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非洲殖民地的城市建设面临哪些问题？

殖民主义城市建设遭遇瓶颈

布鲁内尔是一位大地主，也是市政委员会的积极成员，他的反应代表了欧洲商人的典型立场。一方面，他呼吁更明确地界定白人区和黑人区。另一方面，他反对把非洲人完全驱逐出非建筑区，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当地一些贸易的转移。

最后，身为该城市首领、莫罗·纳巴手下部长、天主教的忠实信仰者以及比尔巴洛格区领导人的巴洛恩纳巴为瓦加人以及受驱逐最严重社区的人们发声。他的建议得到了天主教传教会的支持，天主教传教会对殖民当局的提议怀有极大的敌意，因为驱逐非洲人有可能使在他控制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社区脱离他的权威。

反对的激烈程度、资金的缺乏以及1932年卫生部的消失证明了巴洛恩纳巴提议的合理性。克洛西奇亚总督于1939年拟订了《科特迪瓦经济和社会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每个区域按紧急次序列出所有领域的可以达成的成就。负责上科特迪瓦新区（1937-1940）的行政长官卢沃提议开发瓦加杜古。

非建筑区的建立遵循了殖民地医生的建议，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都采纳了这个建议。然而，推荐的安全距离从尼日利亚总督卢加德勋爵的275米到本世纪初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创始人威廉·辛普森爵士的400米不等。20世纪30年代，巴勒斯坦海法市的一个发展项目里甚至提出了3公里的距离，这表明这些医疗建议十分武断。

皮尔特拉的计划是一项城市发展规划，而不仅仅只是一项单纯的住宅区的计划，因为它对瓦加杜古将来的扩建作了预估。最早的为法属西非一些城市设计的整体性规划可追溯到1928年9月29日颁发的法令，在此法令中，公共领域的监管和公益性地役的观念出现在城市的发展和扩张计划中 。

私人住宅的兴起

私人住宅开始受到卫生、美学、公共安全要求的约束。城市建设是以实现白人区和黑人区之间更好的整体化协调为目标的，从而可以为非洲人区提供更为宽广的公共空间城市最好是建立在星形或扇形的基础上，在构成星形的主要道路两侧，以类似棋盘的格式将土著人的村庄恰如其分地分布。

公共道路的方向部分取决于风的方向。土著居民日常居住和活动的区域(学校、诊所、医院、运动场)可以建在偏远地区以及靠近土著人民村庄地方从卫生角度来看，在土著人街区，一个通风的广场简直就相当于整个城市肺部。在发展计划中，我们每个街区都将有这样一个地方。

这个项目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主要城市建设会议所提倡的殖民主义和国际城市规划的一般原则在殖民行政部门的渗透。在1931年万森纳博览会中，殖民地城市规划大会总结了帝国各个地区的城市规划实践，并重点强调了卫生在殖民地城市空间规划中的决定性作用。

1931年殖民地城市规划大会的所有与会者都明确重申了住宅区分离的好处，只有荷兰及荷属印度群岛的代表，科恩•斯图尔特敢于对这种殖民城市空间的隔离规划提出质疑，他认为这种建构属于另一个时代。与此同时，国际现代建筑大会的理念于1928年提出，1933年在雅典正式形成，形成了雅典宪章，雅典宪章的核心思想是空间的功能划分系统化。

这使在此之后的城市规划出现了变化：1940年出现了连接城市功能单元的分级道路网络和各种公共场所。但1940年8月4日，由于另一个殖民地的政治问题，卢沃被另一个行政长官所代替，该行政长官以批评甚至拒绝这一城市规划的实行为乐。事实上，瓦加杜古战后的城市建设与这种卫生和殖民主义的城市概念相去甚远。

20世纪40年代，该城市的白人区在城市东西方向以赫斯林大道、市场大道、市场、武器广场为标志的主轴线上缩小。非洲人的密集居住带一般分布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有些也会出现在北部。在南部，非洲人的聚居地已经完全包围了欧洲商业中心周边的未建设区。在城市的东部和西南部，几个不那么密集、被田野隔开的莫西贵族街区围绕着莫罗·纳巴的宫殿分布。

1950年左右，这些地区共有5000名居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些社区已大大扩大，在医院和军营后面形成了一个连续的住宅群，两条河流成为了这个广阔地区的东西边界。1943年，科特迪瓦的地形测量部要求建立一个土著住宅区，以容纳城市北部地区的居民，以便开始车站的建设，于是，城市北部的医院和军营北部的整个地区都被清理干净，为车站腾出了空间。

事实上，在开发之前，新住宅区已经有人居住，且在逃离途中有一些人在比尔巴洛格村停了下来，同时，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不想定居在一个整齐划一的住宅区，只有少数人搬进了指定的住宅区。但是直到1954年才有铁路线从瓦加杜古经过，瓦加杜古城内唯一一次大规模城市的搬迁使城市北部地区空置了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