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山东籍黄埔四期生、第58师172旅344团团长孙芳兰

说起人才济济的黄埔四期生，其中出过段德昌、曾中生、刘志丹、林彪和伍中豪等我军著名军事家，以及张灵甫、谢晋元、胡琏和李弥等蒋军著名将领。那么也有一些不知名的黄埔四期生，因各种原因被埋没在了历史长河之中，比如笔者这回要介绍的山东籍黄埔四期生、曾在蒋军第58师172旅344团担任上校团长的孙芳兰。

孙芳兰，字馥庭，1903年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城南孙家庄，该地现为阳谷县城西南十五里园镇孙庄村。关于此人考入黄埔军校前的籍贯信息，只有这简单一句，其余学历、家庭等信息皆无。应当说，他能身处被北洋军阀占领的山东省而得知黄埔军校招考的消息，并南下参加考试，即可证明其家庭应为殷实之家，且与当地国共有关人物或有一定联系。

1925年，孙芳兰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被分配在步兵第一团第三连，该连共有学生92人，其中日后出人头地者包括孙芳兰在内至少有25人，其中包括朝鲜战争中曾任人民军第九师团长的朴孝三、秋收起义中牺牲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三营营长黄瓒、参加过秋收起义的晋绥军将领陈树华、解放战争中曾任新桂系第七军军长的钟纪、解放战争中的蒋军宪兵副司令李楚藩、解放上海中逃脱的蒋军第208师师长李毓南、参加新疆和平起义的蒋军第176师师长罗汝正等人。

1926年10月，黄埔四期毕业后，步兵科学员除少数人留校外，其余都被分配到北伐军各军充当连、排长。孙芳兰有没有被分配到部队当连排长，这真不好说，因为他之后所在的部队——蒋军第58师——师长陈耀汉也是阳谷人，两个人算是老乡了，因此孙芳兰既有可能是在北伐后被以陈耀汉老乡的身份调入第58师，也有可能是军校毕业后即返回阳谷县，并在老乡陈耀汉的提携下加入军队。

陈耀汉

蒋军第58师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前身为北洋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第3混成旅，并在北伐战争结束后倒戈投向北伐军，其番号先后改称独立第三师、新编第26师。应该说，孙芳兰虽然不如林彪、胡琏等四期中的名将，但也算是四期同学中的佼佼者了，到1935年已经是第58师172旅344团的上校团长，很多二三期学长中的拔尖者这会儿也都只是团长。

不过陈耀汉虽然赏识孙芳兰，前者的老部下、第172旅少将旅长李延龄却很不待见孙芳兰。作为原北洋军北方将领，李延龄一直对于第58师在北伐战争中战败、不得不接受北伐军收编而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孙芳兰这种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一定都是带着任务来分化第58师的，是对第58师的“渗沙子”。所以最初孙芳兰被调到第343团担任副团长时，李延龄就经常向陈耀汉打小报告，说孙芳兰作战没胆量。

陈耀汉起初相信了李延龄的说辞，一度把孙芳兰调到第174旅为营长，但经过一年多的考察后，由于第174旅旅长张镜明对孙芳兰评价还不错，陈耀汉也觉得这个小老乡表现还可以，便在没和李延龄商量的情况下，提拔孙芳兰当了第172旅344团团长。李延龄这下可不高兴了，常在私下找人发牢骚说：“过去我不要的人，派到我这里任团长，使我难堪！我要是赌气的话，我这个旅长就不能干了。既然这样，我只好忍气吞声，将来犯在我手里，我要让他知道的我厉害。”

李延龄当然是说话算数的，1935年4月，第58师被调到湘鄂川黔苏区参加针对红二、六军团的第二次围剿，在鄂军总指挥、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的调动下，该师分三路深入苏区挺进，其中由第172旅编成的中路军走在最前面，并于4月12日下午在陈家河镇以西10公里处的山地上与红二、六军团尖兵遭遇。李延龄马上发布作战命令，除留下第343团一个营留守后方外，另命令该团从两侧包围红军阵地，同时命令孙芳兰指挥一个连和两挺轻机枪向红军发动进攻。

陈家河战役纪念碑

听到李延龄的命令，孙芳兰完全惊呆了，他手中兵力本身就有一个团，旅长却命令他像个连长一样只带着一个连进攻敌人，傻子都看得出，这李延龄是在找他麻烦。由于李延龄在出征前已经当众讲过此次作战将“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等类似的话，孙芳兰知道如果自己反抗旅长的命令，只会正中其下怀，弄不好连性命就丢了，不过幸好他本身也一向勇敢善战，不然不会得到陈耀汉的赏识，于是他马上带着一个连杀向红军阵地。

李延龄见孙芳兰居然真的只带着一个连上阵了，倒是颇感意外，他原本以为对方会打退堂鼓。为了防止孙芳兰半路逃跑，李延龄也亲自指挥着一个连和二挺轻机枪，跟在孙芳兰的后面一起前进。由于把守那个山头的是红二军团的先头部队，虽然爬山运动能力强，但不擅长阵地战，火力也不足，所以在孙芳兰的攻击下很快丢下阵地后撤。

