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 郑和死，红蕃出，大航海时代的大明之三：大明开国第一战

作者群主飞龙。

全文共9139字，配图32幅，阅读需要19分钟。原文曾于2020年3月31日首发，2020年10月19日重发，2023年9月23日再发，内容略有增删改。

接上期

有意思的是，大航海时代早期的大明王朝和西欧葡萄牙人，正处在两个在位时间很接近的君主的统治下。统治葡萄牙的是曼努埃尔一世，他的绰号是“幸运儿”，这个绰号的来历很简单，因为曼努埃尔是由于意外才当上的国王，而且一登基就迎来了葡萄牙东方贸易帝国的全面兴盛。

图1. 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

图2.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

曼努埃尔一世的良好开局很大程度来自于其前任——若昂二世的努力，若昂二世绰号“完美君主”，1481至1495年为葡萄牙国王，在位14年，曼努埃尔一世则出生于1469年，1495年继承若昂二世的葡萄牙王位，至1521年12月13日52岁时逝世，在位26年。

图3. 位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葡萄牙航海先驱塑像，手捧帆船的领先者是亨利王子

无独有偶，大明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也在1521年3月驾崩。朱厚照出生于1491年，也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前一年。1505年，年仅14岁的朱厚照继承了明孝宗朱佑樘的皇位，等到曼努埃尔一世的特使托梅·佩雷斯终于1520年抵达南京见到朱厚照时，朱厚照的年纪也不过30岁，正应该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图4. 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婚礼，曼努埃尔结了三次婚，分别是在1497年、1500年和1518年

佩雷斯在其中文翻译火者亚三的帮助下，试图向朱厚照申请获得在大明国土上的逗留权和贸易权，朱厚照并未当场表态，而是将葡萄牙人一行带往北京，试图进一步交流，以了解这伙主动上门请求“朝贡”的新增番邦到底是什么来头。

明代文献借用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称谓“法兰西斯克”，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又因为葡萄牙船队以满剌加为据点，大明一度认为此“佛郎机”国“近满剌加”。

这一细节很值得玩味，这说明即便经历了大明开国之初七下西洋的壮举，时隔百年后的大明朝对西洋以外的局势变迁并无特别的关注。在一直只关注陆权的中原王朝看来，那些海外的蕞尔小邦无关紧要，或至少是无足轻重的。中原王朝两千多年来只面临过北方蒙古高原、西方青藏高原的强邻压境，而东方和南方的大海上除了偶有化外之民的海盗式骚扰，从未经历过巨大的入侵威胁。

图5. 大明第十位皇帝朱厚照，在位16年，年仅31岁崩，如果他在位，葡人兴许还有点机会，至少朱厚照并没有立即就处置了葡人，并且暂时压制了朝堂内对葡人的抗拒情绪

可惜的是，对与葡萄牙人开展交往展示出兴趣的明武宗朱厚照在仅仅数月后就突然驾崩，时年仅31岁。葡萄牙人试图介入当时中外之间的“朝贡式贸易”，分薄原有的贸易蛋糕之举，立即遭到了从大明王廷到其他番邦的一致抵触，各方都欲驱之而后快！

图6. 大明第十一位皇帝明世宗朱厚熜，与朱厚照同属“厚”字辈，年号嘉靖，嘉靖晚期与严嵩、徐阶的故事为人熟知，且多次被拍摄为电视剧，本照片中即为电视剧照中的嘉靖帝

1521年3月，因武宗朱厚照无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时年14岁的兴王世子朱厚熜承统，继位为嘉靖皇帝。因为当时的嘉靖帝太年幼，皇太后出来清理先朝乱政，适逢御史丘道隆上奏，以大明敕封之国“满剌加”被“佛郎机国”吞并，并“邀求封贡”为由，要求处置。

同样的一件事，以不同的口吻语气讲述出来，效果大为不同。年幼的嘉靖帝被教育必须信奉传统礼教，如果大臣们认为葡萄牙人“违反规则”，那么根基不稳的嘉靖没有理由硬要包庇葡萄牙人。因此，在满朝大臣的怂恿下，嘉靖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禁止他们来华朝贡，并要求葡人必须退出满剌加。佩雷斯等人被逐出北京城，送至广东关押，葡人的翻译火者亚三更是被以“冒充使节”罪名处死。

