了太多纸张腐朽的味道而脑袋作痛。”（引自张盈盈著，《张纯如：无法遗忘历史的女子》）

既然找资料这么辛苦，为什么张纯如还要咬牙硬撑，花好几年时间写出《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她早已经成为一位国际知名作家，照理说可以挑选一条比较轻松的写作谋生之路，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奔波全美各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历史资料（有些档案甚或已经有100多年未曾被开启过）？

答案很简单，无非是因为她想要“让受害者免于遭到历史遗忘，为无法出声的人发言”。

只可惜，这位身负大义，被描述为“身材高挑、秀发披肩、浓眉大眼，举止端庄大方，颇有书卷气”，为30万冤魂奔命的女侠却在2004年自杀身亡，留下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

一、死如秋叶般静美

2004年11月9日清晨大约9点钟，一位骑摩托车的过路人在加州洛斯.盖托斯(Los Gatos)南部17号高速公路旁的一条偏僻小道上，发现了停靠在那里的张纯如的私人汽车。

这条小道是通向半英里以南莱克辛顿(Lexington)水库的一条私家车道，满是碎石的土路上堆积着垃圾、碎木头、废旧汽车部件等，像是很久都没有人清理过。小道进去约50米处，被一座紧闭着的铁丝网大门所截住。

在这条看似废弃多日的小道上停靠着的汽车，引起了这位过路人的好奇，他走上前去试图询问一下车子是否出了什么问题而需要帮助时，发现了坐在驾驶座上的死者，便急忙拨通了911电话。

桑塔·克拉拉(Santa Clara)县警察局的发言人海尔姆(Terrance Helm)称，车子显然没有从里面锁上，车身和车窗完好无损，从随后赶到现场警察所掌握的证据来看，她显然是被从自己随身携带的一把古董手枪里射出的一发子弹击中头部而死亡。

海尔姆解释说，警察基本上推断其为自杀。

距离出事地点不到半英里处，是一家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名为“猫”的餐馆，餐馆的女东家和雇员在事发10天后(2004年11月1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很惊讶，声明既没有听说过此事，也没有受到警方问询。

女东家对一些媒体将事发地点说成餐馆停车场的报道颇有不满，认为这样会对餐馆生意产生影响，不过，她也无可奈何地澄清，因为餐馆历史悠久，附近发生的一些类似交通事故等新闻，在媒体报导中都以之为参照物。

她肯定地说：“这件自杀事件不是发生在这里，与‘猫’餐馆无关。”

警察局发言人海尔姆始终拒绝提供进一步的资料，没有给出过路人和赶到现场警察的名字，他声明：“不能提供官方得出的死亡原因，警方也不会在结案之前再给予更多的信息。”

在2004年11月18日晚举行的张纯如遗体告别仪式上，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告诉亲友，家里没有人知道她买了那把枪，只是事后才在警察的帮助下发现，枪是出事前一天张纯如在住家附近的一个专卖枪支的商店里购买的。

张盈盈强调：“纯如从来没有在身边备下过手枪，实际上，直到出事前一星期，她都是最强烈的‘家中拥有枪支’的反对者，特别是对那些有小孩子的家庭。一些人说她很早就备有枪支防身，是不确实的猜测。”

然而，在张纯如去世后，众多的中英文媒体和互联网站上发表了许多相关报导和纪念文章的同时，人们也确实对她的死因和方式产生过各种各样的猜测。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副会长丁元称﹐甚至有人从中国大陆打来电话﹐要求敦促警方尽早调查出死因。

许多张纯如生前的友人和她著作的忠实读者将自己对她的认识和相处的生活片段描绘出来，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为震惊中关注着她的人们勾勒出一个日渐丰满的形象。

在张纯如短短的36年人生中，她扮演过多重的角色。

无论是在她葬礼上朋友、社团领袖、和同事在悼词中给予她的高度评价—作家、历史学家、正义和平的捍卫者、中华民族斗士和华裔青年的楷模等—还是她的父母、丈夫、胞弟等亲属记忆中的好女儿、好妻子、好姐姐、好母亲。

从他们的口中，对于每一个角色，张纯如都力求做得最好，用母亲张盈盈的话来讲，可以称得上是位“完美主义者”。

然而，正如张纯如的舅妈乐进英表示出的困惑，“像纯如这样的孩子，学历、容貌、才华都不缺，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在英文的网络论坛上，有人提出过相似的疑问，当时一位网友这样写到：谁能说得清？像她这样的看上去什么都有了的人为什么还会自杀呢？成名太早？对自己华裔族群的灾难太过沉湎了？还是想做给我们看看，个体是多么的脆弱？