孙芳兰攻上山头后，往身后一看：李延龄也正带着人杀气腾腾地跟在后面。孙芳兰这时才明白，旅长是要对他一路监督下去，于是他只好带着人马继续向下一座山头发起攻击。就这样，一直打到4月13日下午四点，孙芳兰一连攻占了七个山头，还俘虏红军战士300余人。但红军仍未战败，其主力正聚集在更靠后的山头上，似乎在等着后续部队的全部到达。

第343团团长王瑞斌也赶到前沿阵地，与孙芳兰略微寒暄一番后，便聊起当前的形势。两个团长一致认为，今天的战事，他们已暂时取得胜利，但总的来说，蒋军的阵地还处在低处，红军仍控制着陈家河以西的高地，地形上来讲第172旅还是不利的。而且据侦查显示，红军的数目还在不断增加，如果到明天拂晓，红军以优势兵力发起反攻的话，第172旅是要吃大亏的，最好把应对之策就是应迅速撤回陈家河镇，依托镇以东高地进行防御。

陈家河战役烈士名录

孙芳兰很高兴王瑞斌与他意见一致，又对他说：“老王，旅长对我有意见，我不敢说话，请你把我们见到的情况报告旅长。”王瑞斌于是立即用电话向李延龄报告，但后者在电话中却坚决驳斥了他们的意见，说通过今天的战斗，红军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力，现在盘踞在西边山头上的不过是其残部七、八百人，明早天一亮，就可以把他们全部解决掉。王瑞斌、孙芳兰又找到旅部参谋魏猷堂，请他去向李延龄详细陈述利害关系，但李延龄还是不答应。

4月13日下午六点多点多钟，第343团军需主任张鹤鸣正在旅部和魏猷堂聊天，正赶上李延龄回到旅部。李延龄高兴地对他们说：“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没遇到像今天这样激烈的场合。”又说：“我过去认为孙馥庭打仗不行，今天看起来，馥庭打仗还真行……我们已经俘虏了他们几百人，现在还包围了七、八百人，明早天一亮，就要把他们解决掉，你们都安心吧。”这次谈话表明，通过白天的战斗，李延龄已经认可了孙芳兰的作战能力，可惜的是，由于第二天战局的逆转，他最终还是没来得及向孙芳兰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的这番看法。

红军那边，由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各部也终于陆续赶到，相比很会爬山的红二军团，红六军团更擅长正规战、阵地战，于是在4月14日白天的决战中，红军正面部队被全部换成了红六军团部队。4月14日早晨四点，红军正式发起反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第172旅由于前线配置兵力过少，其前沿阵地很快被红军攻破，第343团团长王瑞斌被当场打死，孙芳兰则侥幸做了俘虏，只有其团附李某某带着一身伤逃了回去。

红军随后趁热打铁继续进攻，很快就杀到第172旅旅部，李延龄知道是自己的失误导致了第172旅的覆灭，为此后悔不已，并拒绝了其随从要其突围的建议，而是在轻机枪子弹打光后，手持大刀杀向红军，最后中弹而亡。正被关押在红军战俘营里的孙芳兰得知旅长阵亡的消息后，不知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以上这段记录来源于张鹤鸣撰写的《第五十八师在陈家河桃子溪地区惨败经过》一文，该文后来被收录入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于1996年的《“围剿”边区革命根据地亲历记》一书，成为迄今为止能找到的记载有孙芳兰事迹的唯二材料。

贾若瑜少将

本来到这里，关于孙芳兰的线索就断了，直到笔者在偶尔翻阅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的《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院校回忆史料》一书时，才惊喜地发现，在其中的《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教导营、团》一文中，又出现了关于孙芳兰的记载。

贾若瑜少将回忆道：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各自成立了一个教导营来轮训中基层干部，教导营中的军事教员有好几位都是被俘的蒋军军官，比如曾在忠堡战斗中被俘的第十军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就是红二军团教导营的军事教员。红六军团教导营的特殊军事教员则为孙芳兰和蒋军工兵军官党克俭等人。

至少，在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北上途中路过四川阿坝时，孙芳兰依旧在红六军团教导营里工作，红军对孙芳兰等特殊教员的生活起居非常关心，给他们的个人粮食补给总是比普通战士要多，过草地北上时还专门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条毛毯。但在这之后，由于文章的突然结束，关于孙芳兰的记载便又断了线索，不过幸好，笔者又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军起义投诚-甘肃》一书的《河西地区起义、投诚团以上军官名单》一表中，再次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解放军进入酒泉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振汉、孙芳兰等当初被俘的蒋军将校都被八路军释放回家，其中与开始参加革命外围工作的张振汉不同，孙芳兰经过与红军两年多的共同生活，似乎仍未转变过来。为了讨生活，孙芳兰只好去投奔当时被时人吹嘘为“黄埔领袖”的胡宗南，后者看在他是自己的四期学弟的份上，便大发善心让孙芳兰在第八战区司令部挂个闲职，当然部队肯定是不能让他带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第八战区司令部陆续改称西北行营、西北行辕、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孙芳兰的职位则步步高升，到1949年，他已升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1处少将副处长。1949年9月底，撤退到河西走廊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大部分人员都参加了著名的酒泉起义，孙芳兰用他的字“馥庭”在起义登记表上签了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孙芳兰和其他蒋军中下级军官都被释放回家，之后的事迹便不再知晓，大概率是回到老家后养老直到去世。

起义登记表上的年龄与籍贯正好满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