图7. 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像

图8. 描绘东西方第一次大海战：第乌海战的彩绘，左侧三角帆是印度阿拉伯联军，右侧是西式海船但悬挂海盗旗，在第乌海战中获胜，让欧洲人获得了对抗东方舰队和国家的心理优势，葡萄牙人雄心勃勃地想要改写东方海洋上的贸易规则和利益分配方式

如此处置，在一众早就被七下西洋的郑和大舰队整怕了的东南亚小国面前没什么大问题，反正斩使杀降立威的事之前也没少干，但在刚从欧洲开着欧式大帆船来到东亚，并曾在第乌海战击败印度-阿拉伯联军、又已攻占马六甲城10年之久的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人看来，这种行为就意味着战争！

中国史料记载，嘉靖命令广东“敕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此时，明廷派驻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为张嵿，“世宗即位，命以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

随后便是聊聊数语记录了随后而来的东西方首次海上战斗：

“……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剽劫满剌加诸国，复率其属疎世利等拥五舟破巴西国，遂入寇新会。嵿遣将出海擒之，获其二舟，贼乃遁”。

这段略显晦涩的古文出现了一些陌生的国名和人名，由于年代久远，中葡双方史料对人名、时间的记载又有明显差异，寻求历史真相就成了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以下的记述和考证虽然比对了多方资料，但仍可能存在错漏。

图9. 深圳中山公园内的汪鋐像

史料中提及的“右都御史”就是时年56岁的海道副使汪鋐，而当时葡萄牙人驻马六甲舰队司令是麦罗·哥丁霍，《明世宗实录》和《明史》中将此人的名字记录为“末儿丁·甫恩·多灭儿”，按照现代译法也可以称为马蒂姆·阿方索·梅洛·戈丁霍。

图10. 葡萄牙大帆船具备很高的艏艉楼，可抗风浪，较低的中部船体又便于装载货物，多层软帆便于吃风，这张画作中的表现的是哥伦布指挥的三艘往西探测新大陆的帆船

哥丁霍的手下有两名大将迪奥戈·多·灭儿及别都卢·奥门，“佛郎机国人别都卢”指的应该就是这个佩德罗·赫尔曼。另外一名属下“疎世利”存在争议，因为葡方资料并无记载此人，只有别都卢的座舰“Syseiro”与其音近，难不成是把旗舰的名字误认为是属下的名字，这个谜团可能需要更多资料才能解开。

早在1513年，就有一位试图登上中华大地的葡萄牙人若热·阿尔瓦雷斯。

葡萄牙史料记载，阿尔瓦雷斯于1513年5月奉葡萄牙驻印度总督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之命从马六甲出发，搭乘一艘中国式沙船前往广州。六月，他们抵达珠江口外海域试图登陆，但当地官员根据惯例禁止他上岸，阿尔瓦雷斯只能在船上与当地商人私下交易了货物。

图11. 中国式帆船通常为三座桅杆，使用单层硬帆，虽操作便捷，但抗浪性和吃风效率不及西式帆船，个头也小

关于阿尔瓦雷斯试图登陆的地点一直存有争议，澳门人认为阿尔瓦雷斯的首登陆点在澳门妈祖庙前方，是澳门开埠第一人。阿尔瓦雷斯在1514年离开珠江口海域前，偷偷登上了屯门澳竖立了一座葡萄牙探险家专用的带有葡萄牙王室纹章的发现碑，也有人认为他是在香港的屯门登陆，当时亦立有石柱以资纪念，现已不存。

在探险的最后阶段，阿尔瓦雷斯之子因水土不服病死，阿尔瓦雷斯将其埋葬在发现石柱之下。1521年6月，当阿尔瓦雷斯和他的朋友柯罗等人再次航抵屯门澳后，也于7月7日病故，柯罗遂将他也葬于他所树立的标柱之下。

图12. 发现碑原本竖立于澳门殷皇子国立中学，即今澳门理工学院门口的对出空地。后来到校舍清拆时，石碑被移至苏亚利斯博士大马路。但由于该处位置较为隐蔽，不易被游客发现，且周围停放不少居民的车辆，失去了历史纪念碑应有的庄严性。2006年10月，澳门政府又将该纪念碑重新安放在区华利前地的欧维士像右侧的一处空地

