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战犯”卫立煌返回大陆，六大元帅亲自作陪

国民政府高级将领卫立煌自战争以来，“战犯”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大抵都是残忍的，负面的，和双手沾满他人鲜血的。更甚者，还被送上了国际法庭，对于二战时期的战犯，大多数人，都死有余辜。而对于内战时期的“战犯”，则很大程度上，有着多重复杂的民族情感，和时代背景下的无可奈何。那些被关在北京功德林战犯所的国民党将领，各个都曾是，瓦解军阀，重挫日寇的骁勇男儿。只不过，隶属的政党不同，许多人的第一选择，最终决定了他日后生存的格局。卫立煌便是这样一位，出身国民党却心系共产党，最终被列为“国军战犯”的高级将领。

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可卫立煌究竟做过什么事？为何在解放战争之后前往香港，而后又在我党将领的迎接下返回大陆？

那是1936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时任中央执行委员的卫立煌，被调往西安，参与“联共”会议。在此之前，他曾跟随过孙中山先生东征北伐，并忠心于国民党20年之久。那时，卫立煌只知消灭军阀，为国民政府建立新的中国，扫除障碍，从未质疑过国民政府的革命理念。直到其追随蒋中正，围剿红军消极抗日，卫立煌才渐渐感觉到自己与国民政府的价值观，开始出现分歧。

卫立煌与蒋中正那时卫立煌与国民党一众将领，抵达西安不久，便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圈禁了起来。与此同时，被圈禁的还有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中正，那时卫立煌对于“联合抗日”的意识还不全面。也不明白，为何“自己人”要圈禁“自己人”，而不是替国军扫清障碍，拿下国内政权。直到卫立煌听从了我党代表，关于“保卫中华，共同抗日”的作战理念，便逐渐开始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尤其是红军内部盛行的一句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更是刺激了卫立煌，多年来南征北战的赤子之心。

张学良与杨虎城逼蒋抗日。因此，在蒋中正第一时间下达“联合抗日”的指令之后，卫立煌便开始动员部下，与大别山地区的红军，展开沟通。在抗日战争初期，卫立煌就已经将八路军主动收编麾下，并将其发展为第十四集团军的主力。而后，不论卫立煌被调往哪个作战区域，担任何种职务，八路军始终跟随卫立煌四处作战。在作战期间，卫立煌发现，共产党人带出的军人，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且作战情绪也最高昂。于是，他渐渐开始怀疑，党内外所宣扬的共产党人和红军“赤匪”的形象，是否一致。有道是：“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不就知道了吗？

国共代表见证联合抗日时至1937年10月，中日在忻口爆发大规模战争，因为时间紧任务重，国共双方的作战将领，对阻击日军都分别制定了独立的计划和部署。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卫立煌主动联络我方将领，共同商讨和制定作战方针。

经过多方商榷，和多次战术性配合，卫立煌发现，红军是一支战斗力强悍，且目标十分清晰的作战队伍。他们虽然武器装备比较落后，生活质量也逊于国军，可作战思维却十分灵活。与国民党在社会上宣传的“红军如赤匪”，“穷凶极恶”的形象，完全不一致。至那时起，卫立煌便彻底对红军和共产党人，刮目相看，尽管他身处国军阵营，可从未对我军产生过“敌意”。

除了对我军有了认知上的改观以外，私下里卫立煌也曾多次，对红军艰难的处境施以援手。从枪支弹药到医疗用品，从作战口粮到行军装备，从突击日寇到后方增援，卫立煌都毫无保留地慷慨相助。甚至有时候，还因为增援的枪支弹药，数量过于庞大，而遭到党内人士的质疑。可面对这种质疑的声音，卫立煌总是义正辞严地回复：“凡是抗日的部队，都应该一视同仁”。因此他为了以身作则，还亲自前往延安，护送枪支弹药，并在那里见到了国军口中的“赤匪”头子——毛主席。原本，隶属国民政府的军人，是绝对不敢踏进延安半步的，因为国民政府对红军和共产党的灰色宣传，一直深刻影响着国军对我党人士的真实判断。

