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的正面和负面评价(东林党的正面和负面评价)

东林党的正面和负面评价，东林党既是一起历史事件，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虽然发生在晚明时期，但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许多年来，学界一直把它视为明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备加关注，有关撰述也络绎不绝。推崇它的赞誉为文化盛举，诋毁它的斥责为讽议朝政。正面评价吴伟逸的文章认为：东林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说他们的悲剧命运是咎由自取，不符合实情。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士大夫的耿直、勇敢、刚毅，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却万古流芳，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的瑰宝，是值得后人敬仰的。《晚明激烈党争中的东林党》一文认为：从表面看来，似是由于正直一派官员操之过急，以及除恶务尽的策略错误导致失败，故后人有批评指责东林官员对于明王朝的灭亡，似乎他们与阉党负有同样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东林党一方的所作所为，则比较符合社会进步的要求，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对贵族大地主独裁专权和邪恶一派的斗争，具有积极意义。《明代政治史》认为：从主观上说，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相反，诸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邓泽森的文章称：有的论著在辨析东林党着意政治改革时，持论似有失偏颇，认为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对上述两次改革客观条件差异性的认识。接着，又说：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毁灭，但是他们仍以式的悲壮殉难，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他们为民的义举和不畏**的抗争精神，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刘泽华主编的《我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卷》认为：东林党作为士人政治群体，是富于理想，能坚持原则又颇有牺牲精神的，他们继承了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朱义禄《儒家思想人格与我国文化》认为：真正从群体自觉角度继承东汉士人的，是明末东林党人，他们高扬群善的精神，以善恶来界分君子与小人，始终重视气节，堪称人格道德上的楷模，他们舍身救世，视死如归的崇高人格，却是耸立在神州大地的丰碑。夏维中的文章也认为：东林党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堪称道德楷模。作为一个群体，这种知行合一的品格，在明末实属凤毛麟角，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少见。负面评价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称：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剑桥我国明代史》并不承认东林党人主张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该书说：东林支持者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东林党新论》称：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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