图13. 现位于澳门南湾的阿尔瓦雷斯雕像及其背后的发现者石柱

阿尔瓦雷斯的到来，标志着欧洲人可以驾驶着自己的海船从遥远的欧洲直接航行抵达东亚的海岸，之前数千年的海上交往史中，虽然也有欧洲人曾来到中国，但是他们只能先走陆路来到印度洋海岸，再搭乘阿拉伯人、印度人或中国人的海船作为乘客前来。

欧洲人的直接到来是对东亚海域传统势力的重新洗牌，而且这一次随着欧洲人在兵器和战术上取得突破性优势，他们不再甘于仅仅充当一个商人，而是要打破传统的亚洲贸易规则。就在不到5年前的1509年2月，葡萄牙人在印度次大陆西海岸的第乌击败了印度和阿拉伯人的海上联军，夺取了印度洋的制海权，震动了南亚诸国，而且这种冲击力即将影响到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大明。

图14. 画作：荷兰殖民者在菲律宾的海港，除了中间一艘西式大帆船外，还可见中国式硬帆船和菲律宾特色“螃蟹船”

1516年，葡萄牙人拉斐尔·佩雷斯特罗获得马六甲官员的准许，搭乘一艘中国式帆船前往中国，他虽然从中国搜集的信息并不多也不准确，但却给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带去了错误的感觉，认为大明也是一推就倒的弱鸡，只需要几条船几百人放几炮就能唬住。

1517年，一支由九艘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葡萄牙马六甲舰队司令费尔南·安德烈的率领下来到广东，他们设法取得了大明地方官员的信任，船队中有6条船获准在屯门下碇停泊，随船前来的还有那个倒霉的葡萄牙特使托梅·佩雷斯。

1518年，又有几艘葡萄牙人的帆船在费尔南的弟弟西蒙·安德烈的指挥下来到了屯门，开始兴建西式房屋，构筑西式炮台，俨然一副建立欧洲人殖民地之势。

这个资料来源于瑞典史学家龙斯泰所著《早期澳门史》，其中记载到：

“1518年，西蒙率领一艘大船和三艘中国式帆船到达该港”。

也有资料记录，西蒙在1519年8月率领四艘西式大帆船来到广东沿海。这次西蒙企图直驶广州，遭到大明水师的拦截，不得不又退回了屯门。西蒙指挥葡萄牙人赶走了中国商人，开始修筑工事，建造炮台、堡垒和哨所，还掳掠了不少船员。

《早期澳门史》中记载到：

“西芒的性格是贪婪、偏执和专横的。这种性格使他乐于支持强盗、绑架者和各类邪恶行为。他建造了一座堡垒，完工时僭称对该地拥有主权。他擅自判处一名水手死刑，并付诸执行。这一公开的敌意行动，及拒绝撤离该岛，使他恶贯满盈。一队明朝士兵围攻这座堡垒。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飚起，西芒将会死于饥饿。他利用这个时机，带着三艘船逃跑了。”

有学者考证认为，文中所称的该岛“屯门岛”，也可能是今香港的大屿山岛。

图15. 早期欧洲棱堡，具有占地面积小，射界开阔，易守难攻的优点，由于守兵少而精，消耗也少，可长期坚持

图16. 另一座发育完整的棱堡图片，这个几乎对称的棱堡已具备许多居民区

葡萄牙人对西蒙这种做法的托辞是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的海盗，不得不建立小规模的防御工事，但这些明显“侵犯主权”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大明王朝中央的强烈反弹。大明地方政府就下令严禁中国人与葡萄牙商船接触，一旦在中国沿海发现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只，就可以就地击毁。几艘带有葡萄牙人的暹罗商船也曾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

1520年9月，西蒙携带大批掠夺品和准备贩卖的中国儿童驾驶两条帆船离开屯门，关于西蒙的结局有多种说法，中国史料宣称将其俘虏处死，但葡方记载西蒙于1521年返回了马六甲，改由迪耶哥·卡尔佛率领两艘帆船返回屯门，接任此地的葡萄牙人首领。

