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一段历史。广义上的三国开始于黄巾起义,结束于三分归晋。在此期间,奸雄与英雄、乱臣与忠臣、谋士与猛将可谓层出不穷。不过,由于这段历史...
三国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喜闻乐见的一段历史。广义上的三国开始于黄巾起义,结束于三分归晋。在此期间,奸雄与英雄、乱臣与忠臣、谋士与猛将可谓层出不穷。不过,由于这段历史被民间过度演绎,人们所熟知的剧情与历史真相已经偏离了很远。
自黄巾起义开始,朝廷对局势的控制力减弱。各军阀势力由此逐渐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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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演义对历史的改造包括:将一些原本性格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化、脸谱化;将原本宏大叙事的历史简化为少数英雄的传奇;同时改变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真相,比如张冠李戴,将蜀汉集团其他人的事迹安到诸葛亮身上。
此外,由于演义作者并不熟悉地理,往往会出现不符合常理的情况。比如关羽脱离曹操集团投奔刘备的过程被演绎为“过五关斩六将”,可如果按照小说中的地名,则关羽在地图上走半个圈,显然不符合逻辑。此外,演义作者对于荆州、南郡、江陵等地名并不熟悉,经常出现乱用的情况。
刘备军被击败是关羽“归降”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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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
历史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选择性遗忘一些次要信息,只保留主要信息。所以,从历史当事人的眼光看,在作出重大决策的关头所接收到的信息往往是多方面的;而后世人们站在上帝视角来看,则当时的形势再清晰不过了,作出错误决策的人物就显得很愚蠢。
最典型的莫过于袁绍,因为他输掉了官渡之战,在历史上留下了“好谋无断”的标签,也因为多次拒绝谋士沮授的意见,留下刚愎自用的形象。
可是,当我们舍弃上帝视角,以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去解读袁绍,就会发现袁绍是东汉士族中最善于运用家族门生故吏势力的政治家、也是当时最成气候的军阀领袖。
这是一个军阀割据混战的年代。尤其是在从西北到中原地区的地带,就有着十余个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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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官渡之战时沮授的做法,显然是有待商榷的,他在最高决策者已经作出了决策之后,仍然不依不饶地唱反调、说泄气的话,必然有损士气和团结。这和沮授本人过于执拗的性格有关,也和袁绍集团尖锐的内部矛盾有关。
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曹操与袁绍之间有一番著名的对话:袁绍问曹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足下意以为何如?”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后世的评论家总认为曹操“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比袁绍的路线更高明,但如果我们抛开最终的成败,会发现袁绍的路线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可行性。事实也证明,袁绍建立的根据地,比曹操的要稳固得多。人才资源固然重要,但一个稳定、安全的大后方才是霸业的关键。
曹操和袁绍在官渡之战前进行了一番战略布局。双方对其他势力进行了说服、拉拢、联合。也对己方的驻防屯军进行了一番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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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操在这一点上的劣势,也显露无疑——处于四面受敌的尴尬境地。而官渡之战中曹操后方之所以没有出现大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性:宛城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向曹操投降;荆州集团内部出现张羡之乱,刘表无暇北顾;江东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接班后政权不稳;西北军阀和曹操也保持着较稳定的关系。
虽然官渡之战交锋阶段袁绍损兵折将,但是进入相持阶段后,袁绍向曹操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使曹操面临近臣刺杀、后院起火、侧翼受扰、粮道断绝的境地,所幸的是,曹操几乎都挺过来了,唯有后勤粮草问题使曹操陷入绝境。所以,乌巢劫粮成了他唯一的翻盘机会。
而袁绍集团内部的矛盾激化、关键时刻决策的延迟、用人的失误,以及袁绍缺乏孤注一掷的胆略,最终导致了这场关键战役的失败。
