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司令员，为何没考虑刘伯承？不是不用，是不能用

上世纪50年代，朝鲜半岛战云密布，新生不久的新中国正面临着不得不进行一场立国之战的现实。许多人都注意到：决定志愿军总司令人选之时，第二野战军代表人物、军中公认擅长军事指挥的名将刘伯承，并没有被列入考虑对象之中。

其中考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刘伯承本人的自身情况，其二也是因为当时的他正肩负另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军神”刘伯承

众所周知，刘伯承是在无数大大小小战斗中打出来的“川中名将”，字面意义上的身经百战。这些处处凶险而瞬息万变的战场经历，固然成就了他善于随机应变、灵活指挥的能力，也同样给他带来了一身旧伤。

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他身受重伤九次之多，轻伤数十次，还曾经留下为保证头脑清醒、不打麻药摘除右眼的壮举，令为他操刀的德国医生都惊叹不已。他的“军神”之名，背后也是以累累伤痕作为代价的。

而朝鲜半岛气候寒冷、行军艰苦，当时的刘伯承又年事已高，很容易引致他的旧伤复发，一旦总指挥病倒，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不问可知。这就是“当时的刘伯承”并不适宜担任志愿军总司令的一大原因。

另外，也由于刘伯承是我军将领之中不可多得的科班出身，既有丰富系统的军事理论底蕴，又具备长期实际指挥作战的经验，他被视为搞军事教育、培养更多人才的不二人选。

当时我国正在组建自己的军事学院，纵观全军，刘伯承是总揽大局、担任校长最适合的人选。培养新一代的军事人才、促进军队的长远发展，这对中国解放军的未来前景具有重大意义，同样也是一件必须全力以赴、持续努力推进的任务。

川中名将

刘伯承本名刘明昭，“伯承”原本是他的字。他于1892年底出生于四川省开縣，二十岁时曾考入当地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接受军事基础技能的初步学习和训练。

从该学堂毕业后，刘伯承随即进入川军，先后参加讨袁之役、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讨贼战争等等大小数百战。川军中最初的这些征战岁月，逐渐成就了刘伯承智勇善战的名气，在当时他就有了“川中名将”的称誉。

此后因为对军阀混战的局势深感厌倦，又受到了川籍共产党人杨闇公、吴玉章的引导和影响，刘伯承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泸顺起义、南昌起义中，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成为他真正踏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首次授衔，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也就是通称的“十大元帅”之一。在他长期的军事生涯中，无数次的战斗使他对战争的理解与感知达到了极为精准独到的水准。

多年来，他致力于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并将之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加以印证，灵活运用，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等等具体战争形态和工作领域，他都有独到的理解与论述。这也使他成为新中国建立历程中最广为人知的军事家之一。

朱老总曾称赞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材”。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理论造诣，也同样达到了极高水准，是我党我军之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

有科班底子的军事家

不仅如此，刘帅还是解放军优秀指挥人才当中，难得的理论与实践兼修的“科班派”。他年轻时就读于将校学堂，系统学习了近代军事课程，同时广泛涉猎中国传统的军事典籍。

《刘伯承传》中记述，在那个阶段除了认真学习本校课程外，他还广泛涉猎古代兵书，并搜罗其他军校的教材作为对照，以求得更全面的知识。其中传统军事古籍例如孙武兵法、《司马法》、《百战奇略》等等，更是他的案头必备，许多章节熟悉到能出口能诵的地步。

投身革命道路后，刘伯承于1927年远赴苏联、入军事院校系统深造，军事理论方面的造诣得到了很大提升，眼界也随之大为开拓。

当时他到苏联学习深造的目标学府，就是极负盛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这所学院创建于1918年底，成立之初的目标就是为了培养苏联的高级军事指挥人才和高级军事理论人才。

苏联历史上大量军事领域的传奇人物都出自该校，例如传奇英雄夏伯阳、切韦列夫、朱可夫元帅等人，因此该校有着“红军大脑”的美誉。

正是由于地位超然、水平极高，这所学院对于学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刘伯承虽然得到了前往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的机会，但语言、学业方面的要求并不会有任何放宽。他先是进入了高级步兵学校，一边学俄语俄文，一边夯实军事方面的基础。

据刘伯承子女回忆，赴苏联之前刘伯承虽有一些英文底子，但对俄文却一窍不通，由33个字母组成、语法习惯截然不同的俄语对当时的他来说，和天书没什么两样。而在同批学习的同学之中，35岁的他是年龄最大的，语言关卡就成了他必须克服的第一重困难。

当他刚从苏联海轮上下来、踏上陌生土地时，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字叫“阿法纳西耶夫”。在前往学校报到的路上、进校点名的过程中，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默念这个拗口又难记的名字。

过于入神中却忽然发现周围的人正看着他发笑——原来上面点名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但当时的他完全听不出来。

在步兵学校学习期间，刘伯承拿出了一股狠劲学语言、学课程。他每天都在左手心上写满生词，抠出一切零碎时间来背。清晨提前半小时起床，到操场大声练习弹舌音；

晚上学到凌晨两三点，蒙着毯子点灯用功。看书的时间太长了，右眼假眼球会磨疼眼眶，他就把假眼取出来继续看。

为了增加口语练习的机会，他省出来自己的供应券，找了学校一位打扫卫生的女工来进行日常对话练习。说好这位女工陪他聊天，他就把省下来的供应券送给这位女工，让她可以用券去领取生活用品。

