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隐面人》中揭示,东德的情报部门在苏东阵营首屈一指,渗透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窃取机密颇有成...
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隐面人》中揭示,东德的情报部门在苏东阵营首屈一指,渗透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窃取机密颇有成效,唯独以色列几乎无法渗透进去,沃尔夫盛赞以色列社会组织严密,情报工作出色。
以色列特拉维夫,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很多游客到此后,都会按捺不住猎奇之心,试图观摩世界最神秘的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办公大楼。热衷探秘的网友,也会乐此不疲地用谷歌地图寻找其总部——可这并非易事。
以色列特拉维夫
在特拉维夫北郊的临海之地,格利罗特高速路的会合点旁边,有一处神秘的建筑群,被公路和农田所包围,据说它就是摩萨德总部,周边环境的氛围倒与摩萨德的气质颇为吻合。记者帕特里克·泰勒经过多年秘访,声称此处就是摩萨德所在地,不过这只是不确切的一家之言。总之,找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地址不费吹灰之力,欲知道摩萨德总部的准确位置却难如登天,这更给此机构平添了神秘色彩。
作为中东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就长期在刀丛和枪林中过日子,艰险的地缘政治铸就了以色列的“铁血性格”。一方面全民皆兵,适龄男女皆须服兵役、接受军事训练以保障国家生存;一方面他们坚持“以血还血”的报复原则换取国家安全。以色列非常注重军事和情报体系的建设,军事是立国之公开基石,情报则是安邦的隐秘支柱,两者相辅相成,不分伯仲。
情报工作是以色列的一面镜子,很能折射出这个犹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点。
▍谁是摩萨德?
摩萨德本身就是传奇,关于它的离奇故事传播已久,无需经过太多文艺加工,搬上银幕就是扣人心弦的电影。但摩萨德绝非神话,它也有失手之时,它是由凡人组成的情报机构,只不过它集纳众家之长,是融入民族特色打造出来独具一格的犹太情报机关。
近些年摩萨德已不如从前神秘,它也有了自己的官网,网站的基调散发着一股“007”气质。网站上引用了两位名人的名言,试图打动青年才俊加入自己的事业,分别是总统西蒙·佩雷斯的“没有想象力的人不可能创造出非凡的事情”,和开国总理本·古里安的“历史不是被写的,是被创造的”。摩萨德的徽章颇像三双伸展出去的手臂,意味着无处不在与强大力量,它的座右铭刻在徽章上,取自《圣经旧约》的“箴言篇”,早期为“从事战争需要智谋”,现已改成:“无谋则国衰败,足智则民安居。”座右铭充分说明摩萨德反对“蛮干”,格外注重“智谋”,推崇知识与技术。
摩萨德徽章
以色列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体系,它由众多情报机关组成。最主要的有负责国内情报的国家安全局——辛贝特,职责主要是国内反间谍、反恐怖主义;负责军事类情报的军事情报局——阿穆恩,主要是搜集与分析周边国家军事信息,指导空军情报部、海军情报部等分支机构的工作;外交部政治研究中心,负责国际政治情报的搜索与国际形势的评估,为外交决策提供参考。当然,各情报机构中的精华组织就是以“摩萨德”名称闻名全球的“情报与特别行动局”,摩萨德是它的希伯来语名字,意为机构或协会。摩萨德的主要职责是搜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军事情报,掌握世界主要大国的军政动向,对新特工实施谍报训练,为其它情报机关培训员工,同时肩负在海外执行特别任务的使命。
世界大国的著名情报机构,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拥有2万多员工,摩萨德跟它们比起来颇为“短小精悍”,估计只有1200至1500人,大多数在总部从事情报分析工作,在海外设有规模不等的联络站。规模虽小,但并不妨碍摩萨德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情报机关。
