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开海一度给大明带来转机，可惜未能持续，直到清朝再次锁国

《明朝果然很有料》-183

【隆庆开海】

朱载坖终于坐上了龙椅。

这个皇帝在历史上存在感不高，许多人知道嘉靖，知道万历，未必清楚夹在两个皇帝中间的那位是谁。而且由于他名字里有个很生僻的字，不少人就算看见了，也不知道怎么读。

就是这位朱载坖了，又名朱载垕，前裕王殿下，现大明皇帝。关于他的这段统治，我们可以先给他下个定义：时间很短，贡献很大。

朱载坖即位后，派户部尚书马森清点国库。交上来的报告叫他大吃一惊，太仓存银130万两，而此时大明王朝的开支为每年553万两，还不算宫内吃穿用度。

朱载坖快哭了：咱家可是皇帝，怎么能缺钱缺成这样！

嘉靖末年，东南海盗被戚继光、俞大猷给砍没了；西北蒙匪被马芳打怕了，折腾嘉靖几十年的两大边患被强压了下去。

但是被抢了这么多年，打了这么多年，嘉靖又是个可着劲儿花钱不考虑赚钱的道长，你说钱打哪儿来？

朱载坖看看刚接手的大明公司，实在是笑不出来。

嘉靖嘉靖，家家净也。几十年折腾下来，老百姓家里一穷二白，皇帝家也没了余粮。南倭北虏只是被压制下去，并没得到真正解决。国家开支倒挂，在嘉靖道长四十五年的英明领导下，大明已经出现要倒闭的迹象。

抱怨归抱怨，问题还得解决。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朱载坖能用短短六年时间，做到历任皇帝十几年，几十年都做不到的事。

怎么解决的？两招。

先说倭寇问题。

嘉靖年间倭乱的爆发，有个不为人注意的时代背景，即十六世纪的世界大变局。

十五世纪末到十六世纪初，欧洲人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绕道非洲南段到达印度的新航线，以及成功进行了第一次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开辟一直延续到17世纪。

这段时间，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发起了广泛的跨洋活动，带来地理学上的重大突破。这些远洋活动促进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间的沟通，形成众多新的贸易路线。

随之而来的，是殖民主义和自由贸易主义开始抬头，也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大量增加，这段历史被称为大航海时代或地理大发现，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重要的历史之一。

具体到东南亚，与中国最先发生直接联系的是葡萄牙人。

别看葡萄牙现在不怎么样，大航海时代他们可是很牛的。在这场重大历史运动中，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其中又是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贡献最多，因而最终地理大发现演变成为葡萄牙和西班牙瓜分世界的殖民战争。

1510年，银川发生了安化王朱寘鐇叛乱。也是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占据了马六甲继而来到东南亚，此后西班牙人也跟进。这些欧洲人通过贸易使中国商品的市场需求从东南亚迅速扩大到欧洲，直接刺激了中国走私贸易势力的壮大。

正德十二年，葡萄牙外交特使皮莱资首次进京，受到正德皇帝的接见。双方就皮莱资很关心，朱厚照并不关心的通商、贸易等事宜进行了驴头不对马嘴的会谈，并没有达成共识。

自由贸易的需求是与大明王朝的传统相悖的，中国几千年来都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没有对外贸易的需求和动力。

嘉靖即位，葡萄牙人又燃起希望，但嘉靖正忙着大战杨廷和，哪有空搭理这些外国人，他发布了禁止佛朗机人入境的诏令，无奈葡萄牙人不肯离去。正德十六年嘉靖下令武力驱逐，葡萄牙人的船队在屯门被大明水师围殴。

此战明军艰难取胜，卢镗、汪鋐依照缴获的武器仿制成了佛郎机火炮，随后嘉靖颁布了著名的海禁诏书。

众所周知，海禁政策违背历史潮流。尤其是在西方已开始领先东方，东西方文明交流加剧的的这个历史时间段。固守小农经济时代的古老政策没有意义，只有交流才能缩小差距，才能让中国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抛开发展不谈，海禁直接就断了沿海居民的生路。从宋到元，海民一向是靠海吃海。政策虽然能从官府角度禁海，却禁止不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反而助长了沿海盗匪与倭寇勾结，嘉靖年间倭乱大盛，直接来源于海禁。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各自通过新航路，先后于十六世纪初来到东南亚，使中国商品的市场需求从东南亚迅速扩大到欧洲，直接刺激了中国走私贸易势力的壮大。

因此“嘉靖倭乱”的发生，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

嘉靖驾崩后，谭纶、涂泽民等有见识的大臣就一再奏请开海。朱载坖和他的班子通过“嘉靖倭乱”了解到“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关系，顺应了有识之士要求适当开海的呼声，批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

自朱元璋时代起实行的海禁政策正式废除，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

开海的地点选在福建月港，这里在成化-弘治年间已成为合法或非法贸易的最大港口。

朝廷规定，凡是由月港出国贸易的商人，均采取每年申请制。他们首先要在自己所在里邻勘报保结，然后由所在道府审批并发给“船引”。船引是海商合法出海的凭据，要填写船上人员姓名、年貌、户籍、住址、所带器械、货物、前往国家、回国日期等。