图17. 欧洲人描绘的明朝人形象，左边的女人梳着高高的发髻，中间的男人身着长袍留着长须，最右侧是郑成功手下著名的“铁人军”，即重甲部队

图18. 中国式帆船彩绘图，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极其发达，明朝七下西洋后反而转向闭关锁国，海外贸易易手

图19. 画作：中国式帆船，特点是单层多桅的硬帆，而且一般喜欢在船头画上鱼眼，寓意能够躲避风浪和危险

1521年，驱逐在屯门“非法拘留”的葡萄牙人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东按察使、海道副使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没有军事履历，但尽心尽力的开展了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了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一面又从附近的乡里招募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

汪鋐经过调查对于葡萄牙人的实力有一定的认识。葡萄牙战舰往往由二百多人撑驾，配有三十多门火铳，大的一千多斤、中等的五百多斤、小的一百五十斤，而且火力惊人。当时明朝称为“佛郎机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伸出船体两侧的四十多枝橹，从远处看像极了蜈蚣，所以他又称这些船为“蜈蚣船”。

由于明朝长期奉行只守海岸线的海防策略，水师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普遍缺乏大规模出海作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缺乏必要的训练，只能依靠数量的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

由于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军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能派往中国的人数和船只都非常稀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适合近海航行的桨帆船，并雇佣东南亚和印度的土著作为划桨手。也有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并雇佣南洋本地人甚至华人作为船员的情况。这样一来，每艘葡萄牙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萄牙人往往只在数人到十几人不等。

图20. 1494年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确定的子午分界线，规定了最早的殖民者——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各自的地盘，大西洋中线以东包括南亚和东亚都被划给了葡萄牙，然而这种脆弱的分界线并不能捆绑住西班牙人或其他殖民者的手脚

此时，葡萄牙人占据屯门岛至少已有三年多。

1521年的4、5月间，屯门葡萄牙人的新任指挥官迪耶哥·卡尔佛亦试图在屯门和广州之间进行贸易。广东按察使兼海道副使汪鋐采取先礼后兵之策，先对葡萄牙人宣诏令其尽快离去，未果后率领50艘大明战船，对屯门发动了军事驱逐。

迪耶哥率领的两条增援的帆船大约在3月间抵达了屯门，当年4月，正德帝朱厚照崩，未几，“驱逐葡人”的命令就到达了广州，大明地方官将逗留在广州城内的瓦斯科·科尔沃等一行葡人拘捕。5月，大明水师开始围困屯门的葡萄牙船队。

6月27日，杜瓦尔特·科尔奥率领两艘中国式帆船抵达屯门增援，使得葡萄牙人的船数达到了5艘，后来又有雷戈率两艘船从马六甲前来屯门增援。关于屯门之战时期的葡萄牙舰队具体数量，一直存疑。

图21. 本作反应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一艘中国式帆船被英舰击中爆炸的悲惨场景

图22. 葡萄牙人带来的理念先进的后装可快速替换弹药的“佛郎机”火炮

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就成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战中的西方海军战舰。与很多人想象的西式大帆船与传统中国船舶较量的场面不同，第一次的中西方交战还是大量发生在中国式帆船之间。

但在此时，葡萄牙人装备着性能远比明朝火器先进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尤其前者是可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均胜于明军火器一筹。可以认为此战是东西方火器技术出现显著差异后的第一次交手。

关于双方的武器差异，我们可以从同时代发生的战争来窥见一斑。1532年，征服印加王国的西班牙人皮萨罗装备有全套铁甲，手持长剑和火绳枪，正处在冷热兵器同时装备的阶段。由于印加人仍处在奴隶社会阶段，连金属兵器和驯化的马都没有，被皮萨罗连哄带吓“斩了首”，击毙末代印加王阿塔瓦尔帕而最终灭亡。

图23. 1532年西班牙人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的场景描绘，可见西班牙人着欧洲式板甲，骑高头大马的形象

图24. 明朝火器图，注意下方的两种火铳要到葡萄牙人入侵后才仿制成功，在明代早期一般只有突火枪之类的简单的筒形火器，发射的也不是单发枪弹而是填充的铁砂，主要伤人方式是“喷你一脸”而不是“打你一枪”

