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蒙古人在清朝灭亡之际，拥兵十万，准备迎接溥仪来西安当皇帝

古来很多文人名臣以“文忠”为谥号，如欧阳修、苏轼、张居正、索尼、傅恒、林则徐、李鸿章……代表着本人卓越的文才与对国民突出的贡献。不过，有一位谥号也为“文忠”的蒙古人，却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洪流中固守地“愚忠”，最后只被逊位的溥仪皇帝象征性地赠了这一谥号。

这位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文忠”大臣，全名叫作多罗特.升允。

升允在溥仪皇帝即位之初，已经做过了巡抚、总督等重要官职，宣统元年的时候，新思想不断冲击着守旧的清朝大地，想要立宪的国人呼声极高，一向忠义的升允决然反对立宪、坚持守护清朝皇帝的龙椅。

武昌起义爆发后，升允坐立难安，他打算尽心竭力、以陕西为突破口，把眼看着就要滑下龙椅的皇帝再度推上去。

于是，他率兵十万，在陕西一带大开战火，打着“勤王”的名号，意图控制西部，给穷途末路的溥仪争取开辟出一块儿“西域小王朝”来。

升允打得一手好算盘，西安是千年古都，又离北京甚远，西面北面所临靠的少数民族各部同满蒙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他真的控制了西部疆域，那么即便皇帝被立宪派赶下天子的宝座，也可以马上以西安为都、在陕西迎立皇帝继续走封建帝制的路线。为了这个目的，升允打了大大小小几十场仗，攻下了十多座城，控制全陕胜利在望。

然而，正在升允觉得望到曙光的时候，一道晴天霹雳落了下来。——溥仪皇帝在北京宣布退位了。

急红了眼的升允只觉自己一生心系清廷的热血无处安放，竟明知清朝已逝，还不愿放下执念，不停杀害战俘与革命人。他手下的许多兵士看清了形势，不愿再听升允命令，升允无奈，这才放弃了建立西部小朝廷的路线。

第二年，升允煞费苦心地策动蒙古“勤王”，没有成功，转头投靠了日本，想凭借日本的势力帮自己实现复辟的愿望。升允从日本“学习”归国后，找到了前恭亲王奕訢的孙子溥伟，还有清初皇帝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十世孙善耆，携手两人继行复辟之事。

1913年，听闻张勋在奔走复辟，升允忙给张勋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书信，云：“弟知公忠义过人，此得恭邸（指溥伟）书，又盛称之。然则公其当代之伟人……”赞张勋“忠义过人”，是“当代之伟人”。

这次张勋的复辟活动很快被扼杀。升允的一个伙伴溥伟联络张勋的时候，另一个伙伴善耆也没闲着。善耆和日本人一起在国内建立了间谍军，还妄图煽动蒙古公爵起兵策应他们，一起搅乱国政。善耆甚至把自己的亲闺女都送进了日本间谍军，这名被生父推向深渊的中国姑娘名叫金璧辉，正是后来无人不知的川岛芳子。

长期奔走的劳苦早已令升允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病恹恹的他也再无力气去践行自己的“大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数日，升允病故于天津的日本租界内。已经退位的溥仪皇帝惊闻，赠了他“文忠”的谥号；升允的女婿溥儒给他写了一篇悲恸的《神道碑》，文中把升允比作诸葛亮，说“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认为升允的复辟未成，和诸葛亮北伐未成一样，是忠义的表现。

在当时的日本，东渡的清朝遗老间曾传颂着一首升允作的五绝诗，诗曰：“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如果不是生逢末世，也许“复辟恶臣”升允的官运人生又是另一番光景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