从1949年12月建立的那天起,摩萨德就渐渐融入了英、法、苏、美情报机关的特点。二战时,创始人及首任局长鲁文·希洛充当犹太人情报组与英国的联络人,他深受英式贵族作风影响,喜欢秘密策划,酷爱外交大战略,推崇谍报工作的浪漫化。第二任局长伊塞·哈雷尔出生于今天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他的个人经历给摩萨德带来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文化,提倡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灌输集体主义精神,追求权力集中提升效率。梅厄·阿米特当第三任局长时则推崇“美国范儿”,重视高新科技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后来担任过总理的伊扎克·沙米尔和西蒙·佩雷斯,因早年有法式情报工作的履历,又为整个情报体系引入不少 “法式谍报”令人眼花缭乱的迷惑技法。
摩萨德的色情女间谍多次创造奇迹不假,可外界着实有些误解,摩萨德并不会强迫女特工去从事色情任务。如果必须要通过性引诱或性讹诈达到目的,它通常会委托妓女,而这些以色列妓女往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执行任务时她们并不知道详情。摩萨德在使用男特工方面就开放得多,他们有些人英俊潇洒,魅力四射,很容易就跟女猎物建立亲密关系,获得有价值的情报。
以色列情报单位开展工作其实比美国情报机构更容易,美国人有“防范政府”的传统,作风较为自由散漫,尤其文艺界和新闻界对以“秘密原则”活动的情报机关多不理解,常抱以敌视态度。以色列在血与火中诞生,长期以来生存与安全成为首要目标,千年流亡史使得民众的国家认同度极高,对情报系统的工作相当理解。冷战期间,每当西方情报部门遭遇搞不定的情况时,向摩萨德求助往往能收到奇效。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外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隐面人》中揭示,东德的情报部门在苏东阵营首屈一指,渗透西方各国政府和议会窃取机密颇有成效,唯独以色列几乎无法渗透进去,沃尔夫盛赞以色列社会组织严密,情报工作出色。
摩萨德的主业其实是搜集和分析情报,不过屡屡使它扬名海外的,当属它的海外“特别行动”。大致包括两方面:一、为国家利益执行特殊任务;二、针对危害以色列国家安全、民众生命的恐怖组织及个人施展清除、刺杀、绑架、爆破等计划,是以色列“以血还血”原则在情报领域的体现。
▍偷天换日运快艇
1962年,苏联为巩固自己在中东的势力以抗衡美国,向以色列的死敌埃及出售了一批导弹快艇,使得双方的海上军力失衡。以色列国土狭长,西临地中海,人口稠密的大城市皆在敌人的射程范围之内。
摩萨德在埃及的特工把消息传回国内,时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的西蒙·佩雷斯受总理古里安之托,紧急秘密飞赴还未建交的西德,请求阿登纳总理协助,为以色列设计和制造更为先进的导弹快艇,以压制埃及的海上优势。经过一番周折,双方签署协定,西德同意为以色列秘密制造12艘导弹快艇,6年内全部交付。
原以为万事大吉,孰料两年多后,西德刚完成3艘快艇订单,秘密协定就被《纽约时报》抖了出来,在阿拉伯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引发对西德的抗议大潮。阿拉伯国家掌控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也拥有广阔的市场,西德害怕它们施加经济报复,被迫公开宣布终止造艇协定。不过,德以两方暗度陈仓,达成新的秘密协定,由西德提供设计图纸,在法国瑟堡造船厂继续为以色列生产导弹快艇。
临近1967年6月,阿以冲突愈演愈烈,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在其它阿拉伯国家支持下,准备对以色列动手,结果6月5日以色列先发制人,发起第三次中东战争。由于情报工作相当扎实,仅六天以色列就彻底击败阿拉伯国家联军,叙、埃、约三国空军损失惨重,尤其是埃及战斗机,绝大部分还未起飞就被以军摧毁。
在战争爆发前,瑟堡造船厂又交付了4艘导弹快艇,但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双方关系开始恶化。当年12月,以军再次突袭黎巴嫩的贝鲁特机场,摧毁了多架阿拉伯国家的民航飞机,进一步惹怒戴高乐,他不愿听摩萨德的“不反击将亡国”等解释,出台了更严厉的制裁措施,不仅对以全面武器禁运,已经签过订单的武器也将不准交付,剩余的5艘导弹快艇自然也在被禁之列。
强化海军的计划眼看泡汤,而且当时以色列已在战争中损失了几艘舰艇,急需补充新舰,总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会同阿穆恩、辛贝特、摩萨德三大情报机构局长开会磋商对策。最终摩萨德局长阿米特提出方案——既然不能正常交货,干脆把剩余的5艘快艇“偷”回来。偷艇计划被称为“诺亚方舟行动”,可见当时这些导弹快艇对以色列国家生存的重要性。
以色列“诺亚方舟行动”