半年突击之下，刘伯承的口语突飞猛进，俄文老师甚至惊讶到怀疑“你是不是讨了个俄国老婆？”仅用半年，他就获得了高级步兵学校校长的亲笔推荐，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提升军队战斗素养

1930年，留学三年的刘伯承回归上海，成为中央军委智囊；两年后，他奔赴江西中央苏区，先后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以及红军总参谋长。

在他看来，从学院中学到、从战场上获得的知识与经验，并非仅仅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时常都在思考如何迅速提高军队干部的战斗素养，让更多指战员拥有杀敌报国的优秀能力。

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后，他利用率领八路军129师出师抗日的行军间隙时间，向年轻干部传授种种军事技能，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对付新的敌人。

在他看来，提升部队战斗素养、尤其是游击战水平，最好的切入点就是《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所谓“知己”，就是熟悉了解自己部队的状况。在新的斗争形势下，既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又要搞好军事训练。在熟悉的基础上再做到迅速提高，游击战和运动战既有不同的打法，也能够相互配合，要理顺两者的关系才能多打胜仗。

而所谓“知彼”，指的是充分研究敌人、了解敌人。敌人的装备是怎样的？编制和训练情况又如何？敌人擅长什么、又有什么弱点、士气心态怎么样，都要尽最大可能弄清楚，否则作战极容易吃亏。

刘伯承将日本侵略军称为“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军队”，他们不但持有装备齐全的先进武器，而且还可能进行毒气战、细菌战。我军必须清醒认识到敌人的“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为了战斗最基础的准备。

抗日战争期间，刘伯承的指导和教育令许多较为年轻的指战员记忆深刻，也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指挥风格形成。

1942年，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年满五十，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专门写了祝贺诗，称赞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在陈毅的评价中，刘伯承的军事能力可与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吴起相提并论。

戎马一生，多次负伤

刘伯承戎马一生，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光是重伤经历就有至少九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早年参加护国战争丰都战斗时头部所受的重伤。

当时时值1916年，刘伯承在那场战斗中头部连中两弹，其中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太阳穴穿透右眼，导致右眼受到重创。当时环境下没有足够的医疗支撑延误了治疗，伤口又出现了感染，危及生命。

所幸刘伯承得到了当地好友的帮助，秘密潜入城中，寻找德国著名医生威廉·阿曼施行手术治疗。

当时条件所限，手术用的麻醉药副作用相当大，但刘伯承认为要成为称职的作战指挥者、必须保证一个清醒敏锐的大脑，因此拒绝了使用麻醉药。在未施麻醉的前提下，医生操刀手术、一刀刀清除眼眶内的腐肉，刘伯承用手捏住手术台的边角，咬紧牙关坚持了三个小时。

完成清创并处理完伤口后，操刀手术的医生问他怎么样，刘伯承还能冷静幽默地回答对方“割了74刀”。这让长期与伤病打交道的专业医生都十分佩服。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刘伯承可能是解放军重要将领中受伤最多的人之一，他生前常常说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作战有些经验的话，那是子弹告诉我的！”

而到了建国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体能衰退，刘伯承当年曾受的旧伤在他身上留下的后遗症越发明显。每当天气变得阴冷潮湿，旧伤所在的位置常常刺骨疼痛。而朝鲜半岛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更容易诱发旧伤后遗症，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而言显然并不适合。

另外，当时刘帅除了身体上的旧伤之外，由于长年承担战事指挥的任务，精神的弦绷得太紧，心理压力也濒临过载边缘。因此从心理休整和调适的角度来看，他也被认为并不适宜再投入一场艰辛高压且时间不短的战斗指挥任务中去。

建立南京军事学院

由于一贯重视系统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刘伯承一直都有“建军必建校”的看法。在战争年代，他曾经担任过红军学校、抗日军政大学、二野军政大学等单位的重要职位，甚至连战斗间隙、行军和修整的空闲时间也被利用来进行教学和讨论。

多年下来，他累积了丰富的理论系统和教学管理经验。于是当新中国成立、“陆军大学”进入筹建之时，刘伯承便成为各方公认的适任负责人人选。这就是建国初期刘伯承身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军队的长远发展方向而言意义重大。

刘伯承也确实不辱使命，多年经验使他对这项任务做到了轻车熟路，与此同时他仍以极大的审慎和周全反复推敲，做到既节省资源又保证效率。

他首先确定了位于南京、已具有部分硬件条件的原华东军政大学作为筹建学校的基础，又提出新的建议——为进一步巩固国防，并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这所筹建中的学校不宜仅仅限定在陆军方向，将来应增设海军科和空军科。

因此，校名以“军事学院”命名显然更为适合。

在刘伯承的主导与推进之下，南京军事学院仅用一个多月的筹办准备期就正式建立起来。此后，这所学院成为我党我军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之一，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贡献了不可替代的力量。

参考信息：

《刘伯承与《孙子兵法》》；文史春秋；2021年12期

《“军神”刘伯承》；百年潮；2015年7期

《“红军大脑”伏龙芝军事学院》；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