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出于何种考虑，反复要求朝鲜出兵，朝鲜王朝如何应对？

第一次，崇德二年（1637年），调朝鲜水师助攻皮岛。

第二次，崇德三年（1638年），调集朝鲜步兵五千配合清军劫掠关内。

第三次，崇德四年（1639年），调朝鲜水军和陆军助攻松锦之战。

朝鲜内部的争论

皮岛从征后，国王李倧开始担心清朝将调朝鲜兵助攻明朝。在李倧心中“椵岛（皮岛）不过避乱之人······直据义理，极言其不忍为可也。”

崇德二年（1637年）3月，李倧召见大臣问道：“助兵清朝是最难遵从的事情，应如何处理？”

领议政金瑬答道：“从之则有不可忍，不从则必生大患，前头之事，大可虑也。”

李倧采纳了崔鸣吉的建议，决定派谢恩使李圣求去沈阳呈递文书请寝征兵，但李圣求因害怕未敢呈递文书。

助兵一事始终是国王李倧的心中大患，8月，李倧再次说道：“助兵事，思之气短，彼虽生怒，何忍为之？”

崔鸣吉表示调兵进犯明朝是“背理逆天”的行为，李倧决定派崔鸣吉为谢恩使入沈阳呈递文书再次请寝征兵。

朝鲜的推委和拖延

清朝的第二次调兵，是在崇德三年（1638年）4月，皇太极命朝鲜调集五千步兵，于6月前集合完毕等待命令。至7月，清朝见朝鲜无意发兵，令朝鲜陈奏使带敕谕给朝鲜国王，一面诘责朝鲜出尔反尔，无意发兵的行为，一面以质留在沈阳的两位王子相要挟。

朝鲜国王以极为恭顺的态度向皇太极表达感恩之情并认罪，随后表明已整束军队听候调命，紧接着说明朝鲜士兵的种种弊病和运输军资的难处，力证朝鲜兵不适于作战。

朝鲜以推委和拖延的政策逃过了清朝第一次调兵入边的计划。朝鲜军虽未如期抵达清朝，但清军仍如期入明作战，由此可见，皇太极征调朝鲜军队并非以军事目的为主，而是出于考验朝鲜和刺激明朝的目的。

征兵结束后，朝鲜国王李倧以违误军期遣崔鸣吉寄咨到礼部请罪。皇太极敕谕崔鸣吉：“朝鲜国王向来倾心归服······此时罪之轻重尚未可预定也。”皇太极的答复无疑是在暗示朝鲜治罪轻重取决于朝鲜后续的态度，希望朝鲜今后能有所改正，更为顺服于清朝。

曹汉英建议在世子归国后，元孙未出发之前，拒绝清朝征兵。君臣上下避入江华岛，百姓藏入山城，遣大将领兵屯守南汉山城和江华岛。

持此建议的还有河榏，建议趁世子归国、元孙未发之时，君臣避入江华岛，同清朝对抗，不可发舟师助战。检阅赵复阳也认为不可发舟师，可藏船于诸岛。

兵曹判书李时白持相反意见，认为事已至此不可不出兵，但应将出兵一事事先密通于明朝。上密箚曰：“今此舟师，诚国家所不忍之擧，而事已至此，尙何言哉······惟殿下深思熟虑，无贻后悔。”

清朝改以只征水军，并说明征调来的朝鲜士兵只是用来围困锦州，并不会造成人员伤亡，望朝鲜放心从而着手整束入边部队和准备粮饷。朝鲜国内流传着清朝欲易立新王的传言，国王李倧不敢再拒绝出兵。

朝鲜将士们对出兵一事亦持反对态度。据朝鲜舟师上将林庆业驰启“中军别将，人人无不抵死厌避”。

皇太极的目的

崇德五年（1640年）4月，林庆业率兵载米运往清朝，途中遇明兵船，与明人暗通，致使船坏粮没。朝鲜运粮兵船相继出现遭风沉没的现象，据朝鲜陪臣张立忠奏报：“闰正月以前漂没兵粮坐船七只······将领三员、水手二百五十九人尽行漂散，不知去向。”

3月，太宗遣户部参政硕詹往朝鲜安州督催领运水师五千名、解米一万包，限4月15日前速令起行。又命洪尼喀库礼率三十人与朝鲜水师将领同舟引道而行至旅顺口，限4月25日船只俱到大凌河、小凌河口。

由此可见，皇太极并非看中朝鲜军的军事价值，而是想以朝鲜军助为声势，吸引明朝的注意。4月17日，朝鲜总兵林庆业等率兵五千、船一百一十五艘，载米一万包起行。

皇太极对朝鲜推委出兵的处理是相对宽容的，并且并不在乎朝鲜出兵的具体人数及其在战场上的作用。清朝执意征兵于朝鲜实际上是以政治目的为主。

另一方面，清朝希望通过朝鲜出兵助战使明朝生恨于朝鲜，从而彻底断绝朝鲜与明朝的暗通往来和对明朝仍抱有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