也许，这里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

在许多中文的网络论坛上，不少华人都撰文提出了共同的问题：“张纯如为什么要自杀呢？”

英文报纸圣何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以这个问题为名开辟了讨论区。

然而，或许是因为事件才刚刚过去，还未来得及使人们得到更加理智的沉淀，或许自杀事件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疑团，或许没有对死者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所有的结论只能停留在揣度的阶段，人们的问题似乎一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答。

但目前从各方的报导来看，有三种可能：

首先是他杀。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出版后她被人恐吓，频繁更换电话，连住址和家人情况都保密；

第二是自杀，据传她在死前调查二战虐俘史，揭露真相时患上抑郁症；

第三是过劳，她工作起来十分认真，几近偏执，同时疲惫和疾病可能将自己逼疯而走上绝路。

凡是认识张纯如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对工作极其认真，对自己非常严格的人，认真到甚至让人觉得她偏执。

叶鸿女士回忆自己和张纯如交往过程，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叶鸿女士将采访稿发给她，希望经过她同意之后签字。她指出了两个小错误，并强调修改后才能签字：

第一，她没有在《洛杉矶时报》当过记者，只是为他们写过文章。第二，她的父亲是读博士才留在美国。张纯如认真的态度令叶鸿女士大为感慨。

张纯如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生如夏花般绚烂

Spangler殡仪馆是座落在洛斯阿图(Los Altos)市圣安东尼奥路旁的一座不起眼的平房，2004年11月18日晚，这里却迎来了络绎不绝向张纯如遗体告别的人群。

人们在门外的路口上支起张纯如的大幅画像，画像前面的桌子上点满上百只的蜡烛。

殡仪馆正厅的最里端中央，安放着盛有张纯如遗体的灵棺，躺在其中的张纯如神态庄重而安祥。

灵棺的两侧摆满了人们送来的花圈花篮，上面写有来自各个团体和个人的挽联，其中一幅花圈上这样写到：“一代侠女，铁笔书正史﹔千秋文章，纯心慰冤魂。”一副花圈的捐赠者落款为“华夏文摘全体网友”，另一副则干脆写着“中国人敬挽”。

在舒缓空灵的音乐声中，人们相继来到灵柩前，献花、鞠躬、祷告：

有人面色凝重，一言不发﹔有人悲痛于形，不禁失声﹔有人喃喃轻语，像是在与死者进行着交流﹔有人不忍卒睹，掩面侧身而出﹔有人走上前去，与站立在旁守灵的张纯如的先生道格拉斯和弟弟张纯恺握手问候。

张纯如，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新泽西州的大学城普林斯顿，在她的前辈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人物。

她的父亲张绍进和母亲张盈盈都是60年代从台湾留学来美的高才生，外祖父张铁君更是名噪一时的学者。

张纯如从小与父母关系很亲近，一直是无话不谈。

去世两年前，张纯如生下儿子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后，二老特地从工作了20多年的伊利诺伊州香槟校园搬到距离女儿一家较近的加州圣何西居住，以方便帮助照顾孩子。

张纯如的舅妈乐进英回忆到，纯如和纯恺小时候都得到了父母无比的关爱，可称得上是尽其所能。纯如4岁时开始阅读，10岁时写诗，中学时代作文比赛得奖，都是父母嘴边津津乐道的往事。

张纯如的大学生涯是在父母执教的伊大香槟校园度过的，和弟弟纯恺以及亲戚中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她的主修科目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然而，她更感兴趣的却是写作。大学时期，她不断为学校的校刊《伊利诺伊人日报》写稿，还经常向《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大报刊投稿，报道校园里发生的事件。

她写作勤奋，以至于报社编辑曾玩笑地告诉她：写得太多了，再发你的稿件，我们快成了伊利诺伊校园报纸了。

张纯如在大学里还曾被选为校园节日的公主(Homecoming Princess)，是一个热情活泼的正常女孩子。

对写作的热爱终于使她在大学第三年时决定转读新闻系，对此，张纯如的父母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我们一直都是支持子女，做她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张盈盈回忆说：“纯如得知我们支持她的决定时还挺惊讶，她以为我们只希望她成为科学家的。倒是第一次时，新闻系系主任曾劝告她不要转系，说学新闻不如学计算机容易找工作，可是，纯如执意要转，第二次申请才转成。”

张纯如在香槟校园里不仅确立了她今后职业生涯的方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归宿。

1988年，她认识了同是伊利诺伊大学学生的道格拉斯(Brett Douglas)，三年后，两人结了婚。

张纯如夫妇感情融洽，道格拉斯对妻子的事业一直都很支持，无论是她作为自由撰稿人居家写作的日子，还是她常年奔波，来往于大洋彼岸收集资料，或是为出版新书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环美国推介活动，道格拉斯都担当起照顾幼子、操拾家务的工作。