袁绍去世后,袁氏集团内部矛盾逐步激化。曹操与袁氏集团间继续进行了多年斗争后,最终完成了对北方的基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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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渡之战对于曹操是生死战,对于袁绍则未必。以袁绍集团的雄厚实力,完全有机会卷土重来。但袁绍过于性急,没有给予河北休养生息的机会,于次年仓促发起仓亭之战,结果再度败北。
此后,袁绍的过早逝世、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导致袁氏集团爆发内战,给了曹操可乘之机。即便如此,曹操又经过了5-6年的征战,才彻底平定了河北袁氏集团。
攻取冀州、青州也是曹操统一北方过程中的重要步骤。精锐骑兵部队“虎豹骑”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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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固然有失败的原因,但胜利者也并非每次都作出了正确决策。关键时刻的正确决策加运气成分,往往能决定最后的成败。
自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后,中国爆发了罕见的军阀混战。这场混战可谓千头万绪,直到195年左右,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割据局面。
小说《三国演义》在处理这段历史时,采取了以刘、关、张为主线、以曹操集团为辅线,个别章回安插孙策集团支线的方式,大幅度减省了叙事规模,也保证了故事的相对完整性。
董卓乱政之后,关东诸侯联合起来对其进行讨伐。但是这一行动反而在结果上强化了混乱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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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说,这样处理无疑是高明的,但如果史书也这样处理,则必然无法反映时代的全貌。
而这部《地图上的三国》,则全景式地展示了汉末三国的军事斗争过程,叙事规模十分宏大。比如在军阀割据混战初期,袁绍和曹操是同一阵营的,曹操依附于袁绍。而当时军阀的主要矛盾,是袁绍与袁术的对立。
曹操出身宦官集团,在政治声望上无法与作为士族领袖的袁氏兄弟相抗衡。而无论是出于私交情谊还是政治前途的考量,跟随袁绍都是更好的选择。袁曹合作的结束,是196年曹操捷足先登,迎奉汉献帝于许都。
汉献帝从长安一路逃亡。经过一年时间,最终随曹操迁都许县。成了没有实权的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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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天子的招牌,曹操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 各地前来投奔的士族络绎不绝,不必再仰赖袁氏的政治声望。而汉献帝给予曹操的高官厚禄,也引发了袁绍的不满。至此,军阀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袁曹对立成为主要矛盾。
《地图上的三国》一书,不仅叙事规模宏大,能够提纲挈领地反映时代的主要纷争,对许多割据势力的起家过程,也有着细致的描述。
书中对几个主要势力的发展过程都配以地图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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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袁绍并非是一开始就坐拥冀、青、幽、并四州的。冀州原本是袁氏的门生韩馥的地盘。袁绍采取了一系列计策,迫使韩馥让出冀州。后来,袁绍击败了黑山军的张燕,占据了并州的一部分;又通过界桥之战、易京之战灭掉了公孙瓒,占据了幽州大部。此外,袁绍的长子袁谭击败了孔融、田楷等势力,占据了青州的大部。
刘表割据荆州的故事同样很精彩。190年,原先的荆州刺史被孙坚杀害,董卓以朝廷的名义任命刘表继任。但当时荆州的局势很复杂,许多凭借宗族、乡里关系组织起来的私人武装集团割据一方,称为“宗贼”,而朝廷的任命只是一纸空文。由于宗贼与袁术的兵阻塞道路,前往治所的道路已经不通,刘表便以非凡的胆略单马进入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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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表意识到,要想控制荆州,必须与当地的蒯氏、蔡氏等豪强大族合作。于是,刘表请蒯越、蒯良、蔡瑁共同谋划诛除宗贼。其后,刘表派蒯越前往诱骗宗贼头目,被说服前来的有55个,刘表将他们全部斩杀,并收编了他们的部曲。此后,荆州的地方官听闻刘表的威名,大多解印绶而逃去,刘表得以在荆州创立基业。
所以,如果刘表真的只是徒有其表的“坐谈客”,不可能割据荆州18年之久,使荆州成为北方士族、豪强、人民的避难所。而他的错误主要在晚年立嗣失当。
书中以地图的方式展现了刘表一生中主要的活动轨迹和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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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是了解历史的重要工具,古来治史者向来重视“左图右史”,尤其是战争的重现与推演,非在地图上呈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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