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斯塔沙集中营救出一万名塞族儿童的二战奥地利女护士戴安娜

说到二战中的克罗地亚，二战迷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助纣为虐的纳粹德军仆从军——乌斯塔沙武装，那么为了改变本国在二战中给各国留下的糟糕印象呢，现在的克罗地亚政府也在致力于挖掘一些二战期间发生在该国的“好人好事”，就比如近几年被该国大肆宣传的女护士戴安娜夫人的事迹，虽说她实际上是一名奥地利人。

戴安娜·布迪萨夫列维奇

戴安娜·布迪萨夫列维奇，本姓奥贝克瑟，1891年1月15日出生于今奥地利蒂罗尔州首府因斯布鲁克市玛丽亚·特蕾西亚大街，其父马克斯·奥贝克瑟是当地一名商人。从学校毕业后，戴安娜在因斯布鲁克市医院担任护士，并在这里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来自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朱利耶·布迪萨夫列维奇。

朱利耶当时正在因斯布鲁克市完成专业学业，顺便在因斯布鲁克市医院外科诊所担任助理。戴安娜很快就爱上了才华横溢的朱利耶，两人于1917年完婚。不过由于奥地利这边都信奉天主教，而朱利耶是一名东正教徒，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由于在老家奥地利老是招人指指点点，1919年，戴安娜便毅然与丈夫搬去了克罗地亚地区首府萨格勒布，当时的克罗地亚已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即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

戴安娜与丈夫朱利耶

朱利耶的医学事业在萨格勒布显然进行得更为顺利，他很快在萨格勒布大学医学院开设了自己的外科诊所，这一切得感谢他的弟弟斯尔丹·布迪萨夫列维奇 ，戴安娜向他吐露心声，表示她想从集中营营救塞族儿童。科西扬非常佩服戴安娜的勇气，并决定助其一臂之力。在科西扬的逼迫下，乌斯塔沙所有集中营的负责人斯拉夫科·克瓦捷尼克最终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批准了戴安娜从集中营带走孩子。在卡米洛的协助下，戴安娜短时间内就从集中营里带走了6000多名儿童，在萨格勒布总教区分部的安排下，这些孩子大都被安置在萨格勒布郊区和农村的家庭中。

1953年，戴安娜夫妇与女儿耶尔卡 和孙子奥尔桑

不得不说，卡米洛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这次营救行动后，他就忽然意识到，这将是他战后向盟军阵营邀功的重要资本。于是，在卡米洛的要求下，戴安娜及其助手们开始为从乌斯塔沙各机构转移出来的儿童编制档案信息，而在戴安娜看来，这份档案有助于在战后帮助孩子们找到他们失散的父母。到战争结束时，这份档案据称已经记录了大约一万二千名儿童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档案属实的话，戴安娜在战时共计营救了一万二千名儿童。

1945年5月28日，应南共克罗地亚官员、社会事务部部长塔贾娜·马里尼奇 的请求，戴安娜把这份档案移交了上去，一起被交上去的还有五大本儿童相册。然而奇怪的是，直到目前也没人知道这份档案和相册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被保存下来。1947年2月，戴安娜曾向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妇女联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该行动的工作报告，但直到1978年她去世，也没有人问过她有关该行动的任何事情，她也没有公开讲过这件事。

二战中参加游击队的塔贾娜·马里尼奇

所以在二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安娜的事迹一直都无人知晓，只有一些学术作品将她称为“红十字会内部的左翼积极分子”。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戴安娜的孙女、萨格勒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西尔维娅·萨博偶尔发现了她祖母在1941年10月23日至1947年2月7日间用奥地利德语撰写的日记，并将其翻译为克罗地亚语在国内出版，但该日记出版之初，也并未得到世人的多少关注。

一直研究戴安娜事迹的克罗地亚历史学家、亚塞诺瓦茨纪念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娜塔莎·马陶希奇后来根据戴安娜日记，于2020年完成了她的相关博士论文，该论文经整理删改后以《戴安娜·布迪萨夫列维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隐藏的女英雄》的书名在市面上公开发行，向读者解答了更多关于戴安娜事迹的历史细节问题。

马陶希奇与她关于戴安娜的著作

马陶希奇写道，实际上，“戴安娜亲自签字从乌斯塔沙集中营营救的儿童大约超过4306名”，根据乌斯塔沙的档案显示，到1942年底，共有7277名儿童以这种方式被戴安娜及其同事从集中营中带走，如果加上1942年以后及在集中营外营救的数目，那么被戴安娜营救的儿童总数也确实能超过一万人。那么为什么戴安娜在战后几乎被世界所遗忘、几乎没有被公开提及呢？马陶希奇的论文揭示出了其中的深层原因。

要求戴安娜上交档案的塔贾娜，在战前就是南共成员，她本人也参与过营救塞族儿童的行动，但成果非常有限。听说一个与游击运动毫无关系的资产阶级妇女却能救出如此众多的儿童，塔贾娜自然非常嫉妒，所以她不仅下令没收了戴安娜手中的档案和照片，还亲自删改有关参与者的证词，把与戴安娜有关的内容都排除在外。