1968年春,以色列军方通知瑟堡造船厂老板弗利克斯,既然交易无法完成,那么以方希望船厂把5艘快艇造完,出售给他人,将预付款还给以色列即可。船厂为这几艘快艇的前期制造已投入成本,正发愁这堆半成品不知如何处理,弗利克斯听到解决方案喜出望外。船厂老板向法国政府请示后,法方对以色列的“识趣”感到满意,同意这个皆大欢喜的处理方式。
数月后,弗利克斯在商界酒会上结识了一位风趣幽默的挪威人,对方自称马丁·西姆,是从事海上石油钻探的“星船”公司总经理,双方互相介绍了自己的业务,留下联系方式。西姆过了几天拜访弗利克斯,说自己公司现急缺从事海上运输的快艇,问能否介绍一下路子。“你需要几艘”,弗利克斯一听到“快艇”二字,立马感到商机来临。对方说需要五六艘,越快越好,弗利克斯立马打包票,说自己的船厂正好在建造5艘快艇,绝对能迅速交货。西姆参观完造船厂后,双方达成订购意向。法方怎么也想不到,这位西姆正是摩萨德的特工,“星船”公司是摩萨德刚在巴拿马注册的公司。西姆的出场无非是优先稳拿住这5艘快艇的订购权。弗利克斯向政府申报此事,法国政府也未多想,反正是没有安装武器的普通快艇,既然已经有买家,就批准了这桩交易。
“欲速则不达”,摩萨德知道这个道理,不能急于求成。西姆回去后把船厂码头平面图凭着记忆绘制出来,直到1969年11月快艇将完工时,他才带着数十位助手来到瑟堡验收。从12月起,接连半个多月的夜晚,发动器轰鸣声响个不停,周边居民和警察都习以为常,大家知道那帮“挪威人”在搞“测试”。
临近圣诞节,几十名以色列海军和特工以游客的身份进入瑟堡,他们在每个旅馆只住一晚,每次每人小批量地采购物资,一切都是为了不引起法国情报机关和警察的注意。法国人不知道,几艘快艇已经逐次被注进了燃料。
圣诞夜时,瑟堡居民和船厂员工们沉浸在节日喜庆之中,所有以色列海军和特工已全部悄悄登船,这一次响起的轰鸣声已不同以往,5艘快艇驶出海湾,像离弦之箭般消失在汹涌波涛之中。第二天,船厂员工们只发现空空如也的码头。5艘快艇穿越英吉利海峡,绕过伊比利亚半岛,在直布罗陀补给之后,插进地中海,经过5000多公里的航程,进入以色列海域,12月31日在前来迎接的海空军护航下顺利抵岸。为时一年多的“诺亚方舟行动”圆满完成。
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国际舆论哗然。以色列声称拿回已付完款属于自己的快艇,法国政府无比震怒,却又对摩萨德这一近乎神话的偷艇行为无可奈何。这些快艇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为以色列立下汗马功劳。法国人“栽”在摩萨德身上不只一次,不久后,以色列特工又成功策反了一名瑞士工程师,从对方手中拿到法国的“幻影”战斗机图纸。
▍为同胞“以血还血”
阿道夫·艾希曼,纳粹德国“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积极鼓吹者和主要负责人,有“屠犹总设计师”之称,他的手中直接或间接沾满数以百万计犹太人的鲜血。二战结束后,艾希曼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而是乔装打扮遁入民间,随后一路逃到南美洲的阿根廷,化名为克莱门特生活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纳粹战犯艾希曼
有人认为艾希曼已“人间蒸发”,也有传闻说他可能生活在阿根廷,因为20世纪上半叶的阿根廷非常亲德,有“南美小德国”之称,不少纳粹党员前往那里生活。已过上数年幸福安宁日子的艾希曼万万想不到,儿子尼克的一段恋情会令自己身份暴露。
尼克追求一位叫罗泽·赫尔曼的美丽姑娘,约会时向对方讲述“犹太人问题未获解决,真是令人遗憾”,吹嘘自己的父亲曾是纳粹德国高官,在很多地方任过职。罗泽并不完全理解尼克所说的事儿,但对方对犹太人的态度令她不悦,她身上有犹太血统;她觉得尼克的行为古怪,不同于其他追求者,大献殷勤却从不邀请她去家中玩,留下的通信地址也是别人的。
罗泽回到家把这番经历告诉了自己父亲洛塔尔·赫尔曼,他恰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前阵子从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法兰克福检察总长正在寻找阿道夫·艾希曼。”老赫尔曼心中疑窦丛生,让女儿带着他秘访了尼克留下的地址,经过对很多蛛丝马迹的分析,他认为发现了艾希曼的踪迹,并将消息通报了曾受纳粹迫害过的法兰克福检察总长。检察总长没有将线索告诉西德政府,而是通知了摩萨德。
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得到消息,立即制订计划,派出特工组奔赴欧洲和阿根廷,通过监视、跟踪、排查等方式,首先要确定“嫌疑人”真的是艾希曼。整个调查过程非常艰辛,德方艾希曼的亲戚们守口如瓶,在阿根廷的排查数度受挫。经过反复调查和多次核对照片,摩萨德特工已初步断定,尼克的父亲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他们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跨国绑架计划。