卫立煌在延安与毛主席会面而卫立煌之所以敢上延安，一方面是看到了我军不为人知的一面，另一方面是对毛主席抱有崇敬之心。毕竟在国共合作之初，毛主席赠送的《沁园春雪》，是得到了蒋委员和全国人民认可的。卫立煌认为，有如此胸怀和才情的红军领袖，一定能带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经此延安一行，卫立煌不仅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还与中共多方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因此，卫立煌也在我党，为自己打上了“友好合作”的标签，并多次与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建立了同桌共饮之谊。

卫立煌与朱德同志合影可“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名高名丧人”，卫立煌毕竟身处在，利欲熏心，争权斗势的国军阵营。因此一旦被争权夺利之人，穿了小鞋，少不了要在其“偏袒红军”一事上，大做文章。而素来以小心眼著称的蒋中正，自然承受不了国军内部人士，对卫立煌的反复控告。所以才派军统头子戴笠出山，活捉了一些与卫立煌接触过的进步人士，并“以儆效尤”。可眼下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正是用人之际，蒋中正除了调离卫立煌之外，也并无他计可施。而历经此劫的卫立煌，虽然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波澜，可打心眼里对国军偷袭八路军的行为，厌恶至极。

抗日战争时期的红军队伍以至于在国军“偷鸡不成蚀把米”的时候，拒绝施以援手，并且佯作无事发生过那般，照常为红军发放军饷。除此之外，他还在私底下与我军将领朱德同志会面，并为了避免红军遭遇夹击，为彼此公平设立“楚河汉界”。尽管为了顾全大局，卫立煌既避免了国共双方交战，又从日军手中拿回了郑州的控制权，可他却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蒋中正的眼中钉，“偏袒”红军的失职将领。

从1942年到1945年，卫立煌在国军阵营，先后经历了革职、圈禁、再“就业”，直到1946年之后，已经完全不想涉足国共之间斗争的卫立煌，选择远渡重洋，一身清净。

红军将领朱德同志当卫立煌回到国内的时候，内战的形式已经不利于国军的发展，而蒋中正之所以召回卫立煌，也只是为了放手一搏。可厌倦内战的卫立煌，不仅消极作战，不听指挥，还坚持使用“静观其变”的作战思路，眼睁睁地看着解放军占领各个城市，并主张积极撤退，主动让出地方控制权。与其说卫立煌消极作战，倒不如说，他压根就没有想着赢。

如此长达数个月的消极作战，便直接导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而蒋中正怒发冲冠之余，也下令将卫立煌及其家眷囚禁至南京，至此卫立煌便被新华社正式通缉为“国军战犯”。后来为了躲避追击，卫立煌带着家人，从上海乘坐轮渡抵达香港，结束了这半生的军旅生涯。

卫立煌妻子与6名子女可困居于香港的卫立煌，并没有过得很踏实，因为国民党遍及全国各地的特务，依旧在暗地里兴风作浪。当自己被党内人士通缉为“战犯”之时，就意味着，他随时都有丧命的风险。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卫立煌的心中，似乎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光。尽管那时的他，听闻此讯，已在第一时间致信毛主席，并表达祝贺，可他依旧没有那个胆量返回大陆。

其因有三，第一点，是因为他已被我党列为战犯，在没有探寻到有利于自己的口风之时，绝不敢贸然返回大陆。第二点，是当时大陆的境内，处处隐藏着国军残余势力和匪患，卫立煌若此时返回大陆，便是公然与蒋政府决裂。第三点，因为解放战争时的“不作为”，致使他不敢接受蒋中正的“糖衣炮弹”，也不敢前往海外定居。

因此，卫立煌与妻子韩权华想要寻到一个让他们觉得有安全感的生存之地。除了眼下的香港，似乎哪里都不合适。原本，卫立煌盼望着，共产党在解放了大陆之后，能够一鼓作气，将祖国彻底统一。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大陆，并且不再惧怕任何人的眼光。可没成想，在统一的关键时期，又撞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如此，卫立煌的渴望瞬间破灭。