海商回国时，则要根据所持船引和督饷馆所存号簿进行核查，然后交纳“引税”。最初船引每年发放五十张，后来增加到一百张以上。到万历年间，中国商人所到的东洋通商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和加里曼丹岛上的港口；所到的西洋通商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上的港口。中国商品不仅可以依靠月港合法地运往东南亚各港口，还可以通过西方人建立的海上新航线，从东南亚港口转运到欧洲和拉丁美洲港口。

必须承认，隆庆开放月港，使晚明时期的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顺利衔接并相互促进，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给朝廷带来了哪些好处呢？

最直接的是能收税。

开海后，除收取“引税”外，督饷馆还征收三种商税：水饷、陆饷、加增饷。

“水饷”根据商船尺寸长短征收，类似于今天的吨位税；“陆饷”根据进口的具体货物征收，由到船上接买货物的铺商缴纳；“加增饷”是针对回航商船没有携带货物而带回白银所征收的特别税。

据记载，督饷馆所征税收白银，开始每年在三万两左右，后来接近五万两，漳州督饷馆因此被时人称为“天子之南库”。

然而隆庆开海带来的意义远不止这几万两银子，从货币角度上看，它可以说是给大明打了一针强心剂。

中国历来不是产银大国，元朝的国际背景，又使得在蒙古统治期间，大量白银作为国际贸易支付工具，经由中亚和中东商人之手流向海外。据现代学者估计，整个蒙古统治时期，白银外流的数量可能达到2-3亿两，导致明初的白银存量仅有一亿两左右，远低于唐宋元三代的累计产量。

洪武时代，朱元璋建立起了纸币制度，当然老朱的经济知识是很堪忧的，大明宝钞的币值不过稳定了20多年，就成了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的垃圾。而数量有限的金银和铜钱根本无法满足民间流通的需要，老百姓已自发开始以物易物。

显然，这种原始的交易方式会对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抑制作用，白银存量和产量都无法满足需求，就形成了银荒。

没有一个稳定的货币政策和国家财政运作形势，对经济发展相当不利，钱币荒成为明代中期财政危机的因素之一。

货币白银化已成为明朝的迫切需求，为这一需求带来些许改善的，首先是日本人。

日本境内在战国时期发现多处银矿，相当于白捡一大笔钱。当时的日本是比较落后的，非常需要海外的各种商品，他们便开始大量用白银采购国外商品，其中主要是中国商品。

这个时间大致是在1530-1540年左右开始，当时大明禁止与日本直接贸易，贸易形势大都是通过走私和以葡萄牙人为中间商，大量日本白银流入中国。

日本毕竟是个岛国，资源有限，阔绰了一段时间后，银矿产量减少，加上德川幕府也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来自日本的白银明显下降。

但是流入中国的白银非但没有变少，反而是暴增。

原因就在于大航海时代开始后，欧洲殖民者在美洲陆续发现了几处巨大的银矿。其中最大的三个：波托西、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银矿，先后在1545-1558年开始开采，这些银矿的产量能占到当时全世界产量的60%以上。

这个时间点恰好赶上隆庆开海，中国正面临白银需求与自身白银供给的不平衡。

随着全球航运贸易能力的大幅提升，各国商人为弥补贸易逆差，将美洲、日本等地出产的白银运到中国，换取丝绸、茶叶、陶瓷等中国商品，最终形成了海外白银持续流入中国的局面。

从这一时期起，民间海商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合法地位，明朝随即成为了全世界最为强大的吸金机器，巨量的白银流入大明，成为了明朝货币白银化的直接原因之一。

倭寇说到底是一种抢劫行为，如果正常开展贸易，以商业化手段解决贸易不对称而带来的暴利，必然能够让抢掠行为失去意义，就像大禹治水，疏通有时候比堵更有效。

隆庆顺应民意，批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从朱元璋时代就实行的海禁政策，到了朱载坖这里以官方确认的形式被放开，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隆庆开海”也由此写入史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贸易史上的一大重要事件。

开海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市场可以和世界市场衔接了，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增加。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28.5万两，十年后就跃升到89万两，到了1600年，已经达到年均100万两的规模，为明朝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然除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政府还能收税，明朝能收取“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几种税收。有正经生意可做，一样能赚钱，谁还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当海盗呢，商人也愿意交税做正规生意，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至于其他好处，那就更多了，比如红夷大炮、几何学、天文历法、地理学等等。明人已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西方数学史上的著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原有的数学学习和研究的习惯，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件大事。

这些东西比单纯的财政影响更大，很多先进的装备和较之中国更为完整的知识传入，能带动中国社会和科学发展，为中国起到感知世界的作用。

可惜这份开放终究未能持续下去，到了明末随着时局的混乱，海禁再次开始收紧，直到清朝彻底闭关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