斯特皮纳克大主教

而使得南共当局默许塔贾娜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戴安娜在安置如此数量众多的塞族儿童时，得到了当时为乌斯塔沙服务的克罗地亚大主教阿洛伊齐耶·斯特皮纳克 ( Alojzije Stepinac）的鼎力相助。虽然大主教一开始对于戴安娜的求援予以拒绝，但随着戴安娜求助次数的增多，从1943年1月开始，他帮助七千多名塞族儿童获得了安置地点，这也使得一些大主教的信徒在战后甚至吹嘘道，救援儿童完全是大主教个人的功劳。

戴安娜也在日记中写道：“我告诉他，我来请他拯救整个国家，他告诉我关于一名犹太妇女的故事……然后他开始批评德国人、纳粹主义和希特勒，说他们的一切都是错的。我告诉他，德国主教们也反对希特勒，这里的许多被迫害者已经皈依了天主教，他有责任为他们挺身而出……最后他承诺站起来。当然我还是不太相信他，所以下午我打电话给卡农·巴克希奇，请求他出面说服大主教，共同帮助被关押的妇女儿童……”

1969年，戴安娜夫妇出席弟弟斯尔丹的葬礼

显然，戴安娜与斯特皮纳克大主教之间也不是完全互信，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她都对他的合作持保留态度。但南共当局显然对此并不关心，由于战后斯特皮纳克大主教被判处长期监禁，以及戴安娜丈夫朱利耶的弟弟在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中的特殊身份，导致作为大主教长期合作伙伴的戴安娜自然受到南共当局的冷遇。

1969年12月19日，铁托在位于今天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办公室的扎戈列别墅，与娇妻乔万卡·布罗兹及戴安娜夫妇进行了亲切会面。1953年，当时的乔万卡只是住在罗马的一名资产阶级名媛，她当时与南斯拉夫驻罗马大使弗拉基米尔·韦莱比特的妻子维拉·维莱比特是一对好闺蜜。维拉的母亲柳芭在二战中也曾与戴安娜一起救援过塞族儿童，甚至还亲自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塞卡，就这样，乔万卡从维拉那里听说了戴安娜的事迹。

1969年，戴安娜夫妇与乔万卡见面

在听说塞卡对自己的救命恩人戴安娜的事迹一无所知后，富有正义感的乔万卡自然怒火中烧，于是后来她又把戴安娜的事情告诉给了已经成为其丈夫的南共领导人铁托，并请求与戴安娜夫妇见面，之后就有了上文所提到的1969年铁托与戴安娜夫妇的会面。虽然铁托通过妻子的关系了解到了戴安娜的有关事迹，但出于务实的政治需要，他决定对此不采取任何平反或宣传措施。

在铁托的关照下，1972 年，戴安娜夫妇得以从萨格勒布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市定居。1978年8月20日，戴安娜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她的遗体被埋葬在因斯布鲁克市威尔滕公墓。2009年，朱利耶的一名远房亲戚在观看一部二战纪录片时，意外发现了戴安娜的名字，他随后委托萨格勒布电影制作工作室制作了一部关于戴安娜的纪录片《戴安娜名单》，该片在2012年1月的里雅斯特“当东西方相遇”论坛上的欧洲制片人研讨会上获奖。

因斯布鲁克市威尔滕公墓中的戴安娜墓碑

至此，戴安娜的事迹才彻底被这个世界——特别是塞尔维亚人——所知晓，纪录片获奖仅一个月后，在2012年2月15日的塞尔维亚建国日上，时任总统鲍里斯·塔迪奇为戴安娜追授“米洛什·奥比利奇”金质奖章，以表彰其勇气和个人英雄主义。2013年10月，塞尔维亚大主教伊里内耶宣布追授戴安娜塞尔维亚东正教的最高荣誉——米利卡皇后勋章。在塞尔维亚东正教青年协会的致函倡议下，因斯布鲁克市议会也一致决定追授戴安娜因斯布鲁克十字勋章。

为纪念戴安娜，2012年5月，萨格勒布杜布拉瓦区的一个公园被命名为戴安娜公园，贝尔格莱德、科扎斯卡和格拉迪斯卡也都有的街道以戴安娜的名字命名。2018年9月，甚至连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区的一条小巷也被以戴安娜的名字命名。2021年4月7日，在戴安娜的出生地、玛丽亚·特蕾西亚大街上的“奥贝克瑟故居”前，又竖立起一块讲述戴安娜事迹的纪念牌匾，尽管有右翼人士提出抗议，牌匾上还是写明白了：戴安娜所救助的是塞族儿童。

《戴安娜日记》中的戴安娜夫妇

在影视方面，2017年，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电视纪录片《戴安娜的孩子》，讲述了戴安娜的工作以及在营救行动中获救的、仍然在世的孩子们的证词。2019年，朱利耶的远亲达纳·布迪萨夫列维奇又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戴安娜·布迪萨夫列维奇的日记》，该片获得当年普拉电影节三项大奖，打破了克罗地亚影院的历史票房纪录，让克罗地亚人震惊不已：原来我们在二战中也做过好事？于是就有了笔者在本文开头的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