艾希曼在回家途中,突然被一组摩萨德特工塞进汽车,特工们立即对他身上已知的伤疤进行最后确认,所有特征完全对上后,又经过多次审问,艾希曼终于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要把艾希曼秘密带到以色列,正规出境方式行不通,会惊动阿根廷政府。当时正好有一个官方代表团乘坐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至阿根廷,当完成“访问任务”后,摩萨德将艾希曼打扮成生病的航空公司员工送上飞机,艾希曼瘫坐在头等舱一言不发——他被注射了大量的镇定剂。1960年5月21日凌晨,飞机直插云霄,向以色列飞去。
5月23日,总理古里安在议会大厅宣布:“我们的特工抓获最大的纳粹罪犯之一艾希曼,他对犹太人犯下滔天罪行……我们会将他送上法庭。”整个议会掌声雷动,甚至有不少议员哭出声来。第二年艾希曼被以反人道罪等15项罪名提起诉讼,1962年5月被送上绞刑架。
如果说跨国绑架艾希曼只能算惊险刺激,那么摩萨德惩治“黑九月”的行动则非常血腥,甚至推动了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与巴解组织全面开打,有“东方小巴黎”之称的贝鲁特变成炮火的丛林,数万武装人员和平民丧生。
“黑九月”起源自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巴解组织,时至上世纪60年代末,约旦国王开始走务实主义路线,愿意与以色列握手言和,但在其境内受约旦庇护多年的巴解组织俨然已成为“国中之国”,控制难民营地区,完全不受约旦政府管束。巴解组织的各种恐怖活动常招致以色列的跨境报复,给约旦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约旦政府也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巴约双方因利益分歧而导致路线撕裂,关系不断恶化,巴解激进分子甚至痛骂约旦国王是“帝国主义走狗”。
巴解游击队与约旦军队的口角之争与武装摩擦不断,约旦国王决定彻底解决“国中国”问题。1970年9月发起巴约战争,将巴解组织赶出国土,史称“黑九月事件”。据说难民营中有数万人丧生于战火,为了牢记约旦国王“屠杀巴勒斯坦人”,巴解的极端派别以“黑九月”作为自己组织的化名。
接下来的两年里,“黑九月”掀起疯狂的恐怖活动,劫持航班、袭击使馆、策划爆炸、实施暗杀,最让世界震惊的就是“慕尼黑惨案”。1972年9月,“黑九月”成员摸进奥运村,袭击以色列代表团,西德方面拒绝以色列派遣特种部队营救的要求,但由于当时西德警察经验不足,营救中出现失误,导致11名以色列人遇害身亡。
以色列举国哀悼死者之际,铁娘子总理梅厄已命令摩萨德实施复仇。经过情报分析,摩萨德将11名巴解组织高层人员选进“死亡名单”,由“死神突击队”来执行刺杀任务,这个庞大周密的报复计划称为“上帝之怒”。局长扎米尔将11个刺杀对象分为“硬目标”和“软目标”两类,前者属于巴解组织中的公开领导层,后者是以其它职业作为掩护,公众知之不多的巴解高层人士。“硬目标”通常防范意识强,随行携带大量保镖,行踪诡秘多变,扎米尔要求各行动组先对“软目标”下手。整个复仇行动持续9年,摩萨德特工不负国家之重托,将遍布于欧亚各国的11人逐个杀死,每个刺杀任务都是篇惊险小说,无法一一赘述。
虽然不胜枚举的特别行动成就了摩萨德的威名,但以色列“以血还血”的行事风格经常不能得到它的西方朋友的理解,遭到抗议与抨击实属家常便饭,如何评价这种作风也是众说纷纭。否定者认为“以血还血”不能带来和平,只能制造仇恨;肯定者却认为以色列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几十载,治安良好甚过很多国家,说明这种方式具有正确性。他们甚至发现,中东新崛起的ISIS疯狂杀戮,四处制造恐怖事件,迄今为止却未敢对以色列下手。
不管舆评如何,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以色列情报机构“为国家寻求安宁,为民族追讨正义,为受害同胞复仇”的作为,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尽管生活在动荡不安的中东,很多民众却感到如果受到恐怖主义伤害,国家会为自己伸张正义,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当他们有机会为摩萨德提供协助时,亦会倍感光荣。
来源:本文转自《同舟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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