1989年，张纯如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虽然是后来转系，她还是在按时完成了学业，并没有在大学里用去超过四年的时间。

张纯如的第一本书就是描写加州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钱学森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高潮时，因被指为从事与间谍有关的活动而被美国递解回中国大陆，进而成为中国核工业之父的故事，书的名字是《蚕丝》(Thread of the Silkworm)。

2002年8月，儿子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降生后，张纯如已经是颇有声誉的畅销书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了，她的第二本书《南京大屠杀》为她赢得了众多的嘉评和奖励，也同时为她增添了许多社会活动。

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副会长丁元回忆到：“2002年秋天，在南加州圣地亚哥有一个关于二战的研讨会，主办方希望纯如能来参加，我将这个意思转告给她后，她二话没说，就和我去参加了会议，当天往返啊！那时，她生下小孩才几个月！”

几个和张纯如共过事的人都在回忆中提到，和张纯如在一起时，她从不谈论居家琐事，不讲私人的事，只谈工作。

然而，也有人看到了张纯如的另一面。在张纯如的葬礼上，有一位坐着轮椅前来的女士格外引入瞩目。

这位斯普拉金斯女士(Janet Spraggins)说，自己和张纯如是由于生日相差几天的孩子的关系而相识的，六个星期前，两人还带着各自的孩子到公园里野炊。

她说，她并不知道张纯如是个著名作家，直到今天她才知道张有这么多的读者和拥护者，在她眼里，张纯如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是个称职的母亲。

记录历史不是为了挑起种族仇恨

天堂之门(Gate of Heaven)墓地座落在北加州洛斯阿图山麓的边缘，是一块风景秀丽而祥和的山坡地，张家人选择这里安葬张纯如是考虑到离家近，可以常来看望女儿。

2004年11月19日上午10点，张纯如的葬礼和追悼仪式在天堂之门公墓举行，来自各地的600余名悼念民众挤不下墓地中用来举行追悼会的大厅。

追悼仪式的主持人丁元和他的同事们一大早就赶来，在大厅门外布置了200多把椅子，却还是有人没有座位，站立着参加了仪式的全过程。

在追悼仪式上致悼词的除了张纯如的丈夫、父母、弟弟之外，还有儿时挚友、大学同窗、工作伙伴、以及中国领事馆官员等。

亲友们回顾了昔日与她相处时的点滴往事，将一个美丽的妻子、慈爱的母亲、令长辈自豪的女儿、令同龄人学习的楷模的形象定格在人们的脑海中。

更多的人在追思的悼词中，不约而同地肯定了张纯如对维护历史、在英文世界中揭示南京大屠杀暴行所做的的贡献。

无疑，人们对张纯如的评价都以她1997年出版的《纽约时报》畅销书《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为其职业生涯的最高成就。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发来的唁电作出了颇具代表性的总结：

她的宏篇力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不仅打开了中华民族情感记忆的阀门，而且第一次让欧美人士翔实地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同时对在世界范围内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均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她致力于传播与弘扬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为历史所铭记。

张纯如很小的时候从父母的口中听到有关大屠杀的消息，她的祖父母在日军攻陷城池的数星期前，带着全家侥幸逃出南京。

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屠戮的描述令她印象非常深刻，“即使在小时候，听到这些都能感觉到长辈们的痛苦，让人无法接受。”她曾说。

中学时代，她走进香槟校园的图书馆，试图在历史书中找到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却失望地发现没有任何英文记述。

如果南京大屠杀真的象父母描述的那样悲惨，为什么没人将它写成书呢？她不禁自问。

当她的第一本书《蚕丝》完成并得到评论界的好评之后，张纯如向她的出版编辑拉比娜(Susan Rabiner)提出了撰写南京大屠杀的方案，双方一拍而就。

张纯如表示：“我是带着愤怒写这本书的，我不在乎这书能否赚钱，对我来说，让全世界了解1937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终于在1997年，赶在南京大屠杀60周年的日子之前，张纯如的著作正式出版了。作品的完成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少如释重负的轻松，随之而来的声誉使得她接连不断地被请去接受采访，参加研讨会。

她在感激华人社区在她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各种支持的同时，加入了要求日本政府正式赔礼道歉和维护史实的队伍，以自己的行动和声望，反馈华人社区。

《南京大屠杀》一书自出版之日起，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争议，这些争议甚至到今天都一直在持续着。