尽管他十分期盼回到国内，他也在香港动员了一些共产党人进行游说，可他的心底依旧担忧，我党是否能够接纳他。直到两岸和平发展的现实状况，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作为国民政府要员的卫立煌，也肩负着促进两岸和平交流和发展的重任，并得到了党中央的“召唤”。1955年，在我党组织的严密安排下，卫立煌终于得到机会，带着妻子经过香港抵达广州。在辗转至北京之前，卫立煌既兴奋又惶恐地询问妻子：“他们是真的接纳我了吗？”而妻子韩权华则满心喜悦，频频点头，又给卫立煌增添了不少自信。如果说，妻子给予卫立煌的信心，只能勉强支撑他抵达北京，那么毛主席亲自发来的欢迎电报，则让卫立煌惶恐不安的心，彻底得到释然。

卫立煌与妻子韩权华兴奋之余，卫立煌随即便执笔一则《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并正式向国人宣告，与蒋政府决裂。时至1955年4月6日，在广州上海休闲多日的卫立煌夫妇，乘飞机抵达北京，并迎来了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一出舱门，卫立煌夫妇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看见舷梯两边，站满了我党高层领导和工作人员。其中周恩来总理和彭德怀、朱德，贺龙等6位元帅的亲自迎接，更是让久违大陆的卫立煌深感慰藉。想起上一次与诸位领导的相见，还是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时期，如今十几年未见，这些老朋友虽然青春不再，却依旧容光焕发。

而后，经过一番寒暄交谈，在北京生活的卫立煌得知毛主席原本也是要来亲自迎接他的。只可惜政事过于繁忙，着实抽不出空，这才请了众多开国将领出面相迎。卫立煌感动之余，也彻底消除了对返回大陆一事的恐惧，并期待着，能够早日与毛主席相见。时至1955年4月25日，卫立煌在北京休憩了大半个月之后，终于见到了毛主席。

那日毛主席“做东”，设下宴席款待卫立煌，并邀请彭德怀、栗裕、陈毅、贺龙等开国元帅，同桌作陪。饭桌上，毛主席与卫立煌推杯换盏，酣畅淋漓，从联合抗日时期的合作到远征缅甸，守住祖国的南大门，毛主席对卫立煌立下的功劳，都大加赞赏。而卫立煌也因为毛主席，时隔多年依旧铭记其，过往与功绩，而感到此行甚欢。宴席散罢之后数日，卫立煌便与夫人一起办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证明，并入住了党中央为其安置的新家。

其实对于卫立煌来说，在其半生戎马生涯当中，并没有几件事能够真正撼动他的心。就连早年间被国军传颂为“五虎上将”之一，也没见卫立煌有多得意。可当他办理了，属于新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之时，却激动地不知所以起来。

他知道，这是党中央乃至全中国人民，对其赋予信任和认可的证明，也是其辗转半生，落叶归根的最终凭证。在落地安家之后，卫立煌也没有闲着，他先是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常委，而后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于1958年劳动节当天，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是卫立煌第一次，站在如此威严的城楼上，俯瞰这座文明古城。

卫立煌与家人在北京当他看见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兴高采烈地挥动着旗帜，并高呼着“祖国万岁”之时，竟激动到热泪盈眶。那是他从未感受过的力量，是来自最底层的人民团结的力量，也是坚不可摧的无产阶级力量。自那次登上城门之后，卫立煌便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医，不知是否因为归来之心过于迫切，导致卫立煌常年心病缠绕，最终引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不是在被送医的路上，就是在党中央诸多领导人的探视下，一日不如一日。时至1960年，昔日“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最终难以抵抗心脏衰竭的折磨，进而与世长辞，享年63岁。

卫立煌与周恩来握手如此一代枭雄就此落幕，而他却因为具有远见卓识，顾全大局，和诚挚与我党交好的品质，最终落得圆满的结局。这是智者的选择，也是万千心系民族存亡，和渴望祖国统一的有志之士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