大明方面此时的记载比较含糊，一般认为只有早期较为原始的火器，如三眼火铳和前膛装填的火炮，射程近威力小，三眼铳实际射程只有十几米，本质上还是一种近战武器，即在逼近敌人时先点燃三眼铳，以密布的铁砂实施面打击，然后将其当作狼牙棒或带柄铁锤使用。后世更为人熟悉的鸟枪要在与葡萄牙人的战斗之后才仿制成功。

图25. 明军使用三眼铳的标准动作，右手夹持，左手控方向，右手用火绳点燃，射击距离很近

图26. 1520-1540年征服印加的西班牙士兵，可见长剑、盾牌、板甲和棉甲混搭，火绳枪也成为欧洲士兵的标配

但是，经历了漫长的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拥有多年的海上作战经验，操船和火器操作都相当熟练。而实施海禁已近百年的明朝水师则缺乏历练，经常对沿海的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战斗力无法同海上新霸主葡萄牙人匹敌。

为了对付这些战斗力惊人的葡萄牙人，汪鋐命令巡检何儒买通葡萄牙舰队上的华人杨三、戴明，一来提供葡萄牙舰队的准确实力，二来也帮助仿制威力强大的“佛郎机铳”。

1521年6月，汪鋐下令进攻屯门岛，当时仿造的佛郎机铳还没有到位，明军只能使用老式大炮参战，结果在海战中频频失利，不得不下令暂时围困不攻。同时，汪鋐根据葡萄牙战舰的形制，改装了缩小版的“蜈蚣船”，由杨三、戴明仿制的佛郎机铳也终于装备到明军战船上，明军战力大增。

在经历了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史料记载，汪鋐使用了火攻法，将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趁风吹去。同时派出水性好的兵士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葡萄牙人的大船凿穿，最后指挥军士跳帮厮杀。

除了海战，另一路从九迳山包抄的明军也杀到了屯门岛上，水陆并进。此时的葡萄牙守军补给匮乏，弹药告急。在明军最后一次总攻开始后，葡萄牙人损失了一艘帆船，决定将剩余的葡人集合在仅存的三艘船上拼死突围。

1521年9月7日，残余的屯门葡萄牙舰队启航南逃，他们利用风暴突破了明朝水师的封锁，回到了马六甲。

图27. 纪念馆中的屯门海战场景图，可以看到在明军的中国式帆船甲板上也有许多的“佛郎机铳”，但明军士兵仍然大量装备冷兵器

图28. 画作：葡萄牙人使用“佛郎机”进行海岸防御和海战的情景，可以看到士兵手持装填了弹药的子铳，可实现独立装填和快速发射

图29. 现代画作：1571年勒班托大海战场景图，基督教舰队的常见装备可能与50年前的屯门之战差不多，更偏重使用火器，其对手穆斯林舰队更喜欢使用弓弩

图30. 从葡萄牙传入的“弗朗机”，一直被使用到明末清初，并在明末抗清战斗中多次证明了自身的实力

这就是中葡之间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史称“屯门之役”，意为收复屯门之战。据记载，葡萄牙方被俘达110人，仅三条船侥幸逃走。被押解到广州的俘虏和葡萄牙使者佩雷斯等人被分别关押，接受明朝官员长时间的审问，一些人遭受到了狱方的酷刑虐待，先后毙命。

不过，鉴于葡萄牙人最终成功突围，而且有3条船之多，有可能带走了所有的欧洲葡萄牙人，而留下为葡方效力的一些南亚水手或华人水手，所以这些葡方俘虏很可能是汉奸或助力葡人侵占大明领土的帮凶，遭到处决也有一定的理由。

明朝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赢的并不轻松。在屯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东亚临时购买的，他们依靠武器优势与丰富的经验依然给明朝军队不小的心理打击。

图31. 与葡萄牙人交战的明军主力战舰——尖尾广式兵船

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而此次战役背后真正值得思考的诸多文化与制度因素，却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所忽视了。

表面上看，中西方文化冲突似乎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佩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朱厚照敬献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国书后就发现，明朝官员的翻译版本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

屯门海战的失败并没有让葡萄牙人放弃对中国贸易权及市场的追求。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在末儿丁的亲自指挥下又来到了广州。

图32. 早期的澳门城地图，可见位于海岬的西式军事堡垒

-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