该书不仅在华人世界倍受瞩目，在美国评论界也得到了好评。获得过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若德斯(Richard Rhodes)称其为“一本极有力而具划时代意义的书”。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柯尔比(William C. Kirby)在该书的序言中称其为“第一本充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然而，在日本，对于该书的评价却有着不同的声音。

有人指出张纯如既然研究中日之间的历史，却没有亲临日本做些调查，作品难免成为单方面的偏激之词：

有人列举了书中多处重大事件发生前后时间上的矛盾，质疑作者的研究态度不够严谨﹔有人指出，正因为作者本人没有在日本生活过，对于日本本土对南京大屠杀的反省和政治空气并非肃杀到危及异议声音的现实不够了解，多为从其它语言的记录中转述，等等。

1996年冬天，日本著名的自由派报纸《朝日新闻》驻洛杉矶的主管曾打电话给张纯如，问询发表有关拉贝日记发现前后的故事的可能，后来，张纯如回忆到，“他在日本遇到了令人不可想象的阻力。”

这位主管后来不得不辞去了职务，他的同事告诉他，报社的编辑和上级认为拉贝的故事算不上罕见历史资料，没有那么重要。

张纯如曾在采访中曾经表示，日本的右翼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一直在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像是在为纪念希特勒而修建一座教堂，并像崇拜上帝那样对她顶礼膜拜。”张纯如声音中带着愤怒。

加州的日裔民主党众议员本田先生未能参加张纯如的葬礼，但是，他托人带去了自己的唁文，并在其中称赞了张纯如讲出日军侵华事实的勇气和热情，他曾经在过去表达过对张的敬仰和尊重，也曾在正式场合敦促过日本政府承认日军对南京、对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犯下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一书发表后，张纯如将她书中描述的同胞的恐惧和痛苦深深吸入自己的体内，曾一度想过放弃写作，做一名全职的对日索赔的活动家。

她对于日本政府的要求是直接的、具体的：“首要的是，日本首相应该代表全体内阁，就南京乃至全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诚恳的道歉。至少，他们应该在教科书上写明事件的真实情形，还应该对他们的知识界开放档案材料，并且，日本一定要为大屠杀做出赔偿。”

对于张纯如来说，记录历史是为了确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她曾说：“我相信真相最终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是没有国界的，是没有政治倾向的......保存和记住真相，才能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用不再发生。”

她曾经特别喜欢引述的诺贝尔奖得主维塞尔(Elie Wiesel)的警句：“遗忘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张纯如的去世在引发了一场人们对她的空前悼念的同时，也引起了一股不小的仇日情绪，人们纷纷揣测她的死因是否与日本右翼份子的恐怖行为有关，媒体上也报道了一些接触过张纯如的人提到她生前曾不断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

然而面对这种说法，张妈妈都给予了一致的回答：“纯如受到恐吓的说法恐怕不确实，据我们所知，如果说是关于纯如书中观点和问题的不同意见，争论也许是有的。如果说是对人身安全的恐吓，这好像没有过。”

张盈盈说，张纯如不止一次告诉她，记录历史是为了不要忘却，为了不要重复人类做过的错事。将真相公开，使人们在历史真相中真诚忏悔，才是更重要的。如果张纯如的书或是她的死使得人们挑起种族的仇恨，那不是女儿想要的。

在天堂之门公墓的一个小山坡上，张纯如的墓穴早已被挖好，墓穴的周围摆放着人们捐赠的花圈和花束，临时搭建的小平台前摆放着特别制作的贴有张纯如照片和她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封面的海报。

从祭奠大厅到小山坡只有几十米，载有张纯如遗体的灵车在几名年轻男子的护卫下，缓缓驶向她即将被永久安葬的地方。她的家人、友人和参加葬礼的人们跟随在灵车的后面，送她最后一程。

灵柩在墓穴口做了短暂的停靠，人们走生前来，用手轻轻抚摸一下棺盖，像是向她做着最后的告别。

牧师站到灵柩侧面，深吸了一口气，说：“该说的大家都已经说了，现在让我们对她说，Goodbye, Iris(张纯如的英文名字)。”四周围上来的人群跟随着：“Goodbye Iris!”

在天堂之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人们排起了长队，逐个从张纯如的身边走过，将自己手中的鲜花，放进墓穴中。

有人带头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大家便齐声唱了起来，歌声绽开了张纯如遗像中的微笑，像是欣慰于人们尊从了她的遗愿，“记住我患病以前的样子，一个献身于事业、写作和家庭的人。”

张纯如的灵柩被人们敬献的鲜花所覆盖，